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处在历史的夹层，战乱不断，充满血腥。但阮藉稽康为代表的魏晋风度却能穿越唐宋风尘，透过明清的阴气，令千年之后的我们油然神往。如果曹魏风流多集洛阳，那么东晋风采尽属山阴了。曹魏前期是慷慨任气的建安风骨，末期则是遗落世事的竹林酒徒。而到了东晋，便是王谢的世家风范。正所谓“山阴道上桂花初，王谢风流荡晋书”，
王家是江南大族，西晋未亡时，王导帮司马睿巩固了在江南的地位。司马睿登上帝位后，更有“王马共天下”之说，可见王家当时权势。书法家王羲之便出生在这样一个大家族中。太傅郗鉴知道王家子弟都是青年才俊，便起了与王导联姻的想法，就遣人到丞相王导府中为女儿都提亲，对王氏子弟来说，这是一个得攀高门的难得机会，一个个或神气端肃，或扭捏作态、搔首弄姿，唯独有王导的侄子王羲之依旧在袒腹东床，孰似无睹，不料郗鉴选中的就是这个“袒腹东床”的少年郎，从而为后人留下“东床快婿”的佳话。
王羲之素无廊庙之志，性喜山水。在会稽任御史时，与许询、支道林等名士名僧为伍，出则渔弋山水，入则吟咏属文，放情丘壑，兴寄烟霞。
有一次，王羲之出游，遇到一老妪卖扇。因为当时正是初春天气，老妪叫卖了半天，手中的六角扇却一把也没能卖出去。王羲之见了奇怪，便过去问她。老妪回答说，大儿子被征去修钱塘江了，二儿子给人做工，家里只有一个病在床上的老头；生计艰难，所以编扇子卖点钱贴补家用。王羲之听了，就借来笔墨，在每把扇子上写了五个字。老妪不知王羲之之名，更不懂书法，只是见他在自己的扇子上任意涂抹，便心中不喜。王羲之写完后，告诉老妪：“叫卖时就说扇子上的字是王右军写了，每把卖一百钱。”老妪半信半疑，不料按王羲之的方法试了试，果然有许多人来抢购。
王羲之却因此而心情沉重，就写了一道奏折，希望朝庭能减轻徭役和杂税。可见王羲之虽然纵情山水，却非遗落世事。每逢饥荒，王羲之就开仓振贷，朝庭徭役繁重，他也常常上疏为民请命；遇事又极有远见，殷浩北伐，王王羲以为必败，就写了一封信，信中他析了形势，认为不宜北伐，应当先以长江为天堑，“更与朝贤思布平政，除其烦苛，省其赋役，与百姓更始。”后来北伐果然失败。他还在给好友谢安的信中，屡次提及漕运：“今事之大者未布，漕运是也。”
永和九年，对中国书法来说是一个特别的年代。这年春天，王羲之与谢安等名士汇集兰亭，修袚褉之礼，曲水流觞，饮酒赋诗。所谓“曲水流觞”，是古时文人的一种游戏，大家在曲折的细流上，放下一杯斟满的酒，然后任其顺水漂流，停在谁面前，谁就要喝了酒并赋诗一首，或讲故事一则。当杯子停在谢安面前时，才学出众的谢安却出人意料地讲了一则故事，故事是这样的：有一个法号玄妙的道士想让王羲之替他抄一本《道德经》，但因为素无往来，不敢贸然相求。他听说王羲之喜欢鹅，就买了许多鹅精心喂养，王羲之知道后就前去求购，玄妙道士乘机请求，王羲之一口应承。这就是传为美谈的“书成换白鹅”的故事，即使现在去兰亭，也不可不看兰亭白鹅。讲完之后，众人抚掌而笑，王羲之想起此事也不禁莞尔。
众人饮酒赋诗，兴致颇高。不知不觉中，夕阳西下。同行的四十一人，共作诗三十七首，有人建议成集，并推举王羲之写序。王羲之爽快答应，乘兴而书，写下了名震千古的《兰亭集序》，这篇短文仅有三百多字，文风清秀，情文并茂，是不可多得的文学佳作；让它名满天下的，却主要因为它书法名作，后人先赞它“遒媚劲健，绝代所无”。整篇书法酣畅淋漓，犹如天马行空，总共三百二十四字，却有二十个“之”字，形态相异，各有其妙。据说，王羲之后来尝试着将它再写一遍，却再写也写不出这份神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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