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恩格斯并没有上过什么大学，可是在他自身的发展中，他却成为当代最有影响的学说——马克思主义的缔造者之一，恩格斯从一个虔诚的基督教信徒走向唯物主义，继而转向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上来，从而成为他那个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创建者。用我们今天一些青年人爱说的话来说，就是恩格斯在探寻自我价值的时候，使其与时代的需要结合起来，从而使自己才智的发挥得到了广阔的天地。恩格斯的一生及其伟大业绩，给我们今天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人们，特别是青年们提供了一个光辉的榜样。可是我国理论界，长期以来对恩格斯的这一方面宣传不足，特别是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对恩格斯的贬低和非难，在我国学界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这些影响又进一步影响了一些青年人。在今天纪念恩格斯逝世一百周年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清除掉蒙在恩格斯身上这些非难，恢复他光辉而伟大的人生的本有面貌。
一、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对恩格斯的非难及其实质
在西方，自从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公开发表之后，一些资产阶级学者便利用这一手稿编造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种种关系。其中最主要的有两种。一种是我们熟知的“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这一对立论的实质，主要是说恩格斯“背叛”马克思。1972年，西德出版了一套由英、美、德、法学者集体编纂的八卷本的比较百科全书，名曰《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与西方社会》，其中写有恩格斯的专章，论述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对立。1975年，美国学者费雷德里克•本得尔出版了《对马克思背叛》一书，把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中的哲学观点称作是“对马克思的背叛”。同年，美国的诺曼•莱文也出版了《可悲的骗局：马克思反对恩格斯》一书，综合考察了以往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比较研究的各种论点，把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区分为两个不同的体系：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主义。1978年，英国的莱塞克•科拉科夫斯基出版了三卷本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一书，专门就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差别进行论证。
在所有这些论证中，有一个共同的观点，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是“人类中心说”，恩格斯的思想是形而上学“物质决定论”。比较百科全书恩格斯一章的撰写者卡尔•巴列斯特雷姆说：“马克思主张的是一种形而上学形式的人类中心说，根本不同于恩格斯关于自然界具有内在可理解性慨念。”[1]科拉科夫斯基证明说，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潜在先验论马克思观点中占主导地位的人类中心说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别[2]。莱文则直接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宇宙观上的矛盾是：“马克思的宇宙是以人为中心的。恩格斯的宇宙是以物质为中心的。”[3]
资产阶级学者所编造的“人类中心说”的马克思，实质上是在强调精神、人的主动作用下以唯心主义伪造的马克思。巴列斯特雷姆说：“马克思只是联系着人类设想自然界，认为自然界是人类劳动的异化客体。[4]这本质上是把马克思的思想篡改为一种原则同格的唯心主义理论。莱文的说法则显得思辨一些，他用人和自然交互作用来说明“人类中心说”。他说，在马克思那里，人和自然界处于一种相互补充、相互依存的关系中，而人的能动性在其中处于主动地位。他们歪曲马克思人化自然的思想，从而以此作为指责恩格斯的武器：“恩格斯从来不熟悉异化和对象化的思想”，因此，他“不懂得社会是以人为中心的，也就是不懂得人按其本质处于创造的中心。”[5]马克思的人化自然是一种在承认自然界客观存在的条件下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思想。他们把它改造成人和自然的关系中，人处于“创造的中心”的唯心主义观点。巴列斯特雷姆所称赞的兰德格雷勃则毫不隐讳，他“非常坦率地回答说，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界本身根本不存在”。[6]
