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6-10-30
计划经济相对于市场经济，又称指令型经济，是对生产、资源分配以及产品消费事先进行计划的经济体制。是指一种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新型科学的社会经济体系。
计划经济，顾名思义就是有规划、计划地发展经济。从而避免了市场经济发展的盲目性、不确定性等问题，给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的危害。如：重复建设、企业恶性竞争、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地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产生社会经济危机等问题。由于几乎所有计划经济体制都依赖于指令性计划，因此计划经济也被称为指令性经济。解决三个基本经济问题的是政府，所谓的三个经济问题是指：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和为谁生产。而其中大部份的资源是由政府所拥有的，并且由政府所指令而分配资源的，不受市场影响。其余的三种经济体系是市场经济体系、传统经济体系和混合经济体系。
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这种观点的逻辑推理是：社会化大生产把国民经济各部门连结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因而客观上要求它们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
第一阶段是自给经济，也称自然经济、部落经济。这种经济模式主要生产“产品”，追求目标是“自给自足”。 人类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经济基础，即一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范畴之一。马克思创立了社会经济形态学说，第一次把社会学置于科学的基础之上。社会经济形态范畴的建立，揭示了同一发展阶段的各种社会现象的重复性和常规性，展现出历史发展过程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它使人们从各个国家和民族的纷繁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中，发现社会发展的规律性，揭示从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过渡的规律性，从而使人们有可能科学地预见各个国家的发展趋势，使人们的认识从偶然和混乱中摆脱出来，用自然科学那样精确的眼光来具体考察处于一定历史阶段上的社会，把人类历史看作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马克思依据这一思想，阐明了人类历史依次更替的五种社会经济形态：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它们由于不同的生产关系而相互区别开来，是各有其独特的特征的社会形态。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学说，是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钥匙，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说的理论基石。如果高度概括世界经济发展轨迹，迄今为止可以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给经济，也称自然经济、部落经济。这种经济模式主要生产“产品”，追求目标是“自给自足”。 随着生产力和分工的发展，经济达到第二阶段，即商品经济，主要生产和交易“商品”，追求目标是“利润”。 第三阶段是资本经济，主要交易“生产性资产”，追求目标是“效率”。 随着资本市场的逐步成熟，经济开始步入第四阶段，即知识经济，主要交易“无形资产”，追求目标是“创新”和“垄断效率”。 随着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在全球化条件下，经济开始步入第五阶段，即金融经济，主要交易“信用资产”和“变量资产”，追求“风险效率”。金融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最高阶段。 对于金融经济阶段，首先看交易对象：货币交易就是在交易“信用资产”，因为货币只是一个信用单位；而汇率交易，就是在交易“变量资产”，因为汇率本身只是一个变量。格林斯潘挚爱的“金融衍生工具”兼有信用资产和变量资产两种属性。其次看交易规模：美国和中国两国的GDP总和只有约15万亿美元，而世界汇率和利率交易每天的交易量就在5万亿~8万亿美元，两三天的汇率和利率交易量就相当于中美两国全年的GDP总量。至于“金融衍生工具”的天量交易额，更令GDP犹如小巫见大巫。 五个阶段经济发展的轨迹，从后四个阶段的交易内涵看，就是剩余价值从经济形态向政治形态过渡的过程。资本的经济属性，从个体属性、集团属性，发展到金融经济阶段具有社会政治属性和国家属性。 