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u Hun
许浑
唐代诗人。字用晦，一作仲晦。润州丹阳（今属江
苏）人。生卒年不详。大和六年 （832）进士。任当涂、
太平县令。大中三年(849),为监察御史，“抱疾不任朝
谒，坚乞东归”（《乌丝阑诗自序》），居润州丁卯村
舍。后复起为润州司马。历虞部员外郎，睦、郢二州刺
史，世称许郢州。晚年退居丁卯村舍，辑缀诗作，因名
《丁卯集》。
许浑以登临怀古见长。名篇如《咸阳城东楼》、《金
陵怀古》、《故洛城》、《凌□台》,追抚山河陈迹,俯
仰古今兴废，颇有苍凉悲慨之致。但往往限于伤今吊古，
别无深意，读多难免有落套之感。其宦游、寄酬、伤逝
诸作，亦时有佳句，如“马上折残江北柳，舟中开尽岭
南花”（《暮宿东溪》），“两岩花落夜风急，一径草
荒春雨多”（《郑秀才东归凭达家书》），都能在写景
中托寓情思，婉丽可讽。而意境浅狭，气格卑弱，是其
通病。
其诗现存 500首左右，无一首古体。近体以五、七
言律诗居多，圆稳工整,属对精切，致有“声律之熟,无
如浑者”（田雯《古欢堂集·杂著》）的赞语。但也有
人批评他“专对偶”、“工有余而味不足”（方回《瀛
奎律髓》）。一般说来，他的警句常出现在第二联，如
“溪云初起日沉阁（一作“谷”），山雨欲来风满楼”
（《咸阳城东楼》）、“水声东去市朝变，山势北来宫
殿高”（《故洛城》），而到后半篇往往流于平沓，各
首间句意也时见复出。他喜欢将律句三字尾的声调改为
“仄平仄”对“平仄平”，以显示拗峭变化，为后人所
仿效，称作“丁卯句法”。
《丁卯集》2卷,有明汲古阁刻本及《四部丛刊》影
印的影宋写本。涵芬楼影印宋蜀刻本，题名《许用晦文
集》，多拾遗2卷。《唐诗百名家全集》本所收,则于正
集2卷外，有续集1卷，续补1卷、集外遗诗1卷，较为完
备。《全唐诗》析为11卷，有相当数量诗篇与杜牧及他
人诗作重见互出。事迹见《唐诗纪事》、《唐才子传》。
（陈伯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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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青阳元处士墓
□ 李 晖
历代修撰和印行的池州地方志书，被文坛和学术界引用最多而又视为最有史料价值的，则是明代成书的《嘉靖池州府志》。这部著名地方文献出版的具体时间，是明世宗皇帝的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就是这部方志大典里，留下了这样一条令人寻味的历史信息：“元处士墓，在青阳县七里云鹤山麓。”这一“信息”，也给后人带来一些需要解析的问题。诸如：这位“元处士”何许人物？他有何功绩或名望，值得府志为他的墓地撰文留存？他又为何死后葬于青阳县境内“云鹤山麓”，等等。追溯、探索和解析这些问题，对了解和认识历史上的池州，尤其是唐朝的池州，具有一定的作用和意义。
要想能解析上述这些问题，首先得弄清楚“元处士”这个人。
