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乌蓬船》的艺术特色

Question

如题所述

Answer 1

　　《乌篷船》是周作人一组文章中的第九篇，文章总题目是“苦雨斋尺牍”。周作人早就说过，他虽然生活在大革命前夕的动荡年代，内心深处却向往着雨天，喝口清茶，同友人谈闲话，以为“那是颇愉快的事”；但他又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苦”味，“心思散漫，好像是出了气的烧酒，一点味道都没有”。为了排遣，“聊以对付这雨天的气闷光阴”，他提笔写信，写给谁呢？给知己者川岛（《尺牍》之三）、钱玄同（《尺牍》之六）－－二三人而已；实在没人可写了，就写给自己（如，《尺牍》之一及《乌篷船》），这封信的收信人就是写信人周作人本人。
　　《乌篷船》所表现的是寂寞的灵魂的内心对白。作者把自我的两个侧面外化为收信人“子荣”与写信人“岂明”，于是，就有了两个“自我”之间的撞击与交流。这是两个“实体”，有着不同的意趣与追求。
　　先看收信人“子荣”。由于书信体的限制，作者没有对“他”多作介绍，只能留下大量空白；不过，寥寥几笔，已显出轮廓，足以使读者运用自己的生活经验加以丰富与完整。于是，不知不觉间，也就参预了作品的再创造。“你在家乡平常总坐人力车，电车，或是汽车”，可见“他”生活在一个开始有了现代物质文明、大概类似北京这样的现代城市里；“你如坐船出去，可是不能像坐电车那样性急”，“骑驴或者于你不很相宜”－－“他”的生活方式、心理状态都开始追逐于现代城市的快节奏，而对传统的、缓慢的、近乎停滞的生活不相适应；“坐航船到西陵去，也特别有风趣，但是你总不便坐”－－传统生活所特有的“风趣”于“他”已开始隔膜。可见，收信人“子荣”正是现实生活中已经被现代文明改造了的“自我”。
　　而写信人“岂明”就是在内心深处顽强抵抗着的“自我”，在周作人看来，这也是更值得保存、更真实、更本色的“自我”。“他”是那样津津乐道于故乡的“船”：讲了白篷船，又讲乌篷船；讲了大船，再讲小船；介绍乌篷船时，单是“三明瓦”就费了一百三四十字，约占全文十分之一的篇幅；这还不够，还要讲船尾怎样，船头如何，船篷又有多高，多宽，4个人坐着都可以打马将（深恐你没有实感）；小船呢，又是怎样的矮、窄，“遇着风浪，或者坐得少不小心，就会船底朝天”，简直唠叨得没个完，仿佛这不是那位平日沉默寡言、写起文章来惜墨如金的周作人，而是一位热心得有点过分的导游者。从这近乎反常的表现里可以感觉到，讲述者差不多每介绍到一处，都要重复使用“有趣”、“风趣”、“趣味”这样的词儿。这当然不是因为“词汇贫乏”，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讲述者的心思本不在“船”而在“船”中所蕴含的“趣味”、情感、心态、生活方式、人生态度，概括起来，就是传统文化的底蕴。
　　慢慢地读下去，我们就会像进入角色一样进入那样的“境界”（这正是周作人文章的“魔力”之所在）：“黄昏”......“夜间”......“暮色苍然”......“困倦的时候”－－一种寂寥的，倦怠的，几分悲凉又几分肃穆的历史文化氛围迎面扑来；可以看见“山......河......乌柏......红蓼......白苹，渔舍......桥”－－面对宁静的、永恒的自然；可以听见“水声橹声......招呼声......犬吠鸡鸣”，更有那“庙戏”歌吹的悠扬，宛转，朦胧......－－应和着原始的传统的呼唤；心中感到自由，松弛－－“要看就看，要睡就睡，要喝酒就喝酒”，岂只是“行动”的“自如”。这一切，确实非常的“迷人”。而“他”－－周作人内心深处的“自我”呢？“他”是怎样地“神往”于这“安闲而丰腴的生活”，怎样地追怀着那自由的、“行乐”的、“游山的态度”呵！他试图召回已经失去的传统文化的魅力，使被现代文明“异化”了的那个“自我”重新复归，使“自我”由分离达到统一。写信人“岂明”如此喋喋不休地劝说（以至引诱）收信人“子荣”去体味故乡行船的“真趣味”，其主旨正在于此。
　　但周作人却不能不面对无情的现实：自从“讲维新以来”，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力量不但扫荡了传统文化中最腐朽、丑陋的部分（这时的周作人对此仍然是持肯定态度的），而且导致了传统文化所特有的宁静、安闲、和谐的美的丧失，与大自然直接沟通的人的自由人格的丧失，甚至传统的“演剧与迎会”，即紧张生活中难得的精神余裕，都被“禁止”，代之而起的是资产阶级“低能儿”的市侩文化。这种历史前进中得与失的矛盾，使周作人感到困惑，并产生了深刻的“惆怅”感。所谓“召回”、“复归”，尽管十分美妙，但不过是一场梦，一篇用从容、冲淡的笔调写出的“美文”，最后不能不落入沉重的忧郁，透骨的悲凉。这只能是一曲美的挽歌。淡淡的喜悦中搀杂着忧郁、惆怅的苦味，从容、冲淡中蕴含着悲凉，这些构成了周作人散文的美感特征。诚然，我们可以批评周作人的审美理想与社会理想有着浓重的“向后看”的保守色彩，他没有看到，西方现代文明对传统文化的冲击不但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低级的市侩文化，更会促发比传统文化更高层次的现代新文化的诞生、发展，而现代新文化是必然会创造出时代的新的美来的。周作人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他在作品中所表现的“召回”、“复归”等愿望，就不能不具有某种倒退的性质。但是，我们还必须承认，周作人如此精妙地记录了那消失中的传统文化的美，把与传统有着深刻联系的知识分子因这种美的丧失所感到的忧虑、困惑、惆怅，表达得如此真切，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历史前进的复杂性。他的作品也因此获得了长久的生命力。应该看到，在每一个历史转折时期，历史前进中的得失问题都会一再提出来，并使人不断产生新的忧虑、困惑与惆怅，又在忧虑、困惑、惆怅中产生新的思索、新的追求。

