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文学的社会环境
中国文学发展到了魏晋，它的精神与作家的创作态度，都发生了变化。这期的文学，形成一种自学的运动，重视文学价值和社会地位，探讨文学理论问题。
在这转变的过程中，文学逐渐摆脱经学的束缚，得到比较自由的发展。
△一、政治环境的混乱与恐怖
东汉末叶，政治上发生了激烈的动摇。由於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专横，外戚宦官的争权夺利，兼并土地，压榨人民，水利不修，水旱连年，使得广大人民，陷入饥饿流亡的绝境，终於爆发了以黄巾为首的农民大起义。接着是董卓、曹操的举兵，三国的混乱局面，因以形成。农民起义虽然失败，但在那二十多年间，攻打豪强贵族，捕杀贪官污史，向封建统治阶级展开了持久顽强的斗争，在历史上起了重要的推进作用。三国以后，接下去便是曹丕、司马两家的继续篡夺，贾后之乱，八王之乱，再加以北方外族的侵入，结果是怀帝、愍帝相继被虏，於是西晋便亡了。到了东晋，虽偏安一时，中经王敦、苏峻、桓玄之乱，造成了刘裕称帝的机会，东晋也就在这时告了结束。在这两百年中阶级矛盾与种族矛盾，非常尖锐。内祸外患，接踵而来，战乱饥荒，连续不断。人口锐减与人民流亡迁徒的情形，在古史上还可供给我们不少的材料。在政治派系对立与篡夺继续的专制政治环境下，文人是动辄得咎，命如鸡犬。东汉末年党祸的大屠杀，造成了极其恐怖的局面。再如孔融、祢衡、杨修、丁仪、丁е、何宴、嵇康、张华、石崇、陆机、陆、潘岳、刘琨、郭璞等人的遇害，都是很悲惨的。难怪郭泰、袁闳、申屠蟠之流，住的住土穴，躲的躲树洞，都做了高士传中的高士。难怪魏、晋文人，故意装聋卖哑、寄情药酒，或文尚曲隐，或诗杂仙心，或挥麈以谈玄理，或隐田园而乐山水。这种环境对於文学的转变是很有影响的。
△二、儒学的衰微与玄学的兴盛
儒学在汉代虽盛极一时，到了魏晋，便呈现着极度衰微无力的状态。其原因：
一面是因其本身的堕落，无法维持人们的信仰；其次是受了时代动乱的影响，已失去封建统治力量的支持，它既不是利禄之门，也不是养生之道，因此无法维系人心。曹操一当权，便采取法治政策，尚刑名。他所需要的人才，是有治国用兵之术的权谋之士，看不起那些讲德行学问、重礼义名节的儒生，接二连三地下着求贤令、求逸才令，举士令，都是这种思想的表现。“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举士令）；又曹丕又与吴质书云：“观古今文人，类不获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进取之士未必有行、文人不获细行，这都不合於儒家的思想。傅玄在举清远疏中说：“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而虚无放诞之论，盈於朝野。”又鱼豢在儒宗传序中说：“从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纲纪既衰，儒道尤甚。......正始中，有诏议圜丘，普延学士，是时郎官及司徒领吏二万馀人，虽复分布，见在京师者尚且万人，而应书与议者，略无几人。又是时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馀人，其能操笔者，未有十人，多皆相从饱食而退。嗟乎！学业沉陨，乃至於此。”（全三国文）在这些言论里，正反映出当代思想界变化的实况。由於儒学的衰颓，儒家的原道、宗经的文学观点，就失去了对於文学的指导作用。曹操的文风，尚清峻、通脱，曹丕、曹植的诗文，渐趋华丽，陆机探讨创作规律及修辞技巧，以及葛洪论文不以德行为主，反对贵古贱今等，都与儒家的文学观念不同。正因如此，文学才能摆脱儒学的束缚，进入自觉的道路。
儒学衰微下去，继之而起的是老、庄思想。当时那些特权阶层的知识分子，面对着篡夺频仍、相互屠杀的政治环境，都想在老、庄的思想中寻求灵魂的寄托，寻求安身立命的理论。老、庄的虚无思想，也表现出对政治压迫、礼教束缚的反抗精神。他们看不惯也受不住那些人为的烦琐法度，和那种虚伪的忠孝仁义的儒家道德。他们梦想着回到原始的无争无欲的自然壮态去，追求逍遥清静的生活。
他们虽也反抗现实，批评现实，但在行动上却是消极地逃避现实，并不向黑暗现实作斗争。所以他们的学说，对於政治社会的改革，民生的救济，实际没有用处。