资产阶级学者所编造的形而上学“物质决定论”的恩格斯，正是用他们所伪造的“人类中心说”作为理论依据的。他们既然把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的异化思想说成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最高峰，那么，他们就用自己所编造起来的形象作为模本，任意攻击恩格斯。他们说，恩格斯没有“异化”和“对象化”的概念，“不理解世界是人类力量的对象化”。因此，恩格斯不能理解马克思，甚至“背叛”马克思是必不可免的。从以“人类为中心”出发，他们攻击恩格斯的思想是“低劣”的，说恩格斯“把他自己那些不同于并且低劣于马克思的思想说成与马克思的思想完全一致，从而把不幸的重负加在马克思主义上面。”[7]
资产阶级学者所编造的马克思恩格斯“关系”的第二个方面，是“马克思恩格斯共生论”。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在于抬高马克思，贬低恩格斯的话，那，“共生论”的实质在于中伤马克思恩格斯的伟大友谊。这种观点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对立，是由于他们各自固有的心理倾向和逻辑思路造成的，即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莱文就这样说：“为了能够回答这些（指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上的对立——引者）问题，必须先深刻地全面分析恩格斯自己的思想模式。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又必须先考察这些思想模式在他青年时代的起源”。[8]他们说，马克思恩格斯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分歧，为什么不把这些分歧表达出来呢？这是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存在的是一种共生关系”。这种“共性”关系，对于恩格斯来说，就是恩格斯需要马克思那样一个人来建立他自己的自尊，他同马克思交往是他自己存在和自我规定的一部分；马克思也依赖恩格斯，恩格斯给马克思提供了经济上的帮助，马克思欠了恩格斯的人情。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要明确表达彼此的思想分歧，甚至公开进行争论……那是不可能的事情。”[9]
以往，我国学术界对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关系的伪造，着重批判了所谓的“对立论”。这种论调，好像只是为了抬高马克思、贬低恩格斯。实际上不然，他们的用心，是在于通过“共生论”来伤害马克思的形象，最终给当代的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蒙上阴影，从而降低这一理论在世界进步人类以及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的影响。
二、实践精神是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的内在机制
资产阶级学者热衷于探寻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模式的“青年时代的起源”，这就是寻求他们思想发展的内在机制。这种内在机制是什么呢？绝不是什么主体精神、物质的观念，而是一种在探求真理的过程中要干预生活的认识和行动相统一的实践精神，正是实践精神体现着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的共同性；这种共同性，同时也是他们各自天才互补的重要前提。因此，探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实践精神，是批判资产阶级学者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对立论”和“共生论”是十分必要的。
在探讨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时，诚然，恩格斯同马克思相比，他自己的发展道路有很多特点。但是，在今天，我们探讨他们思想发展的共同性却有着重要的意义。为了回击资产阶级学者的伪造，我们需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发展进行历史的比较考察。
对于马克思来说，从他的青年时代起，实践精神就是他思想发展的内在动力。为了进一步理解，我们把马克思的实践精神分作几个阶段来分析。
实践精神的萌芽 按照资产阶级学者的说法，马克思的“人类中心说”，最早应该追溯到他的中学时代。的确，马克思在其中学作文中多次地提到“为人类进行活动”、“为人类福利而劳动”。这里，我们应当指出的是，这时他所说的为人类活动，绝不是抽象的精神活动，而是要“干预生活本身”。他提出，“那些主要不是干预生活本身，而是从事抽象真理的研究的职业，对于……青年是最危险的。”[10]在以后的生活中，“为人类工作”也是马克思最喜欢说的格言之一。拉法格在“回忆马克思”一文中这样写道：“马克思曾经说过：‘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他最喜欢谈的名言之一是‘为人类工作。’”[11]
