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我不是药神》开头，中年落魄的主角程勇第一次来到印度的格列宁仿制药厂时，面对印度厂长，笃定地吐出这四个字。
生意失败，孩子即将随前妻移民，老父亲等钱手术，电影设计了这个千疮百孔的生活窘境，为程勇冒险走私印度仿制药的行为赋予了一点正当性。他需要回国卖掉这些别人的救命药，换取足够的钱，再去换父亲的命。
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确实是一桩违法的生意。而这样的“商机”之所以存在，反映的是现代医学运行逻辑的数个难解矛盾之中，可能最为残酷的那一个——
生命或许是无价的，但救命的方式总是有价，而且还经常很贵。
现代的药物研发早已脱离从业者单枪匹马就能创造奇迹的阶段，每一个成功的新药背后，都有不可数的人力物力和时间投入。
一个简化的药物上市流程包括临床前试验，动物实验，一、二、三期临床试验，上市审批等步骤，其中每一个环节都可能无法得到预期结果，导致时间延长甚至项目夭折。常见的说法是，一种新药从研发到上市需要至少10年，但如美国本特利大学科学与产业整合中心主任莱德利（Fred D. Ledley）教授所说，这个过程有时需要30年甚至更久。
电影中以负面形象出现的诺瓦公司，其原型是瑞士医药公司诺华。这家跨国巨头手中的王牌药，是在电影中化名格列宁的慢性粒细胞白血病（CML）靶向药格列卫。
格列卫于2001年上市，而诺华的前身之一汽巴-嘉基公司开始为这个项目提供资源的时间，是1984年。这17年间，发生了公司合并、研究负责人更换、经费险些中断等许多波折。
没有钱就不配活着，这种论断显然让人在感情上无法接受，如果有廉价而效果相仿的其他选择，患者没有任何理由再去选择可能令他们倾家荡产的正版药。
像电影里演的，正版药3.7万，印度仿制药零售2000元，批发则只需要500元。这是一道太过简单的算术题。唯一的问题是，这么做是违法的。
但是，“为了救人命而违法有什么错”？正是在这个逻辑之下，印度政府为仿制药打开保护伞，印度成了仿制药的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