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资本主义？
——重新认识中国历史之三
三、什么是资本主义？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定义资本主义。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有两种理解。一种定义是从生产技术的角度定义的。手工磨产生封建主为首的社会，机器磨产生以资本家为首的社会。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完全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在此之前，只有地主、领主、奴隶主，没有资本家。但是，远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前，16世纪后半叶的尼德兰革命，17世纪中叶的英国革命，以及工业革命刚刚发生、还远没有影响到法国经济时，1789年的法国革命，又都被马克思认为是资产阶级革命，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马克思还有另一种定义，即从社会的基本生产关系来定义资本主义的。大体来说，如果一个社会的基本生产单位的生产关系是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则该社会是奴隶社会；是领主与农奴制的关系，则是封建社会；如果是资本家与自由雇工的关系，则是资本主义社会。更进一步，如果一个社会的主要劳动者的身份是奴隶，则是奴隶社会；是农奴，则是封建社会；是自由雇工，则是资本主义社会。正是按这个定义，尼德兰革命、英国革命、法国革命才被看成是资产阶级发动并受益的资产阶级革命。
仍然按此定义，则中国古代社会各王朝前期，农民从国家分得土地，既可理解为农民直接受雇于国家；亦可理解为农民都拥有私有土地，是自我雇用，只需要向国家交税，不受地主、领主或奴隶主剥削。但这两种理解都无法纳入上述三种社会形态，倒是接近新中国土地改革后的社会。到了王朝后期，自耕农大量失地，流入城市或进入大庄园，成为大资本家或大庄园主的自由雇工，则社会性质当可归入资本主义社会。仔细辨认尼德兰、英国、法国的资产阶级，人们很快会发现，他们是一些商人、工场主、船东、银行家、庶族地主、自耕农。在中国唐、元、明各朝中后期，汉、宋、清各朝全期，同样的社会阶级蓬勃发展，茁壮成长，实力之雄厚，远非欧洲各国可比，为什么不能叫资产阶级？
人们会说，中国古代社会的资产阶级不掌握国家政权，受到重农抑商政策的调节，因此中国古代有资产阶级，却不是资本主义。换言之，资本主义是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机器的社会。然而，按此定义，德国社会民主党、英国工党、法国社会民主党以及北欧各社会民主类型的政党曾经长期执政的欧洲各国，资产阶级也受到种种重农抑商政策措施的调节，如高额累进所得税、加速折旧、强大工会、高工资、高福利、高社会保障等，就将被排除在资本主义之外。事实上，这些国家也往往自认是社会主义，或者回避主义，自称是福利国家。但是，在所有这些国家中，基本生产单位仍然是企业，基本生产关系仍然是资本家和自由雇工。因此，这些国家仍然属于马克思定义下的资本主义。既然如此，为什么中国古代社会就不是资本主义社会？
有人可能会说，中国古代社会的资本家一旦赚了钱，就购土地、置房产、买爵位、奢侈消费，而不象西方的资本家用于扩大再生产，因此，中国的资本家具有封建性。但是，仔细阅读西方企业史会发现，除美国以外，欧洲的资本家，无论是英国、德国、还是法国，赚来的钱同样会购土地、置房产、买爵位、奢侈消费。理由很简单。随着利润不断投入生产，市场空间越来越狭窄，风险越来越大，而房产、土地则是垄断性产业，风险较小，购买爵位则相当于是买政治保险。在生活方式上，美国和欧洲的资本家一样，都羡慕贵族的生活方式，住宅和别墅的风格都刻意模仿欧洲贵族，甚至地名、街名、人名都常常用欧洲贵族来命名。无论是现代西方还是古代中国，只要资本积累规模增加，因地理、产品、技术、规模等各种因素而导致的垄断程度就会提高，与各级政权勾结的程度就会加深。随着垄断利润滚滚而来，企业在竞争性阶段的节俭就变得毫无必要。事实上，意大利文艺复兴正是威尼斯商人讲排场、比阔气、高消费的产物。西方各大企业家族或企业王朝，例如，福特家族，洛克菲勒家族，梅隆家族，杜邦家族，罗思柴尔德家族，蒂森家族，等等，哪一个家族没有成群结队的私人飞机、游艇、庄园、高档轿车？既然现代西方和古代中国的资本家无论在资本积累和消费方式上都没有什么根本区别，为什么欧美的资本家不具有封建性？
更加不公平的是，中国的资本家群体被称为“帮”，什么山西商帮，安徽商帮。“帮”暗示着黑社会。而执行着同样社会功能的欧洲资本家群体，尽管在经营规模和资产上都比中国小得多，却被称为资本集团——暗示着文明和进步。如果说中国资本家群体会有官商勾结的倾向的话，所以叫“帮”；那么当代美国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波音公司、通用汽车公司与美国国防部勾结，美国大石油公司与白宫勾结，更进一步，美国的大企业通过政治捐款系统地与政府勾结，是不是也有官商勾结倾向，也应该叫“帮”？如果说推动技术进步，促进商品流通，方便资金筹集和融通，是资本集团的功能，那么中国的资本集团同样具备上述象征着文明和进步的功能。
