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的风土人情、民俗风情——
天津的岁时节俗
天津的岁时节俗与汉族的传统大致相同，但其中也有不少带有城市商业生活特点的习俗，而且天津岁时节俗的特殊性多体现在饮食方面
正月初一：旧时天津人这天不出去拜年，而家居自娱。
初二：敬财神，给小儿压岁钱，开始互相拜年，挑水人给用户送水送柴，取“进财进水”口采。
初三：烙羊肉馅合子，天津有俗语“初一饺子初二面，初三合于往家转（赚）”。
初五：俗称“破五”，家家吃饺子，俗称“捏小人”。
十五：商号悬灯结彩，各家皆吃元宵
十六：妇女皆往亲戚家串门，俗称“走百病”。
正月二十五：在屋内或院中画囤形，中放一包米或钱，称为“填仓”
二月初二：俗称“龙抬头”，家家吃烙饼，煎闷子，炒鸡蛋、绿豆菜，妇女不动针线，怕刺伤龙眼。
清明节：前十天后十天扫墓添坟。
二月二十三：天后生日，市民和四乡农民赴天后宫进香，出皇会。
四月初八；城隍庙演戏，晚间出“鬼会”，市民到西门外白骨塔处行祭“赦孤”。
端午节：门旁插艾枝，小儿穿黄衣裤，身挂老虎坠，家家吃江米小枣粽子。
七月十五：鬼节，为亡灵焚化纸钱。
八月十五：中秋节，旧时妇女焚香拜月，亲友互赠月饼。
九月初九：重阳节，黎明时登高远望，食品多为糕类。如切糕、年糕等，取“高”音
九月十七：财神生日，商号皆以香烛供奉之，并张灯结彩，大庆祝。
立冬：开始“数九”，并记“九九消寒图”。此日食馄饨。
腊月初八：用各种米豆，小枣，栗子熬“腊八粥”，包素饺子，并开始用醋泡大蒜，称“腊八醋”，以备春节时食用。
腊月二十三：祭灶日，俗谓本日灶王上天述职，故将旧神象烧化，等到除夕夜再换新神像，祭品为糖瓜，粘糕等。
腊月三十：扫除，贴对联吊钱，全家团圆，吃团圆饺子，守