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后期，世界上各种力量经过“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逐渐形成了新的战略态势。美国由于深陷越战泥潭，实力受损，在与苏联争霸的斗争中开始处于守势；而苏联则在国际事务中越来越奉行霸权主义的政策，并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气势，从而对中国构成了更大的威胁。此外，日本、西欧经济地位日益上升，第三世界逐渐兴起，中国的潜力开始为国际社会所瞩目。这种国际关系的巨大变革，为中国摆脱当时所面临的不利局面，改善日渐严峻的外部环境提供了历史契机。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审时度势，抓住时机，开始了中国外交的又一次的战略调整，进而打开了中国对外关系的新局面。
促使中国最高决策层开始改变对美政策方针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点：�
(一)与两个超级大国同时对抗难以为继。�
再加上“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中国同许多国家出现外交纠纷，这就使中国所面临的危险更加严重。中国领导人开始意识到，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同时对抗既不明智，也难以为继，因此必须调整政策。在60年到后期，中国领导人越来越重视对国际形势的观察与研究。他们注意到，世界上各种力量经过“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逐渐形成了新的战略格局。由于日本、西欧、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上升，再加上第三世界的兴起，世界开始呈现多极化的苗头。这种国际关系的巨大变革，为中国最高决策层着手缓和中美关系提供了历史契机。�
(二)美国的战略收缩减轻了对中国的压力�
由于深陷越战泥潭，美国感到力不从心，准备收缩过度伸展的力量，减少在亚洲和其他地区承担的“义务”，与此同时，美国多年以来奉行的对华封锁、围堵政策也开始出现松动的迹象。尼克松曾提出，解决越南战争“问题的关键不在河内，而在北京和莫斯科。”值得注意的是，尼克松在准备解决越南战争这一难题时，把北京的位置摆在了莫斯科之前。美国政府开始认识到，中国“是一个现实”，不能熟视无睹。另外，在同苏联的角逐中，美国也感到中国是一个可借重的“资本”。�
(三)中苏冲突加剧，苏联取代美国成为中国的头号敌人。�
面对苏联的军事压力，毛泽东开始考虑防范苏联铤而走险，对华发动战争的问题。毛泽东先后在会见外国客人时多次提出：“赫鲁晓夫会不会打我们?”“派兵占领新疆、黑龙江……甚至内蒙古”，“有可能没有可能?”毛泽东认为，对此“我们要准备”。�
面临苏联侵捷：中苏珍宝岛冲突等事件发生后中苏边境线上火药味越来越浓的形势，中国最高决策层对来自苏联现实威胁的估计也越来越严重。1969年4月28日，毛泽东提出：“我们要准备打仗。”�
值得指出的是，当时中国决策层对于苏联发动战争的可能性的估计显然偏高，因此做出了一些过度的反应，但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的事实和到处扩张的势头，不能不从一个侧面推动中美之间的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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