以上如果说的只是中学时代的情况，那么，在大学时期，马克思的实践精神，则表现为为人类幸福献身的普罗米修斯精神。在他的《博士论文》的“序言”中这样写道：“普罗米修斯是哲学日历中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12]在《博士论文》中，他表示他既不同意脱离现实去寻求内心安静的伊壁鸠鲁，也不同意把自我意识凌驾于现实之上，而满足于进行同现实绝对对立的纯精神批判的鲍威尔，他强调哲学应当干预现实生活。在《博士论文》中他提倡的哲学，主要“从透明的阿门塞斯王国（指死者灵魂的居住地——引者）走出来，投入那尘世的茜林丝的怀抱。这是哲学的狂欢节”，又说：“普通竖琴在任何人手中都会响，而风琴只有当暴风雨敲打琴弦时才会响。”[13]
以上的分析表明，我们从资产阶级学者所说的以“人类为中心”中看到的真实是：在最初它表示的是“为人类福利而劳动”、“为人类工作”、为人类盗天火的普罗米修斯的献身精神。这种献身精神表现出马克思关心现实生活、干预生活的实践精神的萌芽。
正确的理论必须与具体情况相结合
如果说，大学时期的马克思曾表示要到斗争的暴风雨中敲响琴弦的话，那么《莱茵报》的实践斗争，则第一次使自己认识到，要把理论同现实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这时，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则成为马克思撰稿的出发点，同时，他也极力用这一精神来影响《莱茵报》的整个编辑部。他写给该报出版人的一封信中明确表示：“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发挥。”[14]在回击亲普鲁士的《科论日报》的攻击时，马克思又一次阐述了自己的这一观点：“哲学家的成长并不象雨后的春笋，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 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15]
资产阶级学者所编造的马克思的以“人类为中心”表示的是“自然界本身根本不存在”。这是对马克思实践精神的歪曲。马克思强调人的主动精神，决不能归结为否定外部世界的存在或创造世界的主观唯心主义。就是在《莱茵报》时期，虽然马克思还不是一个完全的唯物主义者，他所提出的理论要与具体条件相结合的指导原则，已经包含着承认外部世界客观存在的思想。1842年6月间写的关于“科伦日报”的社论中，就明确提出这种观点：“哲学首先是通过人脑和世界相联系，然后才用双脚站在地上”，他把哲学同其他领域相比较，批出：“人类的其他许多活动领域早已双脚立地，并用双手攀摘大地的果实”[16]这种其他领域和摘到的果实，如果他们不是健忘的话，我们可以指出，当时马克思说的“哥白尼的伟大发现（真正的太阳系）”，培根“把物理学从神学里解放出来，于是物理学就成为一门有成果的科学了。”[17]
凡是不缺乏逻辑分析能力的人，都会作出这种判断：马克思的实践精神所表现出来的人的主动精神，决不是自我意识创造世界，而是在承认太阳系的客观存在、物理学规律客观存在的前提下人们去摘果实的能动作用。
物质利益原则的确立 青年马克思的实践精神，不仅表现在他关心现实生活上，而且也正是由于这一精神使他的思想迅速地发展，由政治批判进到确立物质利益原则，应该说是青年马克思由实践精神所引起的一个质的飞跃。如果说，在《莱茵报》的政治批判中，他所确立的“人脑和世界相联系”，还是一般的唯物主义倾向的话，那么，当他在写作《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和《摩塞尔记者的辩护》的时候，已经开始在从来是唯心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历史领域打开了重要的突破口。在这些辩论中，使马克思有机会从社会的政治问题，具体说是国家制度和法的问题深入到经济问题，特别是物质利益问题。青年马克思的如上文章，都是站在民主主义立场上为贫苦农民的物质利益进行辩护的。在这种辩护中，使他在理论上有两方面的提高：一是物质利益不仅对于贫苦农民，而且在社会各阶级中都具有主要地位；二是在为贫苦群众的辩护中，已经感到哲学上的唯心主义是不行的，必须进行经济问题的认真研究。因为他看到：“在研究国家生活现象时，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视各种关系和客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但是存在着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决定私人和个别政权代表者的行动，而且就象呼吸一样地不以他们为转移。”[18]青年马克思物质利益原则的确立，对他以后的思想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恩格斯曾回忆说：“我曾不止一次地听到马克思说，正是他对林木盗窃法和摩塞尔河地区农民处境的研究，推动他由纯政治转向研究经济关系，并从而走向社会主义。”[19]
物质利益原则是在《莱茵河》时期提出来的，但是，真正的确立是在克拉茨纳赫批判黑格尔法哲学过程中完成的。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最重要成果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里的市民社会就是指的客观的经济关系、物质利益。在经济关系和政治的国家制度之间确定了决定和被决定的唯物主义原则。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必然地合乎逻辑地提出：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正如我们所熟知的，马克思以后几十年所从事的经济学研究所导致的最大成果之一就是唯物史观。