据我多年对池州的历史考察，以及池州相邻的皖南的原宣城地区、徽州地区的历史探索，综合文献史料和文物遗存，认定这位“元处士”，当是 唐代大诗人杜牧《樊川诗集》中《赠宣州元处士》、《题元处士高亭》诗题里的“元处士”。除此之外，整个皖南历代再也无“元处士”的称谓了。从《樊川诗集》原注中可知，这位“元处士”的名字是元孚。据缪钺先生《杜牧年谱》、《杜牧传》等著作，考证出杜牧与元孚的相识与结友，是在杜牧第二次任宣歙观察使幕府吏期间，即唐文宗皇帝的开成二年（公元838年）秋末至开成四年（公元840年）初春。在这一期间，与元孚交往的还有唐才子许浑。因为这期间许浑正在宣州辖属的当涂县任官。许浑写有《题宣州元处士幽居》、《灞上逢元处士东归》、《元处士自洛归宛陵山居见示詹事相公饯行之什因赠》、《冬日宣城寺赠元孚上人》等。许浑诗题中所见的“灞上”“东归”的元处士，所归城是宣州；“自洛归宛陵”的，归的依然是宣州，因为“宛陵”历来是宣州的代称和别名。诗题还透露出“元处士”的真名以及他的僧人身份。因为“上人”，即是僧人。古代文坛上，历来有将有德、智、善行的高品佛僧，一式地赞称之为“上人”的习惯。这种“习惯”，至少起之于晋代，《世说新语·文学篇》的注中，就引用了晋朝大书法家王右军（王羲之）对僧人用过这种称谓。在《全唐诗》和其他诗集中，更可以见到诸多的这个对僧人为“上人”称谓。
《全唐诗》在收录元孚诗作时所留下的作者小传这样写道：
“元孚，宣城开元寺僧。与许浑同时。或曰楚中僧。”
《全唐诗补编》在“补”元孚诗作时，亦附有相同的作者小传。“宣城开元寺”，始建于晋惠帝永安元年（公元304年），原名永安寺，唐名开元寺，唐之后名是景德寺。《名胜志》称其为“若兰中之最胜者”。“若兰”者，寺院也。可知其在佛门中的重要地位。据《唐会要》记载：“（唐）天授元年（公元690年）十月二十九日，两京及天下诸州，各置大云寺一所。至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六月一日，并改为开元寺。”可知，宣州开元寺在武则天授元年至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之间，曾名之为“大云寺”。“开元寺”之名，源自于玄宗皇帝的开元年号。
元孚既然是佛僧，杜牧诗题中何故称其为“元处士”呢？这也得到文坛风气中去寻觅答案。中国古代对那些拥有睿智才华和高尚道德而又不愿当官的文人，概尊称之为：处士。正史《后汉书》的“崔骃传”，即有“处士山积，学者川流。”可知古代把“处士”放在了“学者”等同的地位。杜牧诗题中称元孚为“处士”，而不称寺僧，足见在杜牧眼中，元孚首先是位才华横溢的文人学者，其次才是位德高行善的僧人。称其为“处士”，并不否定他的佛门身份。
其实，历史文献中也有元孚自标为僧人的记载。比如宋朝人陈思《宝刻丛编》的第十五卷，所收录的《唐福田寺经藏院记》碑文，文的落款处即写道：“崔龟从撰，僧元孚书。”这里明白地告诉人们：元孚是僧人。同时，也透露：元孚是位书法家，否则他绝无资格为佛教名碑书丹的。唐代的福田寺，在今湖北监利县境内。元孚还有首题名为《元孚五十年前游天台，宿建公院，登华顶，攀琪树，观石桥之险绝，缅怀昔游，因为绝句，寄知建长老，兼呈台州王司马》诗。从长长的诗题内，可知元孚“五十年前”游今浙江的天台山时，所宿的是“建公院”。此“院”是座以僧建为主持僧的寺院。诗“寄知”的“建长老”，也即僧建。“僧建”, 乃唐时名僧。唐时的台州，则今浙江的临海市。诗题中的“台州王司马”，则是时任台州刺史的王谟。元孚的这首负有“寄知”、“兼呈”两项任务的诗，诗题下即署有：“上都左街保寿寺文章应制内供奉大德元寺”的字样。唐时有上都、东都两京师。“东都”，是洛阳，而“上都”，乃长安（今陕西西安市）；唐时的“保寿寺”，则在今天陕西西安市东北唐长安故城内的翊善坊。当年“台州王司马”王谟，收到元孚“兼呈”诗后，也写了首和诗给元孚，诗题为《奉和元孚上都左街保寿寺文章应制》。诗题的提供，我们即可知晓，元孚不仅是位名僧，而且是位当了官的大和尚。因为“大德”，就是唐朝时的僧官名称。这种官，是管理佛教界事务的专职官，由朝廷直接任命。它具体职责是，代表大唐朝廷整肃寺院的法务；规范和执行佛门的纲纪，对违纪的僧人与以处罚；同时负责向僧侣传授经业。佛门的管理、教育两种重任一肩挑，可窥探此官的显赫和重要的地位。“大德”，是官名，同时也显示出元孚在道德、智慧、善行各方面的高品位，否则不会当上这种朝廷的命官的。