然而这种思想，却成为晋代一般文人精神上的灵药，在理论上加以解释和发展，成为当代的玄学。当时的名士，无不是在无为、无名、逍遥、齐物几种名理上用功夫。一方面是把经书玄学化，另一方面是把老、庄书加以解释和阐扬。何晏的论语集解，王弼的论语释疑，郭象的论语体略。王弼、韩康伯的注易，锺会的周易尽神论，阮籍的通易论，或是诠释，或是发挥，都是一种经书玄学化的工作。
至如老、庄书的注释和研究，那是晋代读书人的必修科目。据世说新语说，向秀、郭象们注庄子的时候，当时汪庄子的已经有了几十家，到后来，那数目自然是更多了。到了东晋，支道林开始用佛学来解释老庄，一时传诵。我们试看当日史传中称杨某人的学问。总是以“精老庄，通周易”为标准。因此老庄之学，一时披靡天下。当日名士，无不以谈玄成名，及至父兄之劝戒，师友这请求，都以推究老庄为重要事业。玄学的盛行，必然要影响到文学。在那一时期内诗文辞赋里，很多是表现玄风，或是辨析名理。如曹植的玄畅赋、释愁文、髑髅说，已开其端，嵇康的秋胡行、酒会诗答二郭、与阮德如、述志诗诸篇，倾向更为显明。再如张华、陆机、孙楚的诗篇，也时时露出道家的言语来。此后风气日盛，到了孙绰、许询，再加以佛理，诗就更枯淡无味了。诗品说：“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於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文心雕龙时序篇说：“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馀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檀道莺续晋阳秋也说：“正始中，王弼、何晏好庄、老玄胜之谈，而俗遂贵焉。至过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询及太原孙绰转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辞，而诗骚之体尽矣。”（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这些批评都相当确切。
在这种环境下，当代的名士文人，大都反对儒家的传统道德和礼教，追求任达旷放的生活。不是服药，就是饮酒，以此来麻醉自己的神经，在消极方面，表示向封建统治者的反抗，和毁弃礼法的叛逆精神。
寒食散之方虽出汉代，而用得靡有传焉。魏尚书何晏首获神效，由是大行於世，服者相寻也。（世说新语注引寒食散论）
籍嫂尝归宁，籍相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耶？”邻家少妇有美色，当墟沽酒。籍尝诣饮，醉便卧其侧。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
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识其父兄，径往哭之，尽哀而还。其外坦荡而内淳至，皆此类也。（晋书本传）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衣，诸君何为入我中？”（世说新语任诞篇）
诸阮皆饮酒，咸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杯觞斟酌，以大盆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更饮。时有群琢，来饮其酒，或直接去其上，便共饮之。（晋书阮咸传）
何晏、王弼、阮籍、嵇康诸人，有自己的学问、见识、有自己的品质、精神，他们在各方面还有自己的成就，但那些徒有其表、华而不实的名士文人，必然流於放荡狂妄，丑态百出，造成不良的社会风气。
初至，属（胡母）辅之与谢鲲、阮放、毕卓、羊曼、桓彝、阮孚，散裸袒，闭室酣饮，已累日。逸将排户入，守者不听，逸便於户外脱衣，露顶於狗窦中，窥之而大叫。辅之惊曰：“他人决不能耳，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逐与饮，不舍尽夜，时人谓之八达。（晋书光逸传）
