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其不可而为之，
譬如：
一，明知不是自己作品，却盗用商标，假用他人的名声写自己的作品 黄梨洲「明儒学案」序云：「唐之韩、柳，宋之欧、苏，元之虞集、姚燧，其文皆非有明一代所能及。」还有，古籍的散失，自明代近，是明人不知爱惜文化，元代却是保管得很好的。如果还有人说元代不重视汉文化，请看朱彝尊的话： ………元之平金也①，杨中书惟中于军前收伊洛诸书，载送燕都，及平宋，王承旨构首请辇送三馆图籍。至元中，又徙平阳经籍所于京师。且括江南诸郡书板，又遣使杭州，悉取在官书籍板刻至大都………考唐宋元藏书，皆极其慎重，献书有责，储书有库，勘书有人，曝书有会。至明，以百万卷秘书，顾责之典籍一官守视，其人皆赀生，不知爱重。而又设科专尚帖括，四子书易诗第宗朱子，书遵蔡氏，春秋用胡氏，礼主陈氏，爱博者窥大全而止，不敢旁及诸家。秘省所藏，土苴视之，盗窃听之，百年之后，无完书矣。迨万历乙巳………校理遗籍，惟地志仅存，亦皆嘉隆后书，初非旧本。经典散失，寥寥无几………（曝书亭集卷四十四文渊阁书目跋）。 再说纯文学方面，小说名著「水浒」与「三国演义」，皆始作於元朝。元曲的光芒万丈，更是不争的事实。明朱权「太和正音谱」，录有杂剧五百六十六种，作者一百八十七人，除去一部分明人著作，实有五百余种。如果把遗漏的加进去，有人估计有千种之多。至於元代杂剧作家的人数，据「录鬼簿」舆「续录鬼簿」所载，共有二百余人。二，自己明明一知半解，却自作聪明，自以为才高八斗，非要和历史古人拼个输赢
干宝的《搜神记》名气太大，除了历代辗转传抄之外，连袭用书名的情况也屡见不鲜，同样叫做“搜神”的至少就有陶潜《搜神后记》、北魏昙永《搜神论》、唐代句道兴《搜神记》、宋代的《搜神总记》、元刊《新编连相搜神广记》、明代罗懋登六卷本《搜神记》、焦璐《搜神录》（即《穷神秘苑》），明代还有一个八卷本《搜神记》干宝的《搜神记》原书似乎在宋元间就已散佚了。
三，子夏曰 「小人之过也 必文文。」，做错了事不老老实实认错，还强词夺理的狡辩
《左传襄公九年》知武子：“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
皆是远离【宋明理学】【正统】学说的【一曲之见】，有无道理，见仁见智。 子路宿于石门①。晨门②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
（《论语·宪问》 ） ①石门：鲁国都城的外门。
②晨门：早晨开城门的人 “不登高山，不知山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荀子·劝学》）
“知其不可为”只是凭经验作出的初步判断，不一定准确，也并非实际的“不可为”，到底可不可为，只有通过实践来验证，也就是要“为之”，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如果知其不可为就不为，就等于承认凡事无须坚持，遇到困难只管放弃，听天由命，随遇而安。那么就不会有力挽狂澜、扭转乾坤、逢凶化吉、转危为安、如有神助等等情况的发生。英语里有一句谚语：自助者天助，就是这个道理。用姚明的话来说，就是：努力了不一定会成功，但不努力肯定不会成功。 “知其不可而为之”，这对孔子的概括真是入木三分，深刻得很。显然，这个守城门的人并不是一个等闲之辈，而是一个修养 很高却隐身于市朝的大隐士。回到“明知不可而为之”这句话本身来看，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形象勾画。
一个人知道自己所从事的事情是可望成功的，于是坚持干下去，最后果然取得成功他固然是一个成功的人，但说来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了不起。
而一个人明知自己所从事的事情，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不可能取得成功，但他还是一丝不苟地坚持做下去，“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为自己的信念和理想而献身，这就非常不易而难能可贵了。就像愚公移山，又像西绪福斯把石头推上山坡，圣人何尝不知道“克己复礼”任重而道远，但却周游列国，“累累如丧家之犬”而精神不改，晚年退居讲学，仍然以礼乐文化为核心内容，为推行“仁道”而贡献力量。正如曾子所说：“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正是这一方面的精神，突现了儒家积极入世的特征，与知其不可而不为的道家大相径庭。 （晨门）知世之不可为，而以讥孔子，不知孔子之知其不可为而为，正是一种知命之学。世不可为是天意，而我之不可不为则仍是天意。道之行不行属命，而人之无行而不可不于道亦是命。孔子下学上达，下学，即行道。上达，斯知命矣。然晨门一言而圣心一生若揭，封人一言（《论语·八佾二四》“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而天心千古不爽，斯其知皆不可及。（钱穆《论语新解》）
“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论语》)
所谓“不可为”，不是不能去做，而是在一般人看来没有实现的可能性，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情，所以认为没有必要去做。一定要保证很快就见功效才去做，一定要先有利于自己才去做，一定要先有利于自己所在的全体才去做，一定要有利于当时的时代才去做，这几种情况虽然有不同，但都是从事功的角度来说的。圣贤君子做事，所重视的是道义，事功的实现体现在道义之中，而不是把事功放在道义之上。如果不符合道义，即使有局部的、暂时的利益，也会造成严重的后患。依据道义去做事，即使局部或暂时看不到利益，但是，全局的、长久的利益就在其中了。
孔子不因为是否成功才决定做不做，而是因为应该做，就去做。儒家讲“无所为而为”的学说：一个人不可能无为，因为每个人都有些他应该做的事。然而他做这些事都是“无所为”，因为做这些事的价值在于做的本身之内，而不是在于外在的结果之内。
“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
他尽了一切努力，而又归之于命。命指天命，即天的命令或天意，它被看作一种有目的的力量。但是后来的儒家，就把命只当作整个宇宙的一切存在的条件和力量。我们的活动，要取得外在的成功，总是需要这些条件的配合。但是这种配合，整个地看来，却在我们能控制的范围之外。所以我们能够做的，莫过于一心一意地尽力去做我们知道是我们应该做的事，而不计成败。这样做，就是“知命”。
科学实验科学研究中，艺术创造中，学理探讨中，新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中，使自己成为一个垫脚石，成为铺路的石子，成为划时代的突破的一个序曲的例子不胜枚举，没有知其不可而为之，就没有为而使之可，就没有历史的前进与科学的进步，就没有人类文明的积累与辉煌，就没有可歌可泣的历史、今天与未来。你必须具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必须在追求成功，追求高妙，追求高境界的同时具有不怕碰壁，不怕失败，不怕风险，不怕付出，更不怕投入的决心和勇气。
但还有一点，沉重的一点，我必须告诉读者：虽然我坚信美德是必要的，智慧、光明、心胸和境界都是必要的和有着奇妙的效用的，但是这些好东西并不注定它一出现就所向披靡，它们的被承认，它们的发挥、运用和成功仍然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开始之前之中乃至之后，仍然有人痛恨美德，痛恨智慧。原因很简单，你的善良反衬了他或她的恶毒，你的智慧凸显了他或她的冥顽，你的博大提示了他或她的褊狭，你的光明照耀着他或她的阴暗，你的学问、好学更比较出了他或她的昏乱刚愎不学无术。这样你的存在就成了对恶人蠢人糊涂人的挑战，成为他或她的奇耻大辱，成了他或她的眼中钉。怎么办呢？能够因而就不善良不好学不智慧不光明不宽广不高妙起来吗？能够向愚蠢和恶毒投降吗？不，不可能，只能知其不可而为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