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三世并不具有其伯父的胆略，但也不害怕与俄国一战，俄国与法国相隔普、奥两国，只要普、奥保持中立，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为零。如果在巴尔干或黑海作战，法国拥有技术优势，战场和战争规模都很有限。而且无论如何法国都是赢家，因为神圣同盟将被拆散，《四国同盟条约》将彻底作古。英国出于现实的考虑，认为法国在埃及问题的让步表现出了足够友善，并且法国的军事力量特别是陆军可以加以利用。而在近东俄国扩张的势头使得英国十分不安，如果沙皇饮马土耳其两海峡，那么英国在地中海的势力将受到严重威胁，英国认为两海峡是决不可以放弃的。在背后支持法国反而有助于实现遏止俄国的目标，因此英国决定和法国站在一起。此时的俄国浑然不知即将发生的巨大灾难，根据以往对土战争的经验，俄国认为如果不能在谈判桌上得到，那么就诉诸战争。
1853年2月，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缅希科夫亲王作为俄国全权特 法皇拿破仑三世 法皇拿破仑三世 使派往君士坦丁堡，要求土耳其政府承认俄皇对苏丹统治下的东正教臣民（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罗马尼亚人以及希腊人等）有特别保护权。就在这时，巴尔干土耳其领地门的内哥罗发生革命，土耳其军队开进门的内哥罗镇压。缅希科夫在君士坦丁堡获得了重大胜利，苏丹答应在圣地保护权上做出一切必要让步。然而，缅希科夫得到沙皇的指示又提出新的要求，要求苏丹答应签定一项新条约，土耳其应该从门的内哥罗撤军。这不啻于将巴尔干拱手让与沙皇，苏丹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无法答应这个这个苛刻的要求，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英国驻土耳其大使雷德克利夫勋爵鼓励苏丹拒绝俄国的漫天要价，和以往一样英国许诺将在危机中支持土耳其，且这次还有法国的支持。 奥斯曼于1853年5月拒绝了俄国的最后通牒，并允许英法联合分舰队进入达达尼尔海峡。
俄国遂与土耳其断交，并于1853年7月3日派兵进驻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这两个多瑙河公国。 1853年10月9日，土耳其苏丹阿卜杜—麦吉德在大不列颠和法国的支持下要求俄国归还这两个公国。1853年10月16日，俄国向土耳其开战，克里米亚战争爆发。英、法为保持并扩大在土耳其的势力，参加了土耳其方面对俄作战，所以，这一场战争实际上是俄国与同盟国（英、法、土和撒丁王国）争夺近东统治权的战争。
维也纳会议上各大国为防止法国重新堀起费尽心机，由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组成的神圣同盟最主要的目标便是针对法国。1815年底英国、俄国、普鲁士、奥地利还特别签订了《四国同盟条约》来防止法国再次对欧洲构成威胁。事实上欧洲协调体系是几个大国之间的游戏，只是通过大国之间的协调行动来处理国际事务，制定规则维护均势与和平，其余国家比18世纪同样的国际协作中享有的权利更小，二等三等国家甚至不被这个体系视为平等伙伴。即使是欧洲协调下起作用的几个国家之间也并不平等，法国最初由于战败并不能以大国姿态同等对话，1818年亚琛会议才得以加入其它四国的行列。欧洲协调取决于少数大国的态度，而英国对这个协调体系并不那么热衷，英国希望不用过多介入欧洲事务也能维持欧洲的均势，这也是近代以来英国一贯的外交传统。
英国希望保持欧洲均势，即使在1815年， 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的欧洲局势 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的欧洲局势 英国也担心俄国在欧洲大陆过于强大影响欧洲大陆的均势，担心神圣同盟之间相互勾结。对19世纪的政治家而言，势力均衡意味着国家或者一些国家组织之间的力量保持平衡或者成一定比例，势力均衡通常更多是一种理念，而非一种现实，因为每个国家的相对实力都在不断变化之中，因此经常处于调整之中，英国则在调整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实际上也只有少数几个强国可以这么参与构建均势，而各大国也总是希望“利用均势，或建立把自己的优势强加于人的均势”。近代英国实行的是独特、有利于自己利益的均势解释方法，即在欧洲大陆维持均势，防止欧陆出现一个独占的霸主，但英国却要保持海上的绝对霸主优势，绝不允许其他国家挑战自己的海上霸权。西方学者安德鲁·罗思坦形象的把19世纪英国外交基础描述为“（用帕麦斯顿1831年对威廉四世的话说）保持英国作为欧洲仲裁者的地位，而后是全世界的仲裁者，这一切取决于英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波拿巴夺取了法国革命的果实。法国国内的波拿巴主义者声称要改变1815年协定重绘欧洲版图，一度引起了整个欧洲的警惕，当法国试图威胁到比利时的中立地位时，沙皇主动向英国提出可以派遣军队来提防法国。不过事后证明虚惊一场，英法关系也并未因此恶化，沙皇期待的英俄同盟也成为泡影。路易?波拿巴随后挑起的圣地之争最终在大国间形成了轩然大波，日后成为战争的导火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