参考资料：http://iclass.nbtvu.net.cn/kecheng/070129/2title42003217221646/zhouzuoren.htm#文体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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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 2

《乌蓬船》的故乡情思
我的故乡不止一个，凡我住过后地方都是故乡，故乡对于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分，只因钓于斯游于斯的关系，朝夕会面，逐成相识。正如乡村里的邻舍一样，虽然不是亲属，别后有时也要念到他。我在浙东住了十几年，南京东京都住过三年，这都是我的故乡。现在住了北京，于是北京就成了我的故乡。
这是周作人《故乡的野菜》中的第一段，集中体现出一个学者的“家园情结”。诺瓦利斯所说：“哲学就是随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到处寻找家园”，这个家园不是狭义的出生地，而是“来源与归属”。从理性而言，故乡是一个偶然的地点，与异地无异，但人生根本疑问的跟随，“来源与归属”的探求，使人无法摆脱故乡的影子。理智的周作人、虚无感很强的周作人要上述文章中极力淡化对于故乡的眷念，却在另一面常常表现着对故乡的草木、风土熟悉至入微的境地，凸现着感情的丰腴沉着，显示出一腔深情。在他的极大一部分作品，他频频描述故乡的乡土风情，创作出一批代表作，如《苦雨》、《乌篷船》、《北京茶食》……他童年的生活、故乡的点点滴滴，有着说不尽的话题。人的最初存在境，总是较深的渗透于人的思想、观念、道德、乃至心理结构、思维方式中去。故乡像肉体上一道擦不去的符咒，不时闪耀的灵光，如影随形。
周作人出生于有着长期文化传统、人物辈出的绍兴。自吴越以来，绍兴像一架出产文化名人的机器（可以发现，其中的名人以时代叛逆者和独立人格者居多，也许伟人就是对传统社会的反动而成其大名的），有着独特的文化传统和生命力极强的文化氛围，该地人性格坚韧，理智发达，善于生存，杰出之士更多是特立独行。幼年的周作人未必能意识于此，但他一成熟就主动地从绍兴人物中汲取营养。他几乎收罗到三千年来会稽、山阴人的所有著作，亲自编注，连野语村言的“徐文长的故事”也自己撰写。他的整个文艺观（创作观、神话观、歌谣观、民俗观等），甚至人生态度、世界观，都处处有出典与来历，几乎都可追究于绍兴，成了思想的库藏和结构基架。
林语堂回忆道：“……我上文说作人冷而鲁迅热，冷热以感情言也，两人都是绍兴师爷，都是深懂世故。”
周作人说：“……二、我的浙东人的气质终于没有脱去。……就是世人所通称的‘师爷气’，本来师爷与钱店官同是绍兴出产的坏东西，民国以来已逐渐减少，但是他那种法家的苛刻的态度，并不限于职业，却弥漫于乡间，仿佛成为一种潮流，清朝的章实斋、李越缦都是这派的代表，他们都有一种喜骂人的脾气。……我有志为京兆人，而自然乃不容我为浙人，则我亦随便而已耳。”（
绍兴的环境据说是山水相应，峰壑竞秀，一般表现于人方面是心思慎密，俊丽深远。我们不能判定某个地域只会产生某种类型的人，但可以经过归纳得出粗线条的结论，绍兴的士人（知识分子）务实，深刻，思想趋于偏激，常露锋芒。周作人不是例外，可能主观上还以此为归属（周作人在《自己的园地.旧梦》中说：“我于别的事情都不喜讲地方主义，惟独在艺术上常感到其中区别。……所以固未必执守乡曲之见去做批评。但觉得风土的力在文艺上是极重大的。”）。
周作人在绍兴的童年生活并不是美好如意的。他天性内向温和，不好玩乐。家庭的巨变给他留下尖锐的创伤（一如鲁迅），他对于童年生活津津乐道不过是经过滤后的记忆。他对故乡的人事之浇薄很不以为然，在晚年他屡次引用古句“五月杨梅三月笋，为何人不住山阴”。兴旺时捧场献花，衰败时落井下石，是常人的本能，并非绍兴的特产，却被鲁迅称为“这时别人的心肝也似乎有此了然”，周作人自然也看得真切仔细（周作人在《雨天的书》中与废名说到:“凡怀乡怀国的以及怀古，所怀者无非空想中的情景，若讲事实一样没有可爱……所以在史迹上很负盛名的于越在我心中只想到毛笋杨梅以及老酒，觉得可以享用，此外只有人民之鄙陋浅薄，天气之潮湿苦热等等，引起不快的追忆。”）。弗洛伊德在《诗人与幻想》中指出，作家的创作总是对过去的，特别是儿童期受抑制的经验的回忆。回忆恢复了过去被潜抑的经验的动力，从而产生了要求补偿实现它的愿望。童年的阴影深远而沉痛。我相信，成年后的周作人一回忆从前，胸臆间会立刻充满对世事炎凉的失望对他人势利的本能反感，无论后来的他摆出何等平和的姿态，都无法压制心头的憎恶和对人生的狰狞阴暗的刻骨铭心的失望。
形式影响内容,语言影响思想。周作人讲到：

