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产业组织方面的问题

Question

一、解释企业理论：现代企业理论是如何阐述要挟问题（Hold up） 的？对于公司治理的启示？
二、阐述“烧钱”模型(Money Burning)，解释生活中某一案例。
三、阐述“Hotelling model”,用以解释生活中的两三个现象。

Answer 1

90年代后，经济和社会环境的背景性因素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产业组织理论和问题的研究。中国经济发生了深刻的转变，整个社会都孕育着巨大的结构变迁的前景。告别短缺经济，告别卖方市场后，过剩经济的出现和经济增长的减缓，中国经济的内在矛盾日益凸现。一方面，大多数地区还处于工业化过程的中期，少数发达地区却正在向信息社会转变，多重结构变迁交织在一起，地区不平衡矛盾从经济意义上使得某些地区正在脱离中国经济整体板块发展；另一方面，在传统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巨大的制度变迁工程的深入日益牵扯到国家、部门、企业和个人的利益关系，从正和博弈转向零和博弈，制度变迁的成本越来越大。

在这一背景下，那些原先在工业化初始条件下还起着推动作用的组织面临着许多尖锐的矛盾，突出表现过度竞争和竞争不足以及竞争和管制等问题。本文从两个角度梳理中国产业组织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首先讨论90年代中国市场竞争的主要特征，然后讨论90年代后中国产业组织的主要问题和争论，进而对中国目前主流产业组织理论状况进行一些认识，最后提出一些参考性的政策建议。

一、90年代后中国市场竞争的主要特征

90年代以来，中国产业组织和市场结构变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市场竞争的加剧。主要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1、企业的市场竞争手段多样化。价格大战、广告大战、服务竞争、品牌竞争，企业间商战硝烟弥漫。2、在激烈竞争中许多产业开始走向成熟。突出表现为质量趋于稳定、价格趋于下降、利润率趋于平均化、规模经济的作用增强、产品更新速度加快、有些产业的上市产品的技术和质量水平迅速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在市场竞争中，一些企业迅速成长壮大，成为实力强大的优胜者。3、企业间的兼并、破产、收购、重组，成为1997年以来的引人注目的现象，据不完全统计，1997年全国涉及兼并、破产的企业有2980家，其中大中型企业占70%，涉及资产总额达4155亿元。

市场竞争的加剧实质上是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加强。在这种条件下，大量讨论市场竞争中矛盾成为90年代以后中国产业组织问题的核心。

二、中国的产业组织理论的转变

传统的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存在两个根本性的问题：首先，研究程度过于抽象。对产业的分析仅仅限于农、轻、重产业的结构，主要的结论是农业是基础，依次轻重比例关系，要处理好农业和工业的比重，工业内部的比例关系（注：毛泽东：《论�蠊叵怠罚�睹�蠖�〖�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陈云：《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陈云文选》(1956-1985)，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但这一理论并没有对实践产生指导性的意义，从50年代到70年代，整个工业化过程呈现出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发展格局。其次，研究的视角过于狭窄。大多数的理论分析主要是紧跟时代潮流，为政府提建议。从根本上，缺乏研究的时期性和独立性。

80年代的以轻工业带动的“回归”性的工业化增长过程（注：石磊：《中国工业化结构转变的成因分析》1996，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迫使理论界开始对传统关于工业化理论的反思。在引入西方产业组织理论后，通过“学习、模仿和改造”，中国的产业组织理论逐渐改变了较单一的抽象理论分析方法。进入90年代后，出现了分析方法多样化和规范化、分析角度多元化和分析对象实证化等新的特点。严格地说中国缺乏自己的产业组织理论，大多数的分析思路是借鉴西方主流和非主流的理论框架，通过对中国产业组织现状分析，得出一些政策性建议。这些有影响的产业组织理论的流派包括：结构——行为——绩效的分析范式、芝加哥学派及新制度学派的影响。