由此可见，只要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只要该社会一部分人拥有生产资料，另一部分人一无所有，只有劳动力，则该社会就应该是资本主义社会。在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新王朝建立之初，基本上都有一次土地改革，或者平分，或者承包，使每个家庭都拥有一份土地。这时，有市场经济，但缺乏大规模的失地农民，也许可以叫做小资产阶级社会，甚至可以叫社会主义社会。大体上，经过30、50年后，由于水旱灾害、生老病死等各种变故，贫穷的农民只好出卖土地，或流入城市打工，或流入大农场，成为大地主的雇工，社会分化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社会性质就应该是资本主义社会。
再回到重农抑商的命题上来。如果上述叙述成立，则可以看出，在王朝初期，重农抑商政策的确将放慢资本主义社会的到来的步伐，但是，由于市场经济的两极分化倾向极其强烈，资本主义社会还是要顽强地到来。从各王朝中期起，以大地主、大商人和大官僚为主体的资产阶级成为社会的主导经济力量，这种力量最终将摆脱政府的调节，将政府权力市场化、资本化，使社会崩溃。
也就是说，恰恰是市场经济的两极分化机制，导致了资产阶级财富的积聚和无产阶级人数的壮大。与此同时，权力体系也日益失去制约，权力集中到少数谋求短期私利的权臣、宦官或外戚手中。资本的积聚与权力的积聚相互推波助澜，社会财富完全集中到一小撮人手中，社会必然崩溃。
四、 资产阶级可以与任何政治制度结盟
熟悉马克思主义的人可能会想，资本主义经济应该要求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即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管理委员会的政治。为什么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可以与王朝政治相联系？
事实上，资产阶级是一个非常务实的阶级。他们当然希望自己能够掌握政权，但是，如果别的政权一样允许他们积累资本，发财致富，为什么一定要自己掌权呢？其次，如果政权掌握不好，或者政权的运作成本过高，或者在各阶级之间达不成政治妥协，反而会引火烧身。第三，无论谁掌权，都需要避免社会两极分化，都需要使最下层的群众能够勉强生存下去，使其反抗的机会成本高。这就需要支付税收，而且肯定是越富有，掏钱得越多。第四，如果不掌权，一旦社会发生动荡，还可以用脚投票，逃离或隐藏，掌了权反而跑不了。所以，资产阶级愿意与任何允许他们积累资本的政权合作。如果这个政权采取放任自由政策，招商引资，亲商亲资，那当然最好；如果这个政权重农抑商，节制资本，也可以接受。反正节制资本的种种政策是由官员来执行的，资本家有的是办法腐蚀、拉拢官员，使节制政策失效。第五，在多数人普遍自利的情况下，任何政府，哪怕是敌视资本家的工人政府，都不得不允许市场经济在一定范围内的存在，从而允许资产阶级的存在，那么为什么一定要费劲心机掌握政权？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所以世界各地的资产阶级既可以接受专制政府，例如新加坡、香港、台湾、南朝鲜，也可以接受社会民主党政府，例如欧洲，还可以接受王朝政府，例如中国古代。英国女皇、日本天皇可以受到本国资产阶级的顶礼膜拜。资产阶级甚至可以接受部落酋长的领导，例如在沙特、阿联酋。
还是由于这些原因，资产阶级才是真正无祖国的阶级。18世纪，荷兰的资本家把资金投到英国，使英国发生第一次工业革命，但荷兰本国经济却衰落了。19世纪，英国的资本家又把他们丰厚的垄断利润投向美国，使美国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领导者，形成强大的钢铁、化学、汽车工业，而英国却成为二流工业国，不但落后于美国，甚至落后于德国和日本。
事实上，纯粹追求本阶级短期利益最大化的资产阶级还不一定会掌权。例如，里根、撒切尔的新自由主义革命以后，美、英两国的社会矛盾急剧激化，最后不得不让位于代表本国中小资产阶级及部分工人的克林顿和布莱尔。又例如，南美的资产阶级长期掌握政权，但满足于开发南美资源，交换欧洲和北美的工业品。结果，南美各国长期依附于欧洲和北美，社会高度两极分化，军事政变不断，资本外逃严重，社会失去希望。
因此，中国古代的资产阶级接受王朝政治的调节，在王朝政治下发展，并腐蚀王朝政治，最后与王朝政治一同被周期性地消灭，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五、 农民起义与无产阶级革命