Answer 3

《乌蓬船》的故乡情思
我的故乡不止一个，凡我住过后地方都是故乡，故乡对于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分，只因钓于斯游于斯的关系，朝夕会面，逐成相识。正如乡村里的邻舍一样，虽然不是亲属，别后有时也要念到他。我在浙东住了十几年，南京东京都住过三年，这都是我的故乡。现在住了北京，于是北京就成了我的故乡。
这是周作人《故乡的野菜》中的第一段，集中体现出一个学者的“家园情结”。诺瓦利斯所说：“哲学就是随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到处寻找家园”，这个家园不是狭义的出生地，而是“来源与归属”。从理性而言，故乡是一个偶然的地点，与异地无异，但人生根本疑问的跟随，“来源与归属”的探求，使人无法摆脱故乡的影子。理智的周作人、虚无感很强的周作人要上述文章中极力淡化对于故乡的眷念，却在另一面常常表现着对故乡的草木、风土熟悉至入微的境地，凸现着感情的丰腴沉着，显示出一腔深情。在他的极大一部分作品，他频频描述故乡的乡土风情，创作出一批代表作，如《苦雨》、《乌篷船》、《北京茶食》……他童年的生活、故乡的点点滴滴，有着说不尽的话题。人的最初存在境，总是较深的渗透于人的思想、观念、道德、乃至心理结构、思维方式中去。故乡像肉体上一道擦不去的符咒，不时闪耀的灵光，如影随形。
周作人出生于有着长期文化传统、人物辈出的绍兴。自吴越以来，绍兴像一架出产文化名人的机器（可以发现，其中的名人以时代叛逆者和独立人格者居多，也许伟人就是对传统社会的反动而成其大名的），有着独特的文化传统和生命力极强的文化氛围，该地人性格坚韧，理智发达，善于生存，杰出之士更多是特立独行。幼年的周作人未必能意识于此，但他一成熟就主动地从绍兴人物中汲取营养。他几乎收罗到三千年来会稽、山阴人的所有著作，亲自编注，连野语村言的“徐文长的故事”也自己撰写。他的整个文艺观（创作观、神话观、歌谣观、民俗观等），甚至人生态度、世界观，都处处有出典与来历，几乎都可追究于绍兴，成了思想的库藏和结构基架。
林语堂回忆道：“……我上文说作人冷而鲁迅热，冷热以感情言也，两人都是绍兴师爷，都是深懂世故。”
周作人说：“……二、我的浙东人的气质终于没有脱去。……就是世人所通称的‘师爷气’，本来师爷与钱店官同是绍兴出产的坏东西，民国以来已逐渐减少，但是他那种法家的苛刻的态度，并不限于职业，却弥漫于乡间，仿佛成为一种潮流，清朝的章实斋、李越缦都是这派的代表，他们都有一种喜骂人的脾气。……我有志为京兆人，而自然乃不容我为浙人，则我亦随便而已耳。”（
绍兴的环境据说是山水相应，峰壑竞秀，一般表现于人方面是心思慎密，俊丽深远。我们不能判定某个地域只会产生某种类型的人，但可以经过归纳得出粗线条的结论，绍兴的士人（知识分子）务实，深刻，思想趋于偏激，常露锋芒。周作人不是例外，可能主观上还以此为归属（周作人在《自己的园地.旧梦》中说：“我于别的事情都不喜讲地方主义，惟独在艺术上常感到其中区别。……所以固未必执守乡曲之见去做批评。但觉得风土的力在文艺上是极重大的。”）。