结构——行为——绩效的分析方法。传统的产业组织方法scp最初的经验性的研究是由e·梅林(edward·s·mason,1939,1949)及j·贝恩(joe·s·bain,1951)等哈佛的同事设计和进行经验性证明。

scp模型第一次使用了由微观经济分析得出的推断来讨论产业组织。在scp中，产业的业绩取决于卖方和买方的行为，卖方和买方的行为取决于市场结构，结构反过来又取决于基本状况，如技术和产品需求。模型最具经验性分析的研究成果是提出了衡量市场结构的指标：市场集中率（包括大厂商集中度、赫芬达尔指数、勒纳指数等），为分析市场的竞争程度提供可度量的分析工具。scp分析方法80年代中期传入我国（注：早见于《产业组织与政策》（方甲，1985），该书对贝恩模型作了详细的介绍，另一本详细介绍性的译著是：k·克拉克森，r·克勒：《产业组织：理论、证据与公共政策》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我国学者也尝试运用scp的分析框架对中国的产业组织问题作了研究（注：马建堂：《结构与行为：中国的产业组织研究》1993，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scp对中国经济理论的影响是巨大的，主要表现为对市场化进程的分析多了一种可描述性的工具。许多学者运用市场集中率指标分析中国市场结构的变化，通过对市场结构的各种指标分析，提出很多有创意的见解，如对大、中、小企业合作进行分包制选择可能性分析等（注：王慧炯等：《产业组织和有效竞争——中国产业组织初步研究》1991，中国经济出版社。），为政府促进企业规模的发展和制定产业政策起到了重要作用。

芝加哥学派的影响。芝加哥学派的早期主要代表人物是斯蒂格勒。他通过对寡占市场的企业串谋行为研究，认为企业之间的价格同盟是很难维持的。市场存在一种自然“生存法则”，对企业行为进行收敛，政府制定的各种反托拉斯的管制政策只能导致整个社会福利的净损失增加及效率下降。芝加哥“以企业行为主义为中心”的观点强调了市场的作用（注：乔治·j·斯蒂格勒：《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1993上海三联书店：《斯蒂格勒论文集》商务出版社。），对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也产生很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关于政府的作用问题的讨论。中国正处于两种矛盾交织的环境中：工业化升级和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对于新兴工业化升级的重要经验是政府在经济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东亚奇迹，1998），但对于市场经济而言，市场化意味着以政府为中心的资源配置方式要转向以市场、企业为中心的资源配置。在这两个带有悖论的过程中，政府到底应该起什么作用，应该怎样起作用，我国学者大多从理论和实证认为产业政策在制定和执行过程中，行政干预和政府垄断性市场是对社会福利起到了负面作用等（注：有特色的分析：樊纲《灰市场理论的分析》《经济研究》1987：江小娟：《我国产业政策推行中的公共选择问题》经济研究1993年6期，《经济转轨时期的产业政策：中国经验的实证和前景展望》，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

新制度学派的影响。新制度学派由于其特殊的制度分析方法受到了许多中国经济学者的青睐，工业化过程本身便意味着巨大的结构变迁和深刻的制度转型，这种转型包括了人的意识形态、人们之间的信用关系、交易关系的形成。新制度分析的框架正好适应了这种环境，新制度学派对产业组织理论的贡献是企业理论重新发现和交易费用理论，其中交易费用概念的引入有利于理解企业的市场行为多样化过程。在中国制度变迁的思想实验中，主要讨论的核心是企业行为问题，包括传统体制下的企业问题（注：盛洪用较为规范的新制度范式解释了中国计划体制下的分工问题。（盛洪《分工与交易》，1992）。），在转轨过程中的短期化行为、内部人控制的公司治理结构（注：关于转轨过程中企业行为问题的讨论多如牛毛，经典的分析详见《经济研究》(1985-1999)各期。）、企业组织对市场化形成的作用（注：周振华作了概述，《体制性增长：中国的经验》，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等。新制度学派认为在企业行为中存在两种制度性的约束关系，市场约束和企业内部约束。但企业由于其代理人的机会主义，仍然会偏离委托人的行为，必须建立一套较完整的治理框架对企业行为进行收敛。如何建立约束，从何处切入成为讨论的焦点（注：关于国有企业问题的争论主要包括林毅夫和张维迎的关于产权和市场的争论（《改革》1997、1《经济研究》1996年12期，及经济学消息报1996年）、张维迎和崔之元关于企业理论的争论（《经济研究》1997-1998）。）。