如果中国古代社会各王朝后期是资本主义社会，那么顺理成章地，中国古代的农民革命就成了无产阶级革命。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有两种定义，同样，对无产阶级也有两种定义。从生产关系看，没有生产资料只有劳动力的，即属于无产阶级。更进一步，失业者是劳动力的后备军，因此也是无产阶级。按照此定义，则古代中国的佃农、雇农和失去土地流入城市的所谓流民（即失业者），都属于无产阶级。所以，中国古代的农民革命即无产阶级革命。
另一个定义是从生产力方面看的。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只能产生于现代工业。相应地，也只有在现代工业条件下，才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分。资产阶级无法支配现代生产力，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之间的冲突日益激烈。只有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才能支配现代生产力，生产资料公有化才能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所以，无产阶级革命代表着新的生产力突破旧的生产关系的束缚，是历史进步的必然趋势。顺此逻辑，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认为，古代中国的农民革命代表着旧的生产力，是旧生产关系的自我调整，只能完成王朝更替、历史循环。
这两种定义对革命的动力、时机、方式、结果都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按照前一种定义，革命的动力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当阶级分化达到极点时，该社会就将爆发革命。革命的方式是形成革命组织，团结一切革命力量，推翻反革命政权。革命的结果则取决于领导集团的思想。当领导集团是陈胜、吴广时，革命将只能完成王朝更替。当领导集团是毛泽东式的理想主义者时，革命政权就可能成为人民政权，就有可能使社会财富分配倾向于劳动者，并且使劳动者联合起来，兴修水利，建设工厂（如果有现代工业），改进技术，还有可能使旧社会遗留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价值观得到重大改变。但是，当然，如果领导集团中毛泽东少，而陈胜、吴广多，则经过一段时间后，社会仍将恢复王朝时代。
按照后一种定义，革命的动力来自生产力的发展。当生产力还可以发展时，哪怕剥削、压迫多么深重，都不可能产生革命，也不应该革命——因为会破坏生产力的发展。因此，革命的时机是旧生产关系容纳不下新生产力的发展。革命的方式是无产阶级的自发运动，夺取工厂、政权，不需要结构分明的革命组织，也不需要长期的革命斗争，甚至不需要斗争策略。革命的结果则是无产阶级对内民主、对敌专政，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计划经济，社会财富的极大涌流，共产主义的实现。
一个多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表明，从生产力出发的革命定义有极大的问题。首先，它削弱了革命的人道性、正义性，把自由、平等、人权的话语权拱手让给了资产阶级；并且，赋予生产力发展以过高的地位，埋下了修正主义的种子。其次，它剥夺了革命的主动性和自发性。既然生产关系是否能够容纳生产力发展是判断革命的时机的关键，广大受剥削压迫深重的无产者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该革命，什么时候该忍受。谁来判断这个时机呢？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他们围绕着一系列问题展开无休无止的辩论，例如什么是生产关系，什么是生产力，什么时候两者冲突到不可调和，俄国是不是资本主义，中国是不是资本主义，该是先帮助资产阶级推翻封建统治，等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壮大以后再革命（即二次革命论），还是直接动员农民推翻封建统治搞社会主义。革命历史表明，无论在德国、俄国、中国、还是北朝鲜，这种辩论客观上不是使革命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推动历史进程，而是成为百无一用的空谈家，成为吸纳社会反抗能量的黑洞。在革命成功后，这种空谈家也并不能够帮助改造旧世界、建设新社会，而是以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强调生产力的发展，忽视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改造的重要性和艰巨性，掩盖新的阶级分化倾向，从而帮助资本主义复辟。第三，它使革命者忽视资产阶级的内部矛盾和无产阶级的内部矛盾，既不注意对资产阶级的分化瓦解，不注重形成统一战线；也不注意无产阶级自身的分化可能，不注意价值观改造。它想像了一场自发的、无组织的、无领导的革命，把资产阶级的危机直接当成了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到来。这既无助于革命成功，更不会注意到革命成功后社会重新阶级化的可能。第四，正是由于忽视价值观转变的复杂性，无产阶级专政、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就可能转化为官僚专政、权力私有制和权力斗争的温床，从而使社会化大生产的潜力被极大抑制。
