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历史时想到的几个问题

Question

如题所述

Answer 1

读中国历史时想到的几个问题
历史，从狭义上理解，不能等同于“过去”或“史实”。历史是要从纷繁的、过去的史实中梳理出因果逻辑关系，以便于书写者或读者能将各种事件相互关联，进而自以为能对其理解，并用于明示或暗示今天和明天的未知。即便是满足于了解“单一事件”的故事类情节，由于已经不可能亲历其中，因此仍需小心，因为我们“了解”过去的唯一渠道已经经过他人的“梳理”。尽管历史哲学或元史学试图规范或指导梳理过去的方法，但依然是即便基于同样的编年史，不同的学者也会写出不同的历史。况且，编年史或所谓的史实也已经经过其编者或作者的梳理。但是，我们虽然不能轻信各类历史著作中的结论，却总是直觉到过去、现在和将来之间存在着联系，总是试图回忆过去以便理解今天，总是试图理解今天以便预测将来。这也许是人类的天性之一。
按照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人类历史有着自身的运动与发展规律，就像万有引力定律一样。但是据此解释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却总有种过于简单化的感觉。尽管再过五千年也许能够清晰地看到这一规律的作用，但今天的我辈只好怀疑地、审慎地自行其事了。
一、王朝的更迭
自始皇帝建立中央集权式的秦王朝到早已破产了的清宣统王朝垮台，中国经历了二千多年十多个王朝，尽管其间分和相间，但反复及大一统始终是主调。这种现象在人类文明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尽管已有各种解释，以下问题仍需进一步的思考。
1、中央集权式王朝赖以存在的基础
从春秋战国时的封建王国体制到中央集权式秦帝国的过渡，似乎是内在因素使然，而清朝的覆灭则更多地被归因于外侮。问题在于，为什么这期间国人重建或外族新立时，都对这一体制情有独钟呢？虽然可以用人性、文化、中华文明的优越性、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等因素进行分析，但都无法解释其独特性，而且上述因素是不能区分主次轻重的，因为那样做的话，在对不同朝代分析时会得出自相矛盾的结论。当然也不能把它归因于二千多年间的几十亿先人的不开窍。或许纯粹的偶然是最好的解释，但那样的话，谁又敢肯定今天的民主共和体制不是偶然的呢。
2、重复与差异
一般认为中国历代王朝的更迭是一种循环反复，甚至是历史进程在原地踏步。尽管历朝历代有着相似的政治体制，有着相似的创、兴、衰、灭的运动轨迹，有着相似的经济与人文背景和外部环境，但考虑到中国有着优秀的治史传统、有着忧国忧民的文官御史后，更应关注的是各个朝代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性研究其实也更有意义。如果我们不把王朝的覆灭归简单地因于期间一、二代人的失忆和愚蠢，那么差异性的研究才会取得新的突破。
3、人口与土地
人口总量与耕地面积间的关系，在解释中国作为农业大国的朝代更迭时，被越来越加以强调。它说的是，在农业为本的专制王朝时代，长治久安必带来人口的增长和土地的集中，从而人均耕地下降，进而出现大多数人的贫困和社会动荡，于是农民起来造反，如果此时又恰逢外族入侵和朝歌混乱，那结果就是改朝换代。就我所知，最早提出这一论断的是梁漱溟老先生，时间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次读到该论述时，确实是被强烈震撼了，但细想下来，这一因素是否受梁老先生秉承的传统的大同思想所过于强调呢？二千多年前，老子就发问过“得与亡孰病？”，先辈们应该不会将此古训完全遗忘。篡权的王莽早在东汉末年就试图均田地以挽救其王朝，但结果只是加快了王朝的倾覆。同时，虽然古人没有计划生育的概念与方法，但总不至于愚蠢到被动或主动地靠杀戮来减少总人口吧，至少中国历史上并不乏大规模的迁徙与流动。而且，人口与土地与王朝更迭的关联，在其它农业文明中也找不到佐证。今天人们用“基尼系数”作为社会稳定的风向标，但唯独中国，在基尼系数远大于公认的预警线后，仍处于稳定和谐之中。