中央汇金公司总经理谢平先生2009年4月在发表的署名文章中指出，这次美欧都抛弃了自由主义的市场原则，采取了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思路，体现出金融危机的政治化特点。面对全局性的系统风险时，原有的破产为主的市场解决模式不复存在，这体现了金融业外部性的政治化。 本次美国金融危机发展为世界经济危机就是世界进入金融经济的一个重要标志。这次金融危机表明，国际储蓄货币国如果爆发重大金融危机，本身就是世界性危机。 金融经济阶段是怎样的？ 当前的世界经济实际上是五种模式共存。有些国家及地区，如澳大利亚土著居住区，塔利班、索马里等地的军事经济，实际上还处于自给经济阶段。许多国家尽管也有一定的工业，但是尚没有股票市场和资本市场，也只是处于商品经济阶段。OECD发达国家都有比较成熟的资本市场，普遍交易无形资产，因此已经步入知识经济阶段。而真正进入金融经济的国家并不多，主要有美国、英国、西班牙、爱尔兰和冰岛等国家。 美国、英国、西班牙率先进入金融经济绝非偶然。美国是世界货币的宗主国，金融行业是美国最主要的优势行业。英国原为英联邦宗主国，并根据这一政治优势形成了与英联邦国家紧密的经济和金融联系，英国的经济收入已经基本依赖金融业。西班牙原是许多南美国家宗主国，和英国一样，通过与南美西语国家紧密的经济和金融联系，建立了十分庞大的金融经济体系。这三个国家金融经济发达都是由于有金融产品（汇率、利率等）交易的市场纵深。这就是这些国家金融经济发展的宏观条件。 由于发达国家资本市场充分发育，这些国家普遍出现了储蓄资本化的现象，储蓄资本化也正是这些国家金融经济发展的内部动力。 由于金融经济追求的是风险效率，同时由于世界各国对金融经济的监管还缺乏经验，金融经济在不断推动全球化发展的第一阶段结束后，逐步表现出较强的破坏力量，因此，世界未来5~10年的经济局势将不断动荡，泡沫此起彼伏，经济波动振幅和频率将远远超过以前各个经济阶段。 面对超量救市资金造成的流动性潜流，面对混乱、动荡的汇率局面，各国政府今后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也将不得不随时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尽管本次美国金融危机暴露了许多问题，展现了极大的破坏力，但是金融经济作为一个历史阶段，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认为天下大乱在即、资本主义崩溃在即的悲观主义和躁动情绪，以及相信资本主义有强大的自我调整能力因此能够很快纠正误差的盲目乐观主义，两者都过于偏激。 中国处于什么阶段？ 本文主旨并非探讨金融经济的发展路径与方向，而是用五个阶段理论，结合美国金融危机的教训，实事求是地分析我国经济机制调整重点，从而得出我国应对金融经济挑战的战略和策略。 在五个阶段中，我国经济处于基本完成从计划经济（自给经济的一种特殊形态）向商品经济的转换，从追求供给平衡转向了追求利润和效益。同时，资本经济刚刚建立；知识经济初露端倪；金融经济尚没有起步，正在准备推出一些基础的金融工具。按照政府要求，现在的中心任务是从追求利润和效益（商品经济的特征），向追求效率和公平（资本经济的特征）转换，同时大力推动创新经济（知识经济的特征）。对于金融经济，我国研究严重滞后，发展顾虑重重，主要是理论界尚有一些禁锢没有突破。 美国金融危机给我国结构调整敲响了警钟，我们必须从历史发展的高度认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认识到有些问题事关我国经济的根本方向，如果处理不好，我们虽然是后发经济，但完全可能先于发达经济崩溃。 首先，五种经济形态理论最重要、最核心的角度，是证明了五种经济形态是从初级逐步向高级发展的一种必然过程。因此，每一种经济形态中总是有一些下一个经济形态所必需的合理成分和结构，我们可以称之为“进化内核”。 不仅进化内核，金融经济的“有毒内核”也会存在于商品经济、资本经济和知识经济之中，这些有毒内核导致了美国这次金融危机。由于金融经济是一种崭新的经济形态，因此，人们对于这些有毒内核的认识也处于初级阶段，全世界大致处于相同的认识水平，只是认识角度有很大差别。因此，充分利用美国金融危机寻找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有毒内核，就成为当务之急了，成为我国机制创新的核心课题。 我国尚没有进入金融经济阶段，并不等于我国金融体系和经济体系中没有美国金融危机暴露出来的有毒成分。 这次金融危机出现一个特殊现象：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期间，我国的股票市场的波动幅度远远大于美国股票市场。人们会想当然地认为这是我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联系十分紧密所导致的。但是，我国整体经济处于上升阶段，并没有美国实体经济空心化的问题；我国没有金融衍生工具，连用于炒作股市方向的最基本工具股市指数交易都没有；资本市场与国际并没有接轨，虽然有一些国际资本抽逃，但与我国本土资本相比，并不应该生成如此大的振幅。 显然我国金融市场中有一些结构是错误的，如果不发现这些错误结构，并且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法，后发经济先于发达经济崩溃的假设，就不是空穴来风。反过来说，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这些问题，并通过宏观结构调整加以纠正，就是本世纪最重要的机制创新机遇。 