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隧道惨案的争议

如题所述

有关“大隧道惨案”死亡人数在史学界颇有争议,说法很多,可将这些说法粗略地划分为三档,即“百人说”、“千人说”和“万人说”。 说法介绍
百人说的下限为461人,上限为999人。百人说主要是国民政府官方的统计和说法。大隧道窒息惨案发生后的第二天,重庆防空总司令部对外宣称:“惨案死亡461人,重伤291人”。在社会舆论的强烈要求下,蒋介石命令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国民参政会主席张伯芩、重庆市临时参议会议长康心如组成“大隧道窒息惨案审查委员会”,对惨案进行调查。此后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称死亡人数的登记编号始终没有超过650人。1941年6月10日。除救出未受伤者一千余人不计外,共死亡827人,重伤165人,称大隧道惨案“死亡992人,重伤151人”。
分析
百人说的数字明显有些当局人为控制和操纵的痕迹。 “大隧道窒息惨案”虽说是由于日机的狂轰滥炸直接造成的,但有关政府部门在事前的隧道工程设计与设备安装、平时的管理维护工作上的缺陷和临时的处置失措等方面也难辞其咎。
惨案发生后,民怨沸腾,舆论哗然,重庆市临时参议会更是连续召开会议,要求政府加快彻查。为平息民众的愤恨情绪,在象征性的惩办了相关责任人后,国民政府又加强了对消息和报道的管制,特别掩盖了伤亡人数的真相,据惨案发生后不久到实地采访的《新民报》记者陈理源说:“就我亲到尸骸累累的出事地区和向附近居民了解的情况来说,也深感该部难免有‘以多报少’的行为。”而且在官方的统计和报告中,有一个明显自相矛盾的地方,即吴国桢曾在报告中称警察局唐局长即报告只有750余名,以后续报,亦不过800余。而在事后的一次红十字会举行的宴会上,当有人问及惨案到底死了多少人时,警察局长唐毅的说法却让人纳闷:“正如报上所载,大概是600人左右。”唐毅前后两种不同的说法约有200人的出入,这不是一个小数目。假设吴国桢的话是真的,那么唐毅的说法显然前后矛盾;假设唐毅在事后的说法是真的,那么吴国桢在1941年6月12日致审委会的报告中称唐局长“以后续报,也不过800余”一说更是难以自圆。 说法介绍
关于“大隧道窒息惨案”的死亡人数,最有发言权的还是当时在现场从事医疗、救护工作的负责人。从档案上看,重庆卫戌总司令部作为自始至终负责惨案救护工作的机构,它所报告的数字准确性更高。当然前提是这个数字没有受到政府和当局的影响和操纵。6月6日重庆卫戌总司令部在致行政院关于大隧道窒息惨案原因及抢救情况的函中称:“截止本(六)日午后四时二十分止,三处洞口共计运出男女尸944具,童尸74具。至于洞内余存死亡数目,因隧道太深,一时无从清查。”6月8日,重庆卫戌总司令部再次呈文行政院:“称三洞尸体已全部运出洞外,计有1115人。其中三处洞口分别运出人数如下:十八梯运出:童尸61具,男尸525具,女24具。石灰市运出:童尸26具,男尸66具,女尸70具。演武厅运出:童尸11具,男尸59具,女尸26具。”从以上引文中可以知道,惨案发生的第二天,重庆防空总司令部公布的死亡人数是461人,政府部门公布的数字也仅为500~600人,而重庆卫戌总司令部内部报告初为1018人,后为1115人,早已超过了当局公布的数目;而这时市长吴国桢和市警察局长唐毅却仍然在自欺欺人地向上级报告称“不过800余”。应该说当局对此是有所了解的,但却对重庆卫戌总司令部上报的数字不置可否,其企图掩盖事实之心可见一斑。虽然重庆卫戌总司令部迫于压力,试图伤亡人数增加来减轻舆论的谴责。但7月3日的审委会报告还是没有采用这一数字,更加引起的重庆各界的不满。
分析
10月,在重庆市政府所作的6月份全市工作报告中谈到惨案死亡人数问题时称:“事后会同空袭救护委员会、防空司令部、宪兵及保甲等清验窒息死难同胞,计有户口可稽者共644人,遗族648人。”“有户口可稽者”和“遗族”二者相加,死亡人数总共达到了1292人。值得注意地是这一数字是市政府会同空袭救护委员会、防空司令部、宪兵及保甲人员等共同勘察后得出的,在政府刻意淡化事件的前提下,可信度是值得商榷的。6月12日,吴国桢在给审委会的报告中称:“(死尸)已开始用卡车运往朝天门,以便转运至黑石子、大佛寺等处掩埋。由此可见,惨案死尸的掩埋地点有两个,一是江北黑石子,一是南岸大佛寺。另据重庆卫戌总司令部在6月8日呈行政院报告中称:“清理出来的死尸除有38具当场由其亲属认领自行装殓外,其余用六辆卡车轮番运至朝天门。随即雇用木船多搬运至江北黑石子,并用轮船输送防护人员200名于7月5日赶赴黑石子开始掩埋。”这明显与现场幸存者回忆说有数十辆卡车来回运输不相符合,明显也是为了掩盖事实真相的谎言。大轰炸时期,重庆的情况比较复杂,统计工作的精确度较低。在此特殊条件下,要对死亡人数作一精确统计,很显然是不现实的,即使作出了也是难以令人认同的。 说法介绍
“万人说”的数据约为9000余人,在所有幸存者有关惨案死亡人数的回忆当中,“万人说”占绝大多数。据广东籍的幸存者刘伟波回忆:“一夜之间因窒息挤压而惨死市民近万人……”而曾入十八梯洞内避难生还的欧阳祝泽说:“十八梯洞内死的人很多,搬了一个昼夜才勉强搬完,大约死的五六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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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防空洞共有三个洞口,一个洞口尚且如此,三个洞口死伤人数当在万人左右。曾入演武厅避难生还的李建国说:“三个洞子都死了不少人。其中以十八梯大洞死的最多,石灰市大洞第二,演武厅洞子第三,但演武厅洞子也死了不少人,大约有二三千人,总计三洞死了万把人。”近30多年,不少史家和史书采用万人说。据《重庆市志》第1卷称:“1941年6月5日,日机于夜间轰炸重庆,导致校场口和平大隧道大惨案,窒息9000余人。”1955年重庆文史馆编《重庆市略志》称:“总计这个大隧道内的人数(死亡人数),至少总在万人以上。”1985年出版的《重庆抗战纪事》称:“六月五日发生了‘重庆大隧道惨案’,近万人在洞中窒息。据当时在实地采访的《新民报》记者陈理源说:“至于将罹难者尸体抛入长江和窖于朝天门下沙嘴,仅为事后多年的传闻,缺乏事实根据。惨案发生时,我曾到集结待运尸体的朝天门港口探视,那凄凉悲惨之状,固不禁催人泪下,激起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国内官僚的切齿痛恨。前田哲男在《重庆大轰炸》一书中也称:“洞内炎热,在一万多名人群中,有陈荣安等人,还有草药街的其他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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