“五四”时期的中国，是大变动中的中国，是人民反抗压迫，寻求光明与进步的中国。正是在这样一个承前启后的时代，诞生了弃医从文的鲁迅先生——这会现代中国最为伟大的文学家之一。他那带有强烈地域文化乡土气息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是解剖中国国民性的手术刀，是批判黑暗旧社会、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利器。
批判现实革命性地域文化乡土文学
鲁迅先生于1881年出生在了浙江绍兴城内东昌坊口的一个官僚地主家庭里，但他从13岁那年起，就由于家道中落，过早地结束了幸福的童年生活；作为长子的他也开始挑起了家庭的重担。而此时周围那些冷酷无情的势利眼却使鲁迅先生看清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正如他后来在《呐喊》自序里写道：“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但困顿的家境并没有使先生堕落，鲁迅先生从此开始的对周围人人格的深邃洞察以及在那时就开始养成的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硬骨头”精神最终都深深地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特色和风格。
在1898年，鲁迅先生进入了当时的“另类”学校——南京水师学堂（后进入南京陆师路矿学堂）学习。在洋务派创立的学校里，鲁迅先生摆脱了封建的束缚，接受了西方先进知识的教育，他除了学习一些自然科学知识外，还大量阅读了外国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大大开阔了眼界。期间先生阅读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使他明白物种有高低级之分，人生并不平等，世界也并不完美，这是个弱肉强食的社会，充满了激烈的竞争。
由于学习成绩优异，先生获得了官费东渡日本留学的机会。在日本的那场电影，改变了先生的专业，也改变了先生的命运。鲁迅先生从此弃医从文，将锋利的手术刀嵌进了犀利的笔杆之中。从此，他从一名挽救生命的医科生，转变成了一名挽救灵魂的魔术师。
生活在“五四”新时期的鲁迅先生，开拓了新视野，接受了来自西方的先进文化和思想的熏陶，一方面凭借时代机遇学习了西方文学家批判现实的写作手法，正如先生自己所说，他写小说“所依仗的全在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另一方面靠着骨子里“绍兴师爷”那种特有的血性，终于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道路，成为了一名文化战士。
《狂人日记》这篇讨伐传统封建专制文化的檄文首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接着，《呐喊》、《彷徨》……先生的创作一发而不可收。
这些文章都无不凝聚着鲁迅先生对封建专制主义“人吃人”本质的彻底揭露和对于中国国民性的深邃思考。
鲁迅先生创作的作品，其人物形象既有封建权贵，又有社会底层人物，也有知识分子，还有一些伪君子。对于旧中国各阶层的人物，他都做了深入的刻画描写。
《孔乙己》中的丁举人、《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祝福》中的鲁四老爷、《长明灯》中的郭老娃、《离婚》中的七大人等等，他们都是封建权贵的形象。他们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中有权有势，但对他人的命运却漠不关心，对社会的进步也没有丝毫的热情，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权势和地位，他们是自私、虚伪、冷酷的……
《孔乙己》里那恶意嘲弄孔乙己的短衫顾客，《药》中那观看残害革命烈士的街头群众，《阿Q正传》中那欺软怕硬、整天白日梦的阿Q，则是旧社会社会底层人物的代表，他们冷酷无情，麻木不仁，愚昧无知，充满奴性……
“狂人”诅咒人吃人的现象，希望人人都能成为“不吃人的人”，成为“真的人”，周围的人却把他当成疯子，必欲除之而后快；夏瑜为革命而牺牲，茶客们反而说他“疯了”，华老栓更是用他的血来治自己儿子的病；魏连殳关心中国社会，社会却来迫害他，到他不再关心中国社会时，周围的人却来巴结他；《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伤逝》中的子君和涓生，都是典型的具有革命精神的知识分子形象，他们都曾为社会、为自己，追求过、奋斗过，但在万恶的旧社会，经历的却都是悲剧的命运……