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失败后，强调生产力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是因为没有遵循马克思揭示的历史规律，在落后的、封建的农业社会的基础上搞了社会主义革命，是革命的早产儿，因此注定要失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失败。按照他们的逻辑，只有工业资本主义发达的美国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革命才是能够持续的。或者说，只有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后，发生全球规模的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才是成熟的、够格的、可以持续的。如果他们的逻辑成立，则革命就将变得遥遥无期，世界各国深受压迫和剥削的人民就只能逆来顺受了。即使如此，革命是否需要领导，资产阶级是否会自动交出统治权，革命后的政权是否会变质，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可见，从生产力出发的无产阶级定义既不符合历史、也不符合逻辑，更不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需要。
问题的关键在于，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制度，与具体的生产技术或生产力没有关系。不但可以有工业资本主义，还可以有农业资本主义；不但可以有工业无产阶级，还有可以农业无产阶级。相应地，如果资本主义有一天能够消失，它绝不会是生产力发展的自动产物，而是尖锐、复杂、长期的、有组织的阶级斗争的产物，是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战胜旧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产物。
因此，古代中国农民起义的失败，并非是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而是旧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在牢固地统治着人们的思想。相应地，如果旧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不变，哪怕发生在最先进的工业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哪怕全球同时发生无产阶级革命，也只能是改朝换代、历史循环。
六、 封建社会之说从何而来？
如果说，中国古代在经济上是市场经济，在各王朝的中后期甚至是大资产阶级群体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那么中国二千多年封建社会一说从何而来？
封建者，“封国土，建诸侯”也。西周是典型的封建社会。每一个受封的诸侯在自己的领地上有完整的立法、司法和行政权，有自己的军队和臣僚，还有可世袭领地。有的诸侯统治有方，开疆拓土，贸易有无，人丁兴旺，逐渐成为一方霸主；有的诸侯内廷分裂动荡，外廷争权夺利，公卿势力坐大，统治无能，逐渐依附、衰落，成为蚕食、鲸吞和瓜分的对象。如此数百年后，西周王室逐渐丧失中央权威，中原大地诸侯争霸，进入春秋战国时代。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废封建、置郡县，统一货币、度量衡、交通、文字等，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百代都行秦政制”，“封土建国”的时代从此就一去不复返了。