4、历史进程的延续与断裂
就像容易看到重复而忽略差异一样，王朝更迭造成的历史进程的断裂也被很大程度地低估了。诚然中华文明的比较优势及顽强的生命力使得她绵延不绝且不断充实，但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众多的沟壑与曲折。特别是，也许正是这种断裂造成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例如在经济与财富、宗族、文学与艺术、科技与工艺、军事体制等方面，无不在王朝更迭时发生重大的变化与重组。当然，延续一直是主旋律，但我更倾向于这种延续是由于中华体量庞大和宗族社会的构造及汉字的独特性造成的，而不是前面提及的因素。
二、中国的宗教
儒、道、释是中华悠久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是不争的结论。但在以下方面仍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儒家思想可否被归类为儒教；宗教对中国历史进程究竟有着怎样的影响；道家理论可否被视同为对形而上的探索；儒道释之间的消长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为何宗教对社会各阶层的影响有着巨大的反差等等。有一种说法：“人在临死的那一刻，都会皈依某种宗教”。因此决不能忽视宗教的力量。韦伯就就坚信，西方的资本主义思想的发端就源自新教伦理。以下几个现象也许可以作为理解中国宗教的部分线索;
1、中国民间宗教是儒道释的混合体。
在近代以前，大多数地区的民间一般都同时供奉着宗族祠堂、土地庙、僧尼寺院，不同地区还或有河神庙、关帝庙等。这些场所为百姓提供祈福、求财、保平安、测吉凶等精神服务，其内容已与儒道释的原教旨完全不同。我们姑且把它称作中国的民间宗教。目前对这种混合型宗教的形成及其施加于社会的影响的研究几乎是一个空白。
2、中国原始宗教的消失
大量的甲骨文证实在殷商时期，中原大地存在着一种原始的宗教，它甚至主宰着王族、士大夫的各个方面，其礼制仪轨都似乎有着严格的范式。但自周代以降，却对这种宗教祭祀没有任何描述。虽然在老子、孔子、墨子、阴阳学等的学说中涉及到鬼神，但这些神灵似乎都已经被打上了实用主义的烙印。
3、宗教与军事征服间的关系
马克思的名言“宗教是一种鸦片”似乎对中国的历代统治阶层更加适用。这一点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到踪迹。一是无论是官方或民间组织的儒道释向内、向外的传播都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二是，仔细对比中国宗教史与中国对外征服的战争史就会发现，在宗教兴盛、皇帝虔诚的朝代，对外征服及疆域的扩张基本上都处于停顿状态。这种现象在信奉佛教的忽必烈帝国和吐蕃王国的历史中都有着相似的现象。
4、宗教在中国的实用主义倾向
当中国人作为个体出现时，似乎有着某种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天性。在面对宗教时，自然而然地进入思维中的是“它对自己有什么用？”，而不是“它对自己是否适用？”。中国民间佛教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对佛祖释迦牟尼的信奉几乎已完全让位于对如来、观音的膜拜（当然，我对观音菩萨是顶礼膜拜的）。
三、异族入主的效果
如果我们放下架子就会发现，汉民族几乎是有规律地被异族间断性地征服。考虑到异族在实现统治前已被某种程度地“汉化”，也许用“入主”替代“征服”更为恰当。蒙元、满清自是其中的佼佼者，历史上的五胡乱华、五代十国、夏辽金王朝其实也是同一性质。当然还有颇有争议的李唐灭隋。今天的中华民族其实已经是历史上的夏、商、周、蛮、夷、狄、戎的融合体，于是应该撇下那种矛盾的大同心态，同时更应客观地评价历史上的异族入主中原对中国历史进程造成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