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青年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大致有：《博士论文》阶段对哲学普罗米修斯献身精神的赞誉；《莱茵报》时期的政治批判，史罗茨纳赫时期的哲学批判；巴黎时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这整个一段时期内，马克思科学研究和批判的内容尽管不同，但什么是它们之间的内在机制呢？是关于以“人类为中心”的抽象观念呢？还是探求真理的实践精神？只能是后者。无论是《博士论文》的哲学研究，《莱茵报》的政治批判以及以后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研究，都是由于当时社会提出的重大问题所决定的。《博士论文》的社会背景是德国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运动。《莱茵报》的政治批判是由普鲁士的反动书报检查令和贫苦农民物质利益的社会问题所决定的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正是由《莱茵报》的实践斗争所引起的“苦恼疑问”为其原因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则是实践斗争中提出的问题在理论上的进一步要求。通过马克思所走过的道路，我们深深地感到了时代的气息，感到了他对现实生活的干预。
马克思与他的同时代人相比，他高人一筹的是他的实践精神。正是这种实践精神，使他不断超出他的同时代人：通过《莱茵报》的政治批判，超过了“空论”的青年黑格尔派；通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开始超过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既超过了卢格、赫斯，也远远地把费尔巴哈丢在后边。
也正是这种实践精神，使他在自己思想前进的一定阶段上，在探求真理的道路上，把他的前人或同时代人理论中有意义的东西吸收过来，把自己武装起来，站在斗争的前沿上不断前进。马克思的实践精神是自己思想发展的决定性的内在原因，人本主义费尔巴哈的影响是外在条件，可以这样说，在一定的条件下马克思接受了它，又在一定的条件下批判了它（参见拙作：《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批判研究在唯物史观制定中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研究丛刊》，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期）。这一切都可以在马克思思想自身发展中找出原因。资产阶级学者想借马克思曾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使他的思想停留在以“人类为中心”的观点上，这既不符合马克思的实践精神，也不符合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历史。
三、青年恩格斯的实践精神及其早期的思想发展
资产阶级学者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进行分裂时，对于马克思重视的是他的早期著作，而对于恩格斯则着重他的后期著作。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里，特别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他们发现了人、人的本质的异化；在恩格斯的后期著作里，特别是《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中，他们发现了唯物主义辩证法。这样，他们的发现可归结为：前者是“人类中心说”，后者是形而上学“物质决定论”，二者是根本对立的。为了论证他们编造的这种对立的合理性，他们伪造了一个马克思和恩格斯“各自固有的心理倾向和逻辑思路”。对于恩格斯来说，这个固有的“心理倾向和逻辑思路”就是要发现一种形而上学的“寓于人之外的绝对物和力量”。而且说这种固有倾向早在恩格斯的青年时代就形成了。莱文非常系统地表述了这种观点。他说：“恩格斯基本上是一个形而上学者。他认为需要发现某种寓于人之外的绝对物和力量，从其中合乎逻辑地和合理性地导引出整个宇宙来……用形而上学方式思考问题的倾向在他整个一生中都是他的思想的特征。他的思想的基本结构在1842年就已形成。”[20]这样，莱文就为形而上学的“物质决定论”的伪造提供了一个恩格斯早期思想发展的根据。
资产阶级学者对马克思早期思想和恩格斯晚期思想的比较考察，在方法论上就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形而上学方法，他们的恩格斯早期发展模式也是完全服从于这种实用主义伪造的。为了驳斥这种歪曲，正确阐述恩格斯早期思想发展的机制是十分必要的。
青年恩格斯思想的内在机制不是什么事先形而上学确定地发现某种寓于人之外绝对力量的观念。他和青年马克思一样，这种内在力量也是寻求真理的认识和行动相统一的实践精神。早在1839年，恩格斯就这样表示过：“我到处寻求真理，哪怕有希望找到真理的影子”，并且表示，当“必须决定对旧信仰是维护还是反对、是承担它还是将它抛弃”[21]时，则按照理解了的真理果断地作出决策。
青年恩格斯的实践精神是以对工作和生活的“勇敢精神”表现出来的。1840年，在他还不曾认识马克思之前，青年恩格斯就自称自己是“胆敢非议现存制度”的人，表示要到“政治中来”。当时他提出：“工作，生活，青年人的勇敢精神——这才是真实的！”[22]与马克思相比，恩格斯的实践精神，更有直接地干预生活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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