元孚这首“寄知”又“兼呈”诗，对他“五十年前游天台”的情态和环境，给予了“缅怀”。因为他署下“大德”官名，可知此时他不在江南，而是在长安。当年他游天台山，并且“宿建公院”，透露出“五十年前”，他已经入了佛界。因为佛门，起码自南北朝时期起，就有个规矩：寺院对南来北往的僧侣，负有接待责任和义务：管吃又管住。“五十年前”四字，亦揭示出元孚写这首诗时，早已步入老年岁月，至少也是七十老翁了。高龄的和尚，还当着僧官，又驻节于保寿寺，元孚于“保寿”环境下，获得高寿，这可谓是佛门的禅趣和禅乐。
值得探讨的最后问题，是死后的“元处士墓”，何故葬到青阳县的云鹤山。由于历史文献没有留下这方面记录，这个问题确切有点难于回答。但根据元孚的友人，几次赠于他从长安“东归”的诗来看，他对宣州和宣州开元寺，有着极为密切的情感和无限的眷恋。他是宣州开元寺僧，“东归”的当然是宣州。对于他的墓地这个问题，有两种可能：一是他卒于长安，死于“左街保寿寺文章应制内供奉大德”僧官任上，按其愿望归葬于江南；一是元孚于衰垂之时，辞去了官职，致仕后回到了宣州，最后圆寂于宣州开元寺。开元寺，处宣州城内，一时对圆寂的元孚难于安置，故移葬青阳。青阳属池州，池州乃宣歙观察使管辖的三州（宣州、歙州、池州）之一，故也属“归葬”地域的范围之内。同时，自从新罗国僧地藏卓锡青阳县境九华山和住持化成寺之后，国内僧侣乃至新罗国僧，纷纷奔向九华山。作为一代名僧的元孚，他也将九华山当做想往之地。因此，元孚圆寂后，将他葬于青阳县的大九华山下，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当然，青阳云鹤山麓的“元处士墓”，按佛门规矩，是座塔墓。
杜牧《赠宣州元处士》诗，诗的全文是这样地。诗云：
陵阳北郭隐，身世两忘者；
蓬蒿三亩居，宽于一天下。
樽酒对不酌，默与玄相语；
人生自不足，爱叹遭逢寡。
“陵阳”，是古代对宣州的代称。“默与玄相语”中的玄语，则是佛话。而“宽于一天下”五字，则将元孚的胸怀、志向、道德、善行，一并地推向了顶峰。细嚼这首诗，即可大致了解元孚的人生和命运。
纵观近现代成书的池州辖境的地方志书，再也不见了“云鹤山”这个地名，也没有关于“元处士墓”的记载。足可知，“云鹤山”作为古老地名，今已更改成了新地名；“元处士墓”，已经毁废无存了。但唐代名僧元孚葬于“青阳县云鹤山麓”这一历史的真实，却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唐代晚期池州佛教事业的兴盛，尤其是九华山佛教的发展，对海内外佛徒包括佛门名僧，都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吸引力和感召力！
http://www.czrb.com/news/jhfk/cb1217f2.htm参考资料：http://poetic.ayinfo.cn/srjj/tangdai/xuhun.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