国内外机制的几点反省 从国内机制来说，在股票市场和经济结构调整方面，我国应该花大气力进行调整的，一个是投行机制，另一个是大小非机制。 虽然没有金融衍生工具，但我国股票投资载体“股权基金”都是按照美国投行模式建立的。美国投行对资本市场的破坏，不仅仅局限在金融纪律和金融产品等领域，更重要的是投行的短期经营机制。美国投行是股市最典型的投机力量，长期以来都把股票市场作为“退出机制”，他们扶植企业上市的根本目的是从股票市场上“退出”牟利。这导致上市公司经理团队不得不把视线缩短，还要时常关注防止公司被兼并，稍有不慎，就会成为投行攻击的目标。 我国“股权基金”绝大部分也是股票市场的退出力量和短期经营势力，一旦市场趋势变化，不会成为企业的后盾。而且，大部分基金内部都进行高杠杆融资，一旦市场跌势跌破底线，这些杠杆融资就成为导致流动性枯竭的重要力量。 因此，我国虽然没有金融衍生工具这种“有毒资产”，但是有高杠杆的“有毒结构”，在市场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国际资本市场尚有沃伦·巴菲特和社保基金等长线基金维持股票市场的融资功能，而我国基金和股民经营短期投机势力的垄断局面，无疑是我国股市和经济发展的重大隐患。 在经营手段上，原有投资银行完全把企业作为经营目标，而不是服务对象，这也是美国金融经济一个重要的弊端。在当代金融界，“吃了原告吃被告”已经成为国际投行的“正当”经营原则。为中铝参股力拓融资的国际投行，并不会因为曾经服务于中铝（甲方），而影响他们为力拓（乙方）扩股融资大挣其钱。依据严格的市场管理理论，这其中有重大的利益冲突。在国际资本市场上，投行已经站在了实体经济的对立面，这也是美国投行全军覆没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果我国能够出台政策，限制基金过度投机的机制，例如确保“股权基金”推介公司上市后长期持有该公司10%的股票，同时延长基金持有推介公司股票在企业上市后的退出时间等措施，就是在引导基金与企业形成共生机制，大大降低基金的投机力量。还能抑制和引导散户股民，去关注企业长期发展，削弱短期投机心态。另外，在鼓励基金与企业结合的同时，还应当适度收紧资本市场对股权基金用未来上市公司股票抵押融资，以及提高个人用股票抵押融资的门槛，这可以有效降低高杠杆融资对股票市场的冲击。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尚不成熟，这些标准的制定应该比国际成熟资本市场更为严格。 从国际角度看，中国、日本、韩国，都是实体经济，都受到金融经济的冲击，德国和北欧国家也是实体经济的重要力量。 另外，由于发达国家储蓄资本化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因此在我国“走出去”的过程中，必须把当地重要公司的股东作为重要的力量来团结。“走出去”不能以“控制”为目标。比如，在矿产资源行业发达的国家，重要的矿业上市公司已经成为该国百姓退休基金的投资对象，也是该国精英阶层的投资对象，在对这些公司投资的时候，必须要考虑这些股民的心态，而不能用蛮力。依靠现金优势企图控制这些企业，就会导致我国丧失在这些国家发展的政治基础。一旦造成影响，即便在政府层面做工作补救也很难迅速扭转局面。 在金融经济中，并不是所有的力量都把实体经济作为对立面。投行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例如，高盛出于对以往行为的反思，提出将拨出专款扶植美国中小企业，就是一种重要的变化。
建国头七年，我国逐步走上了计划经济体制的轨道。它的基本形成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年10月－1950年6月）是计划经济体制的萌生阶段。1949年底，我们没收了2858个官僚资本主义的工业企业，建立了国营工业（占全国工业资金的78.3%），掌握了国民经济命脉，开始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不久，对非公有制的私营工商业实行了调整，使私营企业初步纳入了计划生产的轨道。在组织机构方面，1949年10月建立了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以后，又相继成立了其他专门性的负责计划管理的中央机构。如全国编制委员会、全国仓库物资清理调配委员会，指定人民银行为国家现金调度的总机构等。通过这些机构，国家开始对经济活动实行行政指令的直接管理。1949年冬，中央确定实行全国财政经济统一管理的方针，并通过1950年2月召开的全国财政会议，以指令性方式提出了“六个统一”：财政收支统一、公粮统一、税收统一、编制统一、贸易统一、银行统一。这一时期已开始提出发展国民经济的某些计划和措施。如粮食、皮棉、煤炭等安排了1950年生产的计划指标。在此期间，还进行了某些年度计划的试编工作。如1949年年底编制出《1950年全国财政收入概算草案》，1950年5月又试编了包括农业、工业、文教卫生等20多项内容的《1950年国民经济计划概要》，为后来编制中、长期的国民经济计划摸索了经验。1950年6月举行的党的七届三中全会认为，这一时期在对旧的社会经济结构进行不同程度地重新改组的同时，老解放区“特别是东北，已经开始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但在新解放区“还没有获得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的条件。”
