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保持了年均8％左右的经济增长，但是，这并不应当成为中国人骄傲的理由，因为至少从两个角度来看，我们没有能够实现我们原本可以达到的目标：第一，我们从来没有达到过经济起飞国家曾经经历过的两位数以上的增长，而中国的经济目前正处在经济起飞阶段；第二，在GDP以比较快的速度增长的同时，我们的就业和实际产出、以及生活质量却没有出现相应的增长与改善。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文化显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文化角度对以上这些问题加以检讨，我们就会发现，问题的根源在于社会财富观的扭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财富观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迄今为止，人们对于财富的认识并不正确，这可以从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下述行为得到证实：忽视财富的创造，而看重财富的集中；轻视实业投资，而强调所谓的资本运作；富人忙于敛财，而不愿承担社会责任；更有一些为富不仁之徒，借助于各种有损于社会与他人利益的方法来增加个人的财富，特别是这种为富不仁的行为正在将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引向歧路。针对这些有碍于社会健康发展的严重问题，我们有必要对中国社会正在形成中的各种扭曲的财富观加以批判。
人类正确的财富观源于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认为货币并不是财富，财富是土地和劳动的数量。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写道：“财富并非由金或银带来，其实全世界的财富最初都是通过劳动得到的，……财富的价值精确地等于获得或支配这些产品所需耗费的劳动数量。”亚当·斯密进一步发现，国民财富的增加主要取决于以下两个基本因素：（1）不断提高的生产专业化程度，这导致了分工以及新知识和新技能的发展；（2）伴随着资本积累和新技术的发展所产生的对新机器的投资。从古典经济学关于财富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呢？第一，财富归根结底是人类劳动的创造物；第二，人类劳动创造财富的效率可以因为实行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生产而大幅度提高；第三，资本积累只有转化为实际的投资、并与较高素质的劳动和新的机器（也就是新的技术）结合在一起时才能导致财富的增长。
马克思批判性地继承和发展了古典经济学的价值（财富）理论，强调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并且对资本积累和集中，以及财富创造和财富的分配作了科学的区分。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积累是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条件，资本积累过程是一个将前一个生产周期中产生的剩余不断地转化成为下一个生产周期中的增量投资的过程，因而资本积累是具有生产性的，它可以带来国民财富的增加。但是，资本集中就有所不同，它是一个把分散在不同的资本所有者手中的资本集中为一个数量更大的资本的过程，资本集中可能带来生产技术的改进和下一个生产周期的产出数量的增加，因为集中起来的资本可以导致厂商规模的扩大或投资于价值更高、生产率也更高的机器，然而，就当期生产而言，资本集中并没有直接导致社会生产能力的扩张。
马克思在科学地揭示了剩余价值的源泉之后，发现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剩余价值的分配（也就是我们在这里所说的财富的生产和分配）是两件截然不同的事情。在一个完整的资本再生产的循环过程中（G－W－P－W＇－G＇），社会价值的增殖和财富的增加是在由P所代表的生产过程中实现的，产业资本由于承担了实际的生产职能而有权获得利润，商业资本由于降低了产业资本的市场交易费用而有权分享产业资本组织财富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利润，但是，为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提供资金来源的货币资本（G）并没有承担任何具有生产性的功能，所以它就只能获得作为事先合约的利息。正因为货币资本不具有生产性的功能，所以马克思有时也把它定义为生息资本或虚拟资本。
从马克思的论述中，我们大致可以得到以下一些启示：第一，在虚拟经济领域、即金融领域中的纯粹资本运作，与进入实际产业部门的实业投资相比永远是第二位的；第二，由于货币（生息）资本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和财富，所以当它们不能为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提供有效的融资服务时，也就是脱离实际的产业和商业活动时，纯粹的资本运作就会产生金融泡沫，其结果是金融领域中的资本运作不仅会吞噬掉大量的现金流量，而且还会对产业与商业活动造成巨大的冲击。
自从进入科技迅速发展的当代社会以后，新古典经济学家发现了经济内生性增长的原理，这一原理表明，经济增长和财富的创造不仅取决于人类劳动和实业投资，而且更加依赖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或产品更新的技术创新。这一发现是如此重要，以致于可以这样说，在今天社会，财富创造首先将取决于能够推动技术进步的研发活动。研发活动尽管具有很高的风险，但它决不是一种虚拟的经济活动，而且每一次失败的研发活动都在为下一次成功的研发活动积累知识基础。
重商主义财富观产生的社会经济环境
对照一下古典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财富观，就可以发现，目前流行在中国社会的财富观是极不可取的，因为这种财富观大致上是一种属于重商主义性质的财富观。比如：人们普遍认为有钱的人才是富人，这与重商主义货币就是财富的观点如出一辙；投资者关心的是资金的回报率，而从来不过问产生现金流的投资项目究竟能否增加全社会的福利；“企业家”们关心的是企业的规模扩张，并且是那种借助于金融运作、而非实际投资或技术创新的虚拟扩张，目的是为了提高自己的身价；如此等等，无不具有重商主义的特征。