在这里正表现出所谓“八达”的真实面貌。所以干宝在晋纪总论里说：“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辨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士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葛洪也说：“蓬乱鬓，横挟不带，或亵衣以接人，或裸袒而箕裾。朋友之集，类味之游，莫切切进德，りり修业，攻过弼违，讲道精义。其相见也，不复叙离阔，问安否，宝则入门而呼奴，主则望客而放狗。其或不尔，不成亲至，而弃之不与为当党。及好会则狐蹲牛饮，争食竞割，掣拨淼摺，无复廉耻，以同此者为泰，以不两者为劣。
终日无及义之言，彻夜无箴规之益。”（抱朴子疾谬篇）这真是一幅晋代文人日常生活的漫画。文学是生活和思想的反映，在这样的生活思想基础上，文学必然离开现实，故当日作品，很少能反映出人民生活和思想感情。
△三、道教佛学的传布
道家道教这两个名词常有混淆，但意义很有区别。道家代表老庄一派的哲学，道教虽也奉黄老，却是一种宗教。道教的形成，始於汉末。一面因为结合当日阴阳迷信的思想，同时又袭取初欺输入的佛教形式。所以在汉明帝时代，黄、老、浮屠还是一种混淆状态。明帝永平八年答楚王英的诏中说：“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后汉书楚王英传）到了桓帝，在皇宫中正式设立了黄老、浮屠之祠。后汉书桓帝本纪论说：“饰芳林而孝濯龙之宫，设华盖以祠浮屠老子。”应着这种环境，於是译经的事业兴盛起来了。初期翻译经典的如支谶、安清之流，都是桓、灵时代的人。道教也因着社会动摇、人民困苦的环境，在乡村间宣传推动，张陵的五斗米道，张角的太平道，应运而生，形成道教的民间组织。
佛学初来中国，多系口传，国人尚难解其真义，於是与当日流行的道教，彼此混杂，互相推演。当时信教者都未能将佛道二教分辨清楚。因为当日那些名黄、老的方术道士，除讲服食导养丹鼎符之外，也讲神鬼报应祠祀之方，而佛徒最重要的信条为神灵不灭、轮回报应之说，又奉行斋戒祭祀，故双方容易调和，而成为一种佛道不分的综合形式。等到汉代末年，有安清、支谶、竺朔佛、康孟祥、竺大力诸人的译经，有牟子讨论佛义的理惑论，於是佛教本身的意义渐渐显明。同时，道教在民间很快地发展起来，基础也日趋稳固，成为民间信仰的宗教，对於当代的知识分子，也发生了影响。如葛洪我们不必说，就是嵇康、王义之之流，也是感染着道教的。其势力的传播，可知不仅限於民间。在这种变化时期，佛学也与玄学相辅而行，大为清谈之士所爱好，佛学的发展，又进展到一个新阶级。
魏、晋是政治混乱、阶级矛盾尖锐，而人民生活非常痛苦的时代，也正是合於宗教传布、发展的时代。遁世超俗之风日盛，出家为僧道的人也就日多了。
那一时期的佛经翻译，造成极盛的状况。如支谦、竺法护、僧伽跋澄、昙摩难提、竺佛念、鸠摩罗什、昙无谶诸人，都有很好的成绩。再如道安、支道林、慧远之流，也都是当日有名的高僧。他们不仅宣扬佛理，并且精通中国的哲学，所以为时流所敬重。佛徒在汉末三国时代，在读书界并没有地位，西晋时，渐露头角，阮瞻、庾凯与沙门孝龙为友，桓颖与竺法深结交，开了名士僧人结交的风气。到了东晋，此风日盛，僧人加入清谈，士子研究佛理，当日成为美谈。这种情况，不仅助长当日的玄风，在文学精神上也起了一些作用。追慕隐逸，向往山水，神鬼变异之谈，因果轮回之说，对於诗文、小说，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魏晋文学的精神，固然有反映现实、批判现实的积极意义（尤其是建安），但一般说来，特别是在晋代，文学呈现出比较浓厚的玄虚倾向，不少作品还表现着神秘虚无的色彩和种种复杂的情绪。作家们大都浮在上层，不能深入观察社会民生，而又受到政治环境和玄学清谈的种种复杂的感染，执笔为文，大都不敢正视现实，常是采用隐蔽的象征手法，表露出他们的精神苦闷和追求解脱的心情，曲曲折折地表达对封建政治、传统礼法的不满。有不少作家，把老、庄、的无为遁世，道教的神仙，佛教的厌世，各种思想一起揉杂起来，再借着古代许多神话、传说为材料，描出各种各样的玄虚世界。於是昆仑、蓬莱成了他们歌咏的仙境，人面兽身的西王母，变成了观世音，王乔、羡门、赤松子、河上公这些仙人逸士，都成为他们的人生理想。山海经、穆天子传变成了经典，招隐、游仙、饮酒、升天、采药、神女等等，成为当代文学中流行的题材。这种精神在晋代文学中，颇为显著，这是我们应当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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