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驼祥子》是作家老舍的代表作之一，主要是以北平（今北京）一位人力车夫祥子的行踪为线索贯穿全文，以二十年代中期的北京市民生活为背景，以洋车夫祥子的坎坷、悲惨的生活遭遇为主要情节，深刻揭露了旧中国的黑暗，控诉了统治阶级对劳动者的剥削、压迫，表达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向人们展示军阀混战、黑暗统治下的北京底层贫苦市民生活于痛苦深渊中的图景。
文学赏析
作品主题
主要讲述的是老北京人力车夫的辛酸故事。本文痛斥了压迫人民的无德之人，揭露了黑暗的旧社会对淳朴善良的劳动者所进行的剥削、压迫，控诉了旧社会活生生把人“变”成鬼的罪恶，表达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批判了自私狭隘的个人主义，也揭示个人奋斗不是劳动人民摆脱贫困改变境遇的方式的主题。更体现了人是随环境变换而改变的动物，可谓是最不堪一击的。人性的丑恶在此暴露无遗。老舍无情地批判了这个社会－－它不让好人有出路。
社会意义
祥子的悲剧是一个社会悲剧，他的“做一个独立的劳动者”善良愿望的最终破灭，带有历史的必然性。军阀的乱兵、反动政府的侦探、车行老板的强取豪夺，是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过程中的产物，而生存权利的最终被剥夺，则是下层劳动者无法逃避的历史命运。
祥子的悲剧又是一个精神悲剧，小说立意要由车夫的内心状态观察到地狱究竟是什么样子，从城市下层劳动者的性格与精神弱点中去探索其悲剧命运的内在原因。首先，祥子的生活理想及其为实现这一理想的行为方式，带有深刻的个体劳动者的思想印记。他对个人的力量、年龄及勤劳忍苦品质的自信，使他无法凭借个人的奋斗与强大的社会黑暗势力抗衡这一生活真理。只能成为“个人主义的末路鬼”。其次，祥子的悲剧性格，善良诚实与现实的压迫，使他无法摆脱与虎妞的婚姻锁链，他的软弱无力决定了他“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祥子的悲剧被深深地植于市民文化的土壤中，他的带着小生产者印痕的人生理想，他不敢正视现实的盲目自信，在一切努力都失败后，他向命运屈服乃至苟且堕落。从深处看，恰恰源于他身上具有的文化根性。祥子虽然从农村走入都市，但生产和生活方式、人生准则及价值观念，依然同传统的农业文化根连枝接，最初表现在他身上的传统美德，如善良、勤劳、侠义、朴实等，以及狭隘、自私、愚昧等负面因素，都是传统农业文化的产物。从最初不敢正视现实的盲目自信，到一切努力都失败以后，又向命运屈服，正是传统文化性格中负面因素不断扩大、恶化的结果。
祥子的悲剧还打上了半殖民地畸形发展的都市现代文明的烙印。这种畸形发展的现代都市文化中的“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伴随祥子的人生历程，也在不断地腐蚀着祥子的灵魂。
老舍通过祥子悲剧的描写，完成着他的双重文化批判：既有现代理性审视传统文化，又从传统文化的正面价值立场出发，批判都市现代文化的弊端。这样，祥子的悲剧性的刻画便被纳入了老舍小说整体的文化批判视野。
语言风格
《骆驼祥子》具有极具特色的语言风格。在小说中老舍融化了狄更斯、契诃夫、莫泊桑、欧·亨利等小说语言的幽默、洗练、优雅，形成了他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独具文化热色的语言，而这种语言并没有随之而欧化，反而透露出民族文化的智慧和外观。[5] 老舍采用经他加工提炼了的北京口语，生动鲜明地描绘北京的自然景观和社会风情，正确生动传神地刻画北平下层社会民众的言谈心理，简洁朴实，自然明快。文字极平易，澄清如无波的湖水又添上些亲切，新鲜，恰当，活泼的味儿。
据黄杰俊等《利用微型电子计算机对〈骆驼祥子〉进行语言自动处理》一文，利用计算机统计，《骆驼祥子》全作近11万字，只用了2400多个汉字，出现频率较高的都是常用字。同时小说还善于有选择地使用北京口语，增加语言的地方风味。在这里，不仅冷僻字眼一个也没有，就连常用的“时”，老舍也会写成“时候”或者“那阵子”，从而辟除文绉绉的，不合普通话的口语习惯。比如写祥子身体的“挺脱”、“硬捧”，写刘四是个“放屁崩坑儿的人”，祥子穷途末路，病体炎炎地为人家作丧事时，“在马路边缓缓的蹭”，曹先生家的女佣称赞祥子是“老实巴交”，都是取自北平人的唇舌，又符合人物的身份、个性和教养。虎妞引诱祥子时的一番话，更是闻其声如见其人，使虎妞这个老处女，这个车厂女儿的泼辣、粗俗而又工于心计的性格跃然纸上。除人物语言之外作品的叙述语言也多用精确流畅的北京口语，既不夹杂文言词汇，也不采用欧化句法，长短句的精心配置与灵活调度，使得语言充满音乐感。
作品在情节交代和人物介绍时，笔墨俭省，表现力强。在写到刘四这个流氓无赖的经历时和性格时，小说里叙述道：“年轻的时候他当过库兵，设过赌场，买卖过人口，放过阎王债，”“在前清的时候，打过群架，抢过良家妇女，跪过铁索”，以结构相似而长短不一的句式，每句话里都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又都极为平易俗白，不假雕饰，为人物勾画出一副精彩的画像。客观叙述与主观剖白的水乳交融，使《骆驼祥子》在平静的外界景物衬托下写活了人物的内心活动、心理波澜.
5社会影响
《骆驼祥子》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位置。五四以后的新文学，多以描写知识分子与农民生活见长，而很少有描写城市贫民的作品。老舍的出现，则打破了这种局面，他以一批城市贫民生活题材的作品，特别是长篇《骆驼祥子》，拓展了新文学的表现范围，为新文学的发展提供了特殊的贡献。
恰如老舍自己所说：“好比谭叫天唱的《定军山》，《骆驼祥子》是我的重头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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