1.中国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所造成的对商品和货币的盲目崇拜。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大部分商品是计划配给的，并且市场交换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因此，货币并不重要。但是，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市场逐渐成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手段，交易因此而变得越来越重要，货币作为交换的一般等价物而受到人们的青睐，并随着交换的发展逐渐形成了货币拜物教。
2.经济改革缺乏相应的财富观。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在中国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会产生商品货币拜物教呢？我们的回答是，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缺乏相应的财富观。财富观之所以会在中国发生扭曲，就是因为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们从来就没有对财富问题进行过认真的、并且是非常深入的讨论，从而导致了错误的财富观的形成和蔓延。
3.缺乏产权边界非常清晰的所有权制度。财富首先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某种“物”，但是财富除了具有独立的“物”的性质之外，事实上还包含着隐含在财富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财富的所有权。所有权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提供了人们拥有财富的安全性，从而使得财富的激励和积累得以实现。假如一个社会缺乏有效的所有权制度，那么财富的创造和积累就必然会被财富的掠夺和攫取所取代。我们可以用公共物品要比私人物品更加容易损坏或遭人盗窃来解释这种现象，因为公共物品的产权归属是不清楚的。中国目前的所有权制度改革并没有最后完成，大量的财富所有权仍然只是一种像约翰·洛克所说的单方面宣布，而不是一种相互承认的“社会契约”，因此，社会就不能为人们的所有权提供有效的保护。不仅如此，我们还存在着大量的公私不分的产权领域，在这些领域，财富的占有和分配是很难通过所有权来处置的，更多的是依靠权力来处置的，这样，以权谋私、依靠权力来占有甚至巧取豪夺公共财富与他人财富的现象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夺取和占有公共财富或他人财富当然要比创造财富省力得多，因此，在没有所有权的保护与约束的市场经济环境下，打着所谓“资本经营”或“资本运作”的幌子来侵吞社会财富（包括公共和他人财富）的行为必然会滋长，而创造财富的努力反倒会遭到“讥讽”，并经常被认为是无能的表现。
4.对国际金融创新的认识有误。时下在中国金融界颇为流行的金融意识形态大都源于西方国家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的金融创新。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金融创新其实是具有两面性的，其积极的一面在于为财富创造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来源，比如在最近30年中迅速成长起来的各种风险投资基金就为新经济革命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来源。但是，始于1970年代的金融创新也具有消极的一面，那就是越来越多的金融创新并不是为创造财富的企业家提供资金来源的，而仅仅是为投资者提供流动性服务乃至投机性服务的，由此产生的结果是，虚拟的金融活动越来越脱离实际的产业活动，它们与财富的创造几乎没有任何关系，反而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实业资本进入虚拟金融领域参与投机和套利，结果，就像劣币驱逐良币一样，金融投机替代了实业投资，虚拟的金融财富增长了，但是实际的就业和产出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增长，于是经济泡沫形成了，金融危机产生了。由此可见，技术创新和实业投资是“本”，而金融创新不过是“末”，过分强调金融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就必然会犯本末倒置的错误。然而，最近20年来，中国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所形成的金融意识形态，更多强调的恰好是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里金融创新的消极面，从而助长了弥漫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的金融投机行为，而实业投资与财富创造却遭到了鄙视。
5.误把GDP增长当作人类进步的引擎。众所周知，衡量一国经济（财富）增长的最常用的指标是GDP（国内生产总值），它是一年内商品和服务产出的总值。GDP增长不仅对经济学家，而且对政治家同样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既然GDP是考核政治家政绩的一个重要指标，那么一切可以导致GDP增长的经济活动理所当然地都会得到政府的支持，而不管这种经济活动是创造财富的，还是不创造财富的。比如，发生在虚拟金融领域中的许多活动仅仅只是一种交易行为，就像购并和证券买卖等，它们并不创造财富，但是它们却会被记入GDP。正是GDP的这种内在局限性，将真实的财富创造与虚假的财富增加混淆在一起，使得政府对于控制金融领域中过度的投机和泡沫失去了警觉。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要纠正中国社会目前这种已经被相当多的人所接受的错误的财富观，鼓励人们积极地从事各种创造财富的经济活动，我们首先需要的就是文化的药方，这是因为文化往往压倒经济。戴维·兰德斯在《国家的穷与富》一书中断言，如果说经济发展给了我们什么启示，那就是文化乃举足轻重之因素。西方从传统社会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很大程度上就是由类似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这样的文化变革所促成的。没有这样的文化变革，就不会有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和工业化社会的发展。