如果说什么是真正的历史趋势、历史规律的话，从孤立、分散到联系密切，从小国寡民到大国众民，从承包制到直线职能制，从邦联到联邦，从弱联邦到强联邦，从封土建国到中央集权，一句话，从混沌到有序，倒是一个真正的、适用于古今中外各类组织的共同历史趋势。欧洲各国内部的废封建、置郡县过程大约完成于18世纪和19世纪，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和管仲改革。内部整合一经完成，便为对外征战称霸奠定了基础：先是拿破仑横扫欧洲大陆，接着是俾斯麦德国征服法国，时隔不久，又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这相当于中国的战国时期。二战结束后，欧洲各国开始合纵进程，先是煤钢共同体，后是欧共体，再是欧盟，直到目前出现欧洲宪法框架，统一欧洲货币。美国则想方设法破坏欧洲的一体化进程，用英国牵制法、德，用新出现的东欧诸国牵制西欧大国，让法、德两国相互猜疑，令人想起秦国对山东六国的连横战略。
可见，把秦以后的中国当成是18世纪以前欧洲那样的封建社会，恐怕是很难有解释力的。对此，中外历史学家多数还是有共识的。那么，为什么还把封建社会的帽子扣到中央集权制的中国古代社会头上呢？
有一种典型的说法认为，中国古代社会存在超经济强制，因此是封建社会。然而，什么是超经济强制呢？其实，任何社会只要存在政府，就需要征税，就存在超经济强制。如果由于中国古代社会存在超经济强制而是封建社会，那么当代美国、欧洲各国、日本都是封建社会。
为什么会把超经济强制的存在认作是封建社会的标志呢？这是不是意味着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不存在超经济强制呢？一个不存在超经济强制的资本主义社会只能是连亚当·斯密都不敢想象的没有政府的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社会。也就是说，把存在超经济强制的社会当成是封建社会，实际上是透过亚当·斯密型的有色眼镜才能得出的结论。这实际上意味着，我们长期以来的历史观居然是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理论的历史观，是商人的历史观，是新自由主义的历史观。对此，我有着颇为痛切的感受。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批判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危害，但是，出了经济学界，应者寥寥。在历史学界、政治学界、社会学界、哲学界乃至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普遍流行着这种新自由主义的历史观。面对着日益加深的剥削和压迫，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学界普遍以为，这是中国摆脱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代价，是历史进步的代价。这种态度固然与学界被廉价收买有关，但不能不说，也与新自由主义历史观的长期熏陶有关。
封建说的另一个更加重要的来源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每一个社会都要经历从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社会各个阶段。中国历史在这一序列的哪个位置呢？是共产主义吗？显然不是。是资本主义吗？没有工业革命，没有机器磨，怎么能是资本主义？是此前的奴隶社会吗？中国农民有人身自由，有拥有和买卖财产的自由。所以。也不是奴隶社会。排来排去，只有封建社会的帽子勉强可用。然而，即使马克思主义者也都注意到，秦汉以后的中国社会有市场经济，也有资产阶级。怎样使封建社会的判断与这些事实相容呢？于是，出现了所谓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说。按照这种理论，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断萌芽，又反复随着王朝更替而中断发育。看，中央集权的专制政治扼杀了资本主义的发育，阻碍了工业革命在中国的出现，阻碍了中国的强大，罪莫大焉！
然而，这种学说不仅在回避了封建政治与中央集权政治的差别，而且不能解释各王朝后期大地主、大商人富可敌国的事实，不能解释大地主、大商人对政治的腐蚀能力和控制能力都十分强大的事实，恐怕是削中国历史之足而适欧洲历史之履的学说。
真正的历史恐怕是，从西周到春秋，从春秋到战国，从战国到秦帝国，中国在2000多年以前已经在相当程度预演了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相应地，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百家争鸣也预演了近代东西方的学说纷争。
当然，新自由主义历史观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阶段论内在还有着密切关联。
参考资料：http://www.31896.net/html/2005-12-29/1953193028.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