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均势果真如现实主义者所宣称的那样可以维护国际体系的稳定和国家的独立吗？事实上并非如此。我们就不难发现，所谓均势维护国际体系的稳定和弱小国家的独立其实是一种假象。在被称为欧洲均势“黄金时代”的18世纪，恰恰是欧洲大国火并、大国掠夺和瓜分小国、战祸连绵的时代。而此阶段欧洲列强对殖民地的掠夺和瓜分恐怕也是一个“黄金时代”。而这些行为都是在所谓均势原则的名义下进行的。
大国对波兰的三次瓜分便是典型的例子。赫德利·布尔在批评“均势维护国家独立”这一命题时指出，对于受均势之害的弱国来说，均势是一种残酷的原则，“维持均势的原则毫无疑问往往是牺牲小国利益而为大国服务。大国间的均势经常是通过瓜分和吞并小国来维持的。”{34}可见，所谓和平一方面只是相对于未爆发大规模大国战争而言，另一方面则是将战争和冲突转嫁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因此，从历史事实看，所谓均势可以维护国际体系的稳定和国家独立的命题值得怀疑。
再从均势的本质来看，这个命题也是与均势本身的逻辑存在着矛盾。均势是存在利益冲突的强权政治的产物，它是建立在对各国实力的测定大致均衡的基础上的，但这种测定只能是静止的和粗略的，很难精确计算。在国际社会中，由于没有一个国家能有把握地肯定它对任何特定时期的强权分配的测算是正确的，所以，为确保不至于由于任何测算错误而使自己在强权斗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力争一个起码的安全保障，各国实际上都不以力量均势为目标，而以取得自己的强权优势为目标。而且，既然没有一个国家能预知它测算错误到底会有多大，所有国家终究都得谋求在情况许可下的最大限度的强权。
正如尼古拉斯·斯拜克曼所指出，“实际情况是，各国只希望看到对它们有利的平衡（不平衡）。它们的目标不是均衡，而是一边倒。如果一个国家的力量同潜在的敌人一样强大，是谈不上真正的安全的。要想得到安全，就必须比对方略强一些。如果一国的力量被别国的力量完全抵消，那它就没有行动的可能性。只有当一国拥有一部分可以自由支配的多余力量时，才有可能采取积极的对外政策。”{35}
贪得无厌的强权欲，在各国的强权追求中总是潜在地存在着，但在均势中找到了使之转化为现实的强大推动力。永无止境的强权追求，其逻辑的结果是导致各国在强权斗争必然要引起冲突和战争。由于各国间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当某国的发展远远超过其他一些强国时，关心维护现成强权分配的国家就会为了维护原有的强权地位声称其破坏了均势，必然会想方设法遏制其发展。而这个国家则由于自身实力的增强也会按照自己的利益提出对己有利的权力分配。国际政治的动力学，即各国间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不平衡发展，当它在维持现状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起作用时，必然会导致均势失调，因而看来只有战争才能使维持现状国家至少有一个矫正均势，使之有利于己的机会。于是预防性战争就发生了。
摩根索指出，预防性战争“尽管在外交语言上令人厌恶，也为民主舆论所厌恶，但实际上是却是均势的自然产物”{36}。可见，摩根索是充分认识到均势和战争的内在联系的，他在后面还指出，“不难发现，自现代国家体系诞生以来已经发生过的大多数战争都渊源于均势。”{37}赫德利·布尔在谈到均势与国际秩序的关系时也指出，“均势的主要作用也并非维护和平，而是维护国家体系本身，因此，当别无他法来阻止一个潜在的国家获取霸权时，维持均势便需要战争来实现。”{38}
其实，均势真正的作用并不是维护和平，而是维持现状，即维持现存的不对称的、不平等的强权分配，实质上是谋求或保持优势。任何声称要保持均势的国家实际上都是在谋求优势，“号称意在均势实则志在优势”——这就是均势内在的本质。因此，所谓均势可以维护国际体系的稳定和国家独立的命题也是与均势本身的逻辑相矛盾的。
至于大国均势下的保障制度，它的确在某些特定条件下保护了一些国家的独立，但总的说来，这种保障制度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因为所谓的“国际保障制度”本身就是大国利益角逐的一种妥协和折衷，它更多反映的是大国的利益分配，而不代表弱小国家的利益和立场。因此，所谓的“国际保障制度”可以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维护一些弱小国家的独立，但无法永远保障这些国家的独立。而且国际保障制度在多变的大国关系中也是不稳定和脆弱的。一旦利益转换，攻守易势，旧有的大国关系及其安排就会发生变化。{39}
总之，均势作为一种国际秩序模式，它并不能维护国际体系的稳定和国家的独立。究其原因在于均势作为一种国际政治的指导原则，它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