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大概可分三个层次：政治信仰——民族信仰——道德信仰。前者解决政治认同，中者解决国家与民族认同，后者解决生命与人格认同。目前我国社会凝聚，首先考虑的是政治信仰，以此凝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认同，但需同时重视民族信仰与人格信仰的建设，惟当三重信仰合同并举，中国的“道德重建”才会起色。
社会始终存在着各种信仰，而政治信仰则关系到社会的整合程度。社会转型时期所表现的“信仰危机”，仅仅反映了社会从神圣化向世俗化的转变，并不是信仰的灭亡。有人可能会说：“我什幺都不信。”显然，这种人的信仰就是怀疑一切。
政治发展当然需要信仰。如果失去了政治信仰，也就失去了政治目标和政治动力，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就会难以实现。在一个多民族、发展不平衡的国家，肯定会存在各种不同的政治信仰和政治追求，对此当然不能强求一致，但必须有一个限度，即信仰的差异性不至于导致破坏现代化事业的行动发生。要达到这个目标，民主与法治建设就显得格外重要。民主可以解决政治信仰差异性问题，通过教育、讨论等理性方式解决分歧，并且最终依照多数人的意见来形成政治制度。实际上，政治信仰不仅仅存在差异性，而且也存在着统一性，上述所说的多数人的主张，就是统一性的表现。另一方面，政治信仰在付诸行动的过程中，必须用法治来规范。允许不同信仰存在是一回事，实践政治主张则是另一回事。在法治社会，公民有自己的政治权利，但同时也负有政治义务，诸如宪法中规定的维护国家的统一，不能颠覆政府等等。信仰属于思想范畴，现代社会不会因思想获罪，但将信仰付之于行动，则必须由法律予以约束和规范，不能各行其是。
政治信仰是社会实践的产物，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我国在改革开放前，政治实践的特点决定了社会政治信仰的大体形态。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个人崇拜现象的风行，对阶级斗争和群众专政的热衷，泛行政化倾向，以及权力过分集中的格局，都对人们的政治信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经过拨乱反正，特别是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使传统的政治信仰受到冲击，也使得一部分人对以往的一切信仰都产生了怀疑和动摇。实际上，在对过去的信仰进行反思的时候，不能以偏概全。绝对的全盘否定会走向另一个极端。譬如说，国家主权的完整性、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这些难道不是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的政治信仰吗？共产党员信仰共产主义，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吗？当然，我们在实践政治信仰的过程中，要注意理论与实践的一致。要使广大民众接受政治现实，拥护既定方针，信仰所主张的政治理想，就必须时刻倾听群众的呼声，不断地进行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历史表明，占社会主导的政治信仰始终与领导者相关。因而，政治制度的建设状况会成为人们政治信仰形成的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