第二阶段（1950年6月－1952年8月），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初步形成阶段。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创造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的条件。1950年8月，中央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计划工作会议，讨论编制1951年计划和3年的奋斗目标。要求各部门先订出3年奋斗目标和1年计划，然后由中央综合拟出全国计划纲要。会后，3年奋斗目标虽然没有形成计划文件，但已初步形成了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决策等级结构的雏形。即决策权归国家，决策权力的分配采取行政方式形成条块分割的等级结构。以后，中央首先加强了对国营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计划管理。“在工厂内，以实行生产计划为中心，实行党政工团的统一领导”。在基本建设方面，把建设单位划分为“限额以上”和“限额以下”两种具体投资额，并确定把重点摆在交通运输的建设上。其次，在对农业、手工业的计划领导方面，在1951年9月召开的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上，提出在完成土改的地区，通过开展互助合作运动，克服农民分散经营中的困难，以保证国家农业生产计划的实现。并积极地推广生产互助组与供销合作社的“结合合同”制度的经验，使互助组有计划地生产和消费，供销社实现有计划地经营。对手工业生产，中央要求各地将组织和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计划，纳入地方工业计划，并以国家和上级合作社的订货作为发展手工业生产的关键。第三，在1950年调整私营工商业的基础上，要求私营工商业遵照执行政府制定的产销计划。当时开展的“五反”斗争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彻底查明私人工商业的情况，以利团结和控制资产阶级，进行国家的计划经济。情况不明，是无法进行计划经济的。”第四，在市场管理方面，国家指令要求国营贸易公司正确地执行价格政策。总之，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以后初步形成了我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决策结构，在国家的集中统一领导下，以制定指令性的经济发展计划的形式，对国民经济各方面开始实行全面的计划管理，计划经济体制已初步形成。到1952年8月，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任务已提前完成。毛泽东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上宣布：“经过两年半的奋斗，现在国民经济已经恢复，而且已经开始有计划的建设了。”
第三阶段（1952年9月－1956年12月），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基本形成阶段。1952年9月，毛泽东提出了“10年到15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计划经济体制进一步健全并得到法律的确认，在已建立的各种专门性的计划管理机构的基础上，1952年11月成立了国家计划委员会，1954年4月中央又成立了编制五年计划纲要草案的工作小组。该小组在1951年以来几次试编的基础上，以过渡时期总路线为指导，形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初稿）。经过法定的审批程序之后，“一五”计划由国务院以命令形式颁布，要求各地各部门遵照执行。1954年我国制定和颁布了第一部宪法，其第十五条规定：“国家用经济计划指导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改造，使生产力不断提高，以改进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巩固国家的独立和安全。”这表明，计划经济体制已成为我国法定的经济体制。
总之，建国初期在产权方面，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实现了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目标的追求；在对经济活动的管理形式方面，以行政命令方式制定颁布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并于1956年底提前完成了“一五”计划中预定的大部分指标。在实际经济生活中运行的这种计划经济体制已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文确认为国家法定的经济体制。因此，到1956年底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已基本形成，并具有自己的若干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