总之，多样化的分析方法和规范化的分析手段及多元化的分析视角给中国产业组织的研究带来许多新鲜的东西。尽管这些东西有些是色彩斑斓，但能促使人们加深对市场化过程和工业化过程进行有益的思考，加深人们对这一进程的认识。无论是市场经济还是工业化过程都是利益摩擦的过程，如何协调各阶层的利益关系，如何有效地改善市场环境，多样化的分析方法和多元化的视角有力地促使了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的观念上的改变，如1998年对纺织业的扶助政策，便充分考虑了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对改变纺织业长期亏损局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Answer 2

简要的回答一下你

要挟(hold up)，一般是指交易中的一方为了榨取另一方投资于专用性资本的准租金而在签约后实施的对另一方不利的“机会主义”行为。由于专用性资本的不可转移性，这显然会导致被要挟者或专用性资产的投资者蒙受损失。就雇佣关系来说，要挟则表现为雇主或雇员中的某一方机会主义地榨取另一方的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行为，它将给投资方带来外部负经济效应，使得本来在合作条件下有利的投资无法实施。

烧钱指的是乱投资，如20世纪初的.com公司纷纷上马，后倒闭的案例。

关于霍特林模型，这里有一个作者写了点东西

我们学经济学的家伙们在上微观课的时候都会学到如果两个卖冰激凌的在同一个沙滩上决定摆摊的地方，只要假设买主是均匀分布的，并且他们在哪家买只看距离的远近，那么两个冰激凌摊子最后都会摆到沙滩的正中央，尽管这样的效率并不是社会最好的。而把这个结论推广到政治选举当中，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多西方国家当政的都是中间派力量。

但当我真的站在沙滩边的时候，就发现其实现实生活中的故事可能没那么直接：因为大家买冰激凌的决策诚然都是由距离远近决定的，但是如果沙滩太大，一个消费者只能看到很短的一段距离，那么把摊子摆在沙滩中间可能就不是个好主意（这时候摆在边上反而可能以更大的概率“独占”靠边一段的顾客，但摆在中间反而必须忍受与很多周围的摊子分享）。而且正如模型自己也常常注明不考虑顾客因为距离太远而放弃了对冰激凌的需求，这对应到现实中，也恰恰有很多国家大量的弃权选民为证！

所以从一个真实沙滩对一个理想模型的启示来看，霍特林模型对于现实的“解释”可能尚停留在纸上谈兵的阶段，因为考虑到大量的选民可能因政党对自己不合口味政策的趋同而干脆放弃，西方很多国家允许联合征服的模式可能让新政党最优的崛起路径就是在激进问题上“分票”再与在位政党联合，特别是有很多国家本来就有超过三个势均力敌的政党（模型本身对这个情况处理的答案也是没有均衡解），那么要用如此简单的模型进行直觉的解释难免让人误以为现实很简单。在另一个方面，大量放弃投票的选民存在本身也启示我们思考设计更好的竞选和投票机制的可能，比如能否让执政党的利益与参选百分比挂钩促使其更多考虑原先“不相关人士”的利益，以及能否让选民的选项增加到“赞成”，“支持”“反对”或干脆让选民决定自己希望当选的执政联盟组合（即选民可直接投假想竞选联盟的票，防止政党间因为票数而非政治观点达成不合意的执政同盟），这些都是可以考虑的问题。

参考资料：http://baotemujin.spaces.live.com/blog/cns!47ca369074d528f5!1146.e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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