周作人在绍兴的童年生活并不是美好如意的。他天性内向温和，不好玩乐。家庭的巨变给他留下尖锐的创伤（一如鲁迅），他对于童年生活津津乐道不过是经过滤后的记忆。他对故乡的人事之浇薄很不以为然，在晚年他屡次引用古句“五月杨梅三月笋，为何人不住山阴”。兴旺时捧场献花，衰败时落井下石，是常人的本能，并非绍兴的特产，却被鲁迅称为“这时别人的心肝也似乎有此了然”，周作人自然也看得真切仔细（周作人在《雨天的书》中与废名说到:“凡怀乡怀国的以及怀古，所怀者无非空想中的情景，若讲事实一样没有可爱……所以在史迹上很负盛名的于越在我心中只想到毛笋杨梅以及老酒，觉得可以享用，此外只有人民之鄙陋浅薄，天气之潮湿苦热等等，引起不快的追忆。”）。弗洛伊德在《诗人与幻想》中指出，作家的创作总是对过去的，特别是儿童期受抑制的经验的回忆。回忆恢复了过去被潜抑的经验的动力，从而产生了要求补偿实现它的愿望。童年的阴影深远而沉痛。我相信，成年后的周作人一回忆从前，胸臆间会立刻充满对世事炎凉的失望对他人势利的本能反感，无论后来的他摆出何等平和的姿态，都无法压制心头的憎恶和对人生的狰狞阴暗的刻骨铭心的失望。
形式影响内容,语言影响思想。周作人讲到：
“故乡的山水风物，因为熟习亲近的缘故，的确可以令人流连记忆，不过这如隔绝了便愈久愈疏，即使或者会形诸梦寐，事实上总没有关系了。在另一方面，他给予我们一个极大的影响，就相要摆脱也无法摆脱的，那就是语言。普通提起的方言似乎注重那特殊的声音。我所觉得有兴趣的乃在其词与句，即名物云谓以及表现方式。我尝猜一个人的文章往往暗中受他方言的支配。假如他不去模拟而诚实地表现自己。”（
文章即思想，人的性格差异与语言特点有着一定关系，我们可以发现周作人、鲁迅最惯用、最擅长的表达是皮里阳秋、正话反说，这与绍兴方言以刚为主，刚柔兼济的特点相一致。无论鲁迅的时刚时柔、周作人的表面和气从容，从根本而言，都有根针在心间，他们都是我行我素，倔强刚硬,不在时俗下就范。兄弟失和至死不解，鲁迅的“我一个也不宽恕”都是充分的体现，这是极可能与社会发生冲突的，只要有一点契机。事实上，生活里不会缺少火星和炸药。
命运之神总带些恶意。一个激烈的出生地，大起大落的童年，动荡变幻的社会，终于把周氏兄弟逼至“出走”，并形成“叛徒”的个性（周作人一向以叛徒和隐士自居，他在《泽泻集.序》中提到：我希望在我的趣味之文里也还有叛徒活着。也提到“我爱绅士的态度和流氓的精神”，鲁迅也说自己从旧堡垒出来杀“回马枪”的。在当今意识形态中，做旧文化的“叛徒”可敬，做旧道德的“叛徒”就不妙了），再无法真实面对，只能暂且努力刻画景致尚算不差的故地。记忆的筛子把灿烂的展示给别人，而留给自己的总是黑暗的颗粒。而这些颗粒,就是强烈的隐痛。
周作人《乌篷船》的艺术特点.
《乌篷船》是一篇美文，纯净无华，淡泊自然，却淡而有味。其主要艺术特色有：
①文章主体是乌篷船，但却不枯燥。仿佛一幅冲淡的水墨画，在静态的描摹之后，增添动态景观，静中有动，动中有静。
②舒缓大方却不失约制，质朴平宜而不落板滞，谈船，可以浓墨挥洒，该简时又跳脱而过；平宜时如相对谈心，又无拘泥矜持的时分；叙事细密，可直如体察；跳脱的空白，又留下想象天地；
③以闲适的态度，似乎是漫不经心地谈论乡间的风土人情，却充溢着自我的体性，离开社会的尘嚣和现代文化的浸染，追求一种原始的天然、传统文化和宁静心态组成的隐士情景，性格和风趣相应，心态与物境相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