从文化的角度来讨论财富观问题，我们就会发现，财富与价值的创造基本上是一种道德行为，这是因为，任何在市场上获得认同的产品或者服务，同时也必须在道德上获得人们的认同。人们为什么会憎恨毒品交易和走私这类经济活动，就是因为它们是不道德的。一个企业为什么会有市场竞争力，归根到底就是因为它生产的产品或服务是有用的，而向社会提供有用的产品或服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这需要生产这些产品或服务的企业、特别是领导这些企业的企业家必须具有非常高尚的品质。
不仅如此，假如在市场经济中相互竞争的行为主体都能够道德一点的话，就连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交易成本也可以大幅度降低。由此可见，财富的创造和分配确实受到作为文化的道德因素的巨大影响。难怪亚当·斯密不仅撰写了具有经济学百科全书性质的《国富论》，而且还以同样的热情写下了被许多经济学家所忽略的《道德情操论》。如果我们把亚当·斯密的这两部著作结合在一起来思考问题，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财富的创造不仅取决于分工、资本积累和对外贸易，而且还取决于人们高尚的道德和伦理。
现在我们来讨论所有权对人们树立正确财富观的重要性。对于社会来说，市场交换是分配财富的最为有效的机制，但是要使它运转起来，交易者还必须对所要交换的物品拥有明确的、专一的和可以自由转让的所有权，否则，为分配财富进行的交易费用将是很高的。这也就是说，所有权首先具有降低市场交易费用的功能。随着市场交易费用的降低，人们就可以把更多的资源用于财富的创造，而不是财富的分配。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从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中清晰地看到，一个社会的所有权体系如果能够明确地规定每个人的专有权，并为这种专有权提供有效的保护，进而可以大幅度地降低进行各种创新活动的个人或组织在获取创新收益方面所存在的不确定性，如由盗版等侵犯知识产权行为所造成的创新者收益的减少等，那么这个社会就会更加富于创新精神。这也就是说，所有权还具有激励社会个人与组织进行创新的功能。
最后，所有权还有助于促进社会财富的积累，因为产权边界明确的所有权可以保证人们的财产权利免遭别人的侵犯，这里所说的对他人财产权利的侵犯包括市场交易中的侵犯和不交易状态下的侵犯。前者是由于市场存在垄断势力而造成的，因为在市场存在垄断势力的情况下，交易不可能是公平的。后者则通常发生在没有所有权，或者是虽有所有权、但是所有权的边界是很不清晰的、或者是国家的保护非常无效的。如果有了边界清晰、保护有效的所有权，那么以上两种侵犯他人所有权的现象就很难发生了。就发生在市场交易中的侵犯来说，由于所有权赋予人们以自由选择的权力，因此，人们在面对不公平的市场交易时就可以选择退出交易的方式来保证自己财产免遭他人的侵犯。就不交易情况下的侵犯来说，当所有权体系覆盖整个社会，并且得到了整个社会的认同时，就会失去其存在的制度环境。就所有权制度导致社会每个成员都不可能通过侵犯或掠夺他人财富来增加自己的财富、只能通过自己的勤劳来增加财富而言，所有权不仅有助于社会财富的积累，而且还是对于财富创造的一种有效的激励。
法国经济学家亨利·勒帕日曾经在《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一书中对法国为何会在世界第一次产业革命中失去机会，没有走在英国前头成为世界第一次产业革命的策源地之原因做过比较深入的探究，他的主要结论是：与议会制的英国不同，当时的法国是一个十分强大的君主政体国家，这种区别使得法国政府有自己的独特利益，那就是最大限度地增加政府自己的收入，结果当时的法国政府从来不关心其预算和税收方法对整个社会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影响，也没有认真地去界定和保护社会成员的所有权，而只是拼命地增加政府的财富，结果，在政府高额税赋的压力之下和产权难以得到有效保护的情况下，社会失去了创造财富和发明创造的激励，可以看到的只是上层社会的腐化与堕落。
为了实现政府职能的这种革命性转变，政府首先需要树立正确的财富观。为此，政府必须放弃对GDP的偏好和对政府税收收入的片面追求，而更多地去关心社会的公平和人民的富有。对于一个社会来说，GDP的增加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个社会是富有的和幸福的，至于更多的社会财富以国家税收的形式集中到政府手中，也并不一定是件好事，它极有可能导致政府机构的膨胀和资源的非市场化配置，进而影响社会长期的经济增长，而且还有可能在此基础上产生国家资本主义，重蹈巴西和印度的覆辙。巴西和印度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虽然有助于建立强大的工业基础和一个强大的国家，但是，它们同时也造就了一个与政府部门有着紧密联系的资产阶级，而且，更加严重的问题是，个人的积极性往往不受重视，大部分群众都被排除在了建立在资本而不是劳动基础上的经济增长以外，其结果只能是财富与贫困的两极分化。所以，为了避免在中国发生这样的事情，实现让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目标，我们就必须尽快推进政府部门的改革，而这样的改革首先就应当从政府部门树立一种什么样的财富观着手。只有当政府有了正确的财富观，并且开始大力弘扬这种正确的财富观的时候，整个社会才有可能树立起正确的财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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