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一生有很多变化，这些变化大多非主动发生；他只是偶然碰到，又恰好给出了回应。
他一生论战无数，却很少主动骂人；跟人骂战，看起来好斗，却大多是被别人骂了以后，才开始回骂。
他从未准备发动某个文学运动，也不是一个好的组织者，更不是一个非得要做什么事的人。
从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代表，到奔赴广东的革命策源地，再到加入“左联”被架起来做盟主，每一回都是被逼出来的。
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他被拖出来写小说。第一部小说集《呐喊》，题目好似战士冲锋一样，但他的“呐喊”却很勉强；他压根就不想喊，喊亦无用，可是被刺激了，就忍不住喊一声。
他真的喊了一声，比别人声音都大，接着就不停顿地喊了好多声，这一连串的喊声就成了“新文学之父”诞生时的钟鸣。
01
鲁迅生于一个封建士大夫家庭，13岁时，祖父因科考贿赂案事发下狱，家道开始衰落。
童年时的他被称为乞食者，倍受冷遇。16岁时，其父病逝，家中更衰。
1898年，18岁这年，鲁迅考取江南水师学堂试习生，同年10月，考入江南陆师学堂新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
这两座学堂皆为洋务派所办，学堂里颇有看“新书”的风气。在这里，他接触了《天演论》、《时务报》、《译学汇编》等新学刊物，他也得以了解当时西方的先进思潮并培养起对新学的浓厚兴趣。
1902年，他留学日本进入弘文学院。此间，他与齐聚日本的思想界巨子：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来往密切，开阔了视野器局。
1904年从弘文学院结业后，他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改学医学，打算学成归来之后，救治同他父亲一样的病人。
然而，在仙台学医期间，因为成绩较好，他受到日本学生的猜疑。1906年，课间观看时事影片，影片里中国人的麻木使他受到强烈的刺激，让他感受到医术的能力界限。
他意识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转而离开仙台弃医从文。
离开仙台之后，鲁迅实际上已走上了一条职业作家之路。既没有学业压力，也没有工作的束缚，这使他得以有精力和时间来全面反思和整理自己的思想。
1907年，这是鲁迅思想成熟的一年。这一年，鲁迅与许寿裳、周作人等人筹办文艺杂志《新生》。创办《新生》，是因为他相信文学能够改变人的灵魂，从而改变整个的民族。
这一年，革命党人徐锡麟和秋瑾被捕就义。此事对鲁迅思想刺激之大，后来，他据此创作了著名的小说《药》。
02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受教育总长蔡元培的邀请，鲁迅去到教育部工作，一直到1918年。
此间6年，民国初期的重大事件，几乎跟他什么关系都没有。二次革命、张勋复辟、袁世凯称帝……他都经历了，但从未卷入。如同什么也没有发生。
除了在教育部上班、去琉璃厂买书之外，鲁迅几乎每日在吊死过女人的屋子里钞古碑、收拓片。此时的他，远还没有到“呐喊”的时刻。
如果鲁迅后来没有加入新青年的运动，不成为文学家，这些事件于他而言，大概就像从未发生一般而彻底消失。
那时的中国内忧外患，尽管鲁迅在成长过程中，心灵上受到了极大的创伤；但其个人创伤在一定程度上被国家和民族的创伤所掩盖，他转而思考和寻求疗救国家和民族的良药。
国家出路何在？民族的出路何在？这些问题在鲁迅的脑海里盘旋，挥之不去。
鸦片战争以后，大多数中国人惧怕被时代抛弃，人们不得不在西方文明的强大压力中，寻找“求新逐异”的道路。
鲁迅的特殊就在于，他往往超越了这众多的“大多数中国人”，他的思想与行为常常都不是以简单认同历史发展的“主流”而出现的。
为什么鲁迅一定要与别的什么“与时俱进”？他本身就在“独自前进”，他是以“独自前进”的方式反过来引领“时代”。
他推进着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趋势，却又常常最大程度在这一趋势中保持着自己独立性，甚至抗拒和改变着其中的诸多细节。
他深深地懂得这个世界，所以也深深地不愿陷入既往的命运，他要在没有人走过的地方开辟出道路来。
他更深刻地体悟到了近代以来的启蒙理想如何在生存着的现实所遭遇的尴尬。
如他在《呐喊·自序》中所说：
“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
鲁迅在这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中间，是唯一明确地认识到，中国启蒙主义知识分子的存在本身，就注定是悲剧性的人。
中国的历史，注定要用中国启蒙主义知识分子的悲剧，筑起一道现代化的堤坝，把传统的愚昧和专制挡在过去的历史上。
终于，1918年《狂人日记》，鲁迅发出了对“吃人”社会的第一声“呐喊”；1919年《药》对罪恶与黑暗的第二声“呐喊”；1921年《阿Q正传》对“国民劣根性”的第三声“呐喊”……
03
同“五四”新文学作家一样，鲁迅高举“人的文学”的旗帜，致力于文学的启蒙价值的发掘，改造国民性成为他文学的基本主题。
他的文化与文学选择深深地刺入了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各个关键部位，从而牢牢地“嵌进”了中国现代文化的各个思潮、思想系统。
“我以我血荐轩辕”、“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幻灯片事件等等例证，是他努力赋予文学以现实承担的使命。
“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的生存姿态决定了鲁迅与许多自得其乐的学院派知识分子的重大区别：他从来不会回避对于现实中国问题的关注和议论，从来不会割断自身精神发展与中国文艺种种繁复现象之间的联系。
在这个意义上，鲁迅可以说是对中国现代文艺事业最殷切关注的人，他广阔的文学视野与持续不断的现实拷问，都使得他比许多的中国作家更密切地关联着中国现代文坛的风云变幻。
加入左联，扶持青年作家，却对保守派文坛持批判态度，而与自由派文人，既有过密切合作，也有过公开分歧。
他对中国现代文坛的复杂介入，穿透和连接了现代文学的各个部位，成为组合现代中国新文学的一个联络人。
终于，他变成了中国近代新文化汪洋大海中，无法被轻易吞没的礁石与岛屿，成了一座中国文化史上的“新文学灯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