《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高老夫子则是一些假道学、伪君子，他们口口声声说是关心社会的道德，而实际上他们自己都是毫无道德心之人。
鲁迅先生的作品，就像一门激光大炮——“精确度高”、“穿透力强”、“杀伤力大”。他的作品，将矛头直接指向封建制度，反动政权……他从最平常入手，采用白描的手法，将人物刻画得入木三分，将事件记叙得清清楚楚，将感情表达的真真切切，将思想阐发得淋漓尽致。
1918年鲁迅先生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狂人日记》，凝聚了鲁迅从童年时起到那时为止的全部痛苦的人生体验和对于中华民族现代命运的全部痛苦思索。它通过“狂人”之口，把几千年的中国封建专制的历史痛斥为“吃人”的历史，向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发出了“从来如此，便对么?”的严厉质问，大声疾呼：“救救孩子!”可以说，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是讨伐传统封建专制文化的一篇檄文，是呼唤重建中国现代新文化的宣言书。它带着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中华民族的凄厉的声音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华民族重新崛起的意志和信念。
在《“友邦惊诧”论》中，鲁迅先生对南京政府欺世盗名、丑恶不堪的行径极为愤怒，他提笔撰文，词锋锐利，感情激愤，掷地有声。“三·一八”惨案后，鲁迅先生写下了《记念刘和珍君》、《可惨与可爱》、《空谈》等一系列文章，怒斥残酷杀戮爱国学生的暴虐执政府，将反动派的罪行公之于众。
鲁迅先生的文学作品，一方面具有不同凡响的反抗精神，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性，对民族国民有着深入的解读和思考的特色；另一方面，先生的作品也具有带有浓郁的地域文化和乡土气息的风格。
“风俗和方言是区域文化最明显最稳定的因素”。鲁迅先生的作品所表现出的地域文化和乡土气息，主要就表现在先生的文学作品中注重风情民俗的表现和方言土语的运用。在鲁迅先生的笔下，鲁镇、未庄、咸亨酒店……孔乙己、阿Q、祥林嫂……祝福、社戏、吃“药”……茴香豆、乌毡帽、银项圈……无一不是吴越文化、绍兴文化所特有的；阿Q对小尼姑说的“我要和你困觉”、《故乡》中“水生却松松爽爽同他一路出去了”、《风波》中“七斤嫂……装好一碗饭，搡在七斤面前道”……这些语言不是绍兴人一时半刻是不可能理解的。
鲁迅先生在年少时期所熏陶到的家乡文化作为他的一种基因，在混乱年代随他一同奔波在神州大地。先生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走出保守落后的农村涌入大城市奋斗的同时，他那扎根在他心底里的家乡文化的基因使他在精神上产生出深深的故乡情。他越是生活在新的聚散之地，越是能够带着早年的文化阅历反思故土文化，对家乡文化作出更为深刻的体会和更为理性的审视。
“浙西近水，浙东亲土”，鲁迅先生深受浙东地区土性艺术思维的影响，表达着不同于郁达夫、茅盾、朱自清等浙西作家忧郁、轻灵、浪漫的创作个性而呈现出刚韧、质朴、务实的艺术风格。在地域文化务实精神的影响下，鲁迅先生一方面以细腻的笔触真实地描写了浙东的乡风民俗，娴熟地展示了故土的人情风貌，精练地刻画了家乡的人物性格，准确地表达着作者的艺术思维,丰富着作品的地域色彩；另一方面先生又立足于开放精神，在现代文明的指引下，由此深挖开掘，对社会痼弊展开反思，并引发出了对整个国民性的思考。
鲁迅先生作为现代乡土文学的发起人，他并没有把创作视角仅仅停留在对一隅之地的风俗习惯的描绘和方言土语的使用上，而是把从民族心理、民族文化的角度把地域文化所表现出来的表层现象与国民性格的深层底蕴相结合，从中挖掘出隐秘的心理与意识的冲突，把对现实的白描转化成一种对人性的深邃思考。在对地域风俗的描写上，鲁迅先生受传统文人忧国忧民的思想、受西方批判现实主义思想的影响，着力揭露社会假、丑、恶的一面，从哲学的高度对乡土文化进行反思和批判。如民俗“祝福”在鲁迅笔下是富人地主家才能享受的特权；祥林嫂被“抢婚”是封建宗法制度对妇女意志的扼杀；短衣帮们站着喝酒是封建等级制度下对劳动人民的歧视；代表着封建迷信思想的“人血馒头”沾的是革命者的鲜血……在这里，鲁迅先生的理性批判精神促使他致力于国民性再造，他把对乡风民俗的描写，与启蒙的宗旨，深邃的思想，精粹圆熟的艺术融为了一体，构筑了一个对旧中国儿女充满“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复杂感情的艺术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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