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
《典论·论文》中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著名论题，它首先明确地将“气”的概念引入文学领域并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它第一次明确强调了作家的个性、气质与文学创作是不可分割的，把作家的“气”视为文章的生命，自觉地抒发个人的情感，追求文学创作的个性，因此，“文气说”的出现促成并标志着“诗言志”向“诗缘情”的转变，昭示着一个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时代的到来，并把文学创作推向了唯美的时代。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遗弟子。”简单地讲，所谓“气”，在作家方面，是指的他的气质才性，形诸作品，便成为作品的风格。具体分析，“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即是强调文艺作家自然的禀赋，它同作家的创造力是不可分割的，艺术创造上的巧拙出于创造者的自然本性，是无法加以传授的。由此可看出，曹丕所说 “文以气为主” 的 “气” 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哲学范畴，而是具有明显的美学意义了。
首先，它将“气”引入文学领域，作为文艺审美的一个概念并以此用来品评文学作品。早在先秦时代的诸子思想中，“气”便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哲学范畴，乃宇宙天地万物之本源。把“气”从哲学范畴引入文学领域，丰富和发展了“气”的内涵。建安文学崇尚“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推崇“梗概而多气”便是曹丕“文气”说的最佳体现和诠释。建安文人在他们的创作中经常出现“气”的概念，如曹丕
《大墙上蒿行》：“感心动耳，荡气回肠”；
《至广陵于马上作》：“胆气正纵横”；
曹植《鰕鳝篇》云：“猛气纵横浮”；
刘桢《射鸢》：“意气凌神仙”；阮瑀《咏荆柯》：“叹气若浮云”；吴质《思慕诗》：“志气甫当舒”。在他们的作品中，“气”多表现为一种昂扬向上的精神及情感力度。为此，后人，常常也用“气”来评价建安文学。钟嵘
《诗品》评曹植创作：“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篇》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世积怨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再者，“文气说”的出现促成并标志着“诗言志”向“诗缘情”的转变，昭示着一个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时代的到来。先秦《
尚书》“诗言志”的“志”虽然有“情”的成分，但它更主要的是表达符合
儒家思想的思想情志，强调“以志束情”，情是不能任意泛滥而发的，当时的文论还摆脱不了政治教化等传统诗学的束缚。而汉代经学兴盛，更是严重束缚和阻碍了文学抒发个人情感的发展道路。然而我们知道，文学并非只是“言志”，更是创作主体精神气质的投射，文学的这种抒情倾向带动了魏晋以后创作实践的自觉。“文气”说在这个时期刚好应运而生，它适应了建安文学发展的需要，也是建安时代社会背景下的产物，它从
两汉以来被禁锢的经学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逐渐地开始追求个人的文学创作，并上升到理性的高度来认识。从而，它使文坛出现的追求创作个性的倾向上升到文人的自觉意识，预示着“文的自觉”时代的到来。它为建安文学揭起一面高扬创作个性的鲜明旗帜，这就是所谓的“
建安风骨”，而“建安风骨”更是非常完美地表现和诠释“文气”说的理论意义。
概而言之，李泽厚先生把 《典论· 论文》 看做是魏晋南北朝美学的发端和引言。而其中最重要的命题要算“文气”说了。“文气”说将“气”从哲学范畴引入文学领域，第一次以命题性的方式确立了“气”在文学活动中的重要地位。此外，它还昭示一个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时代的到来，将文学的发展推向了唯美的时代，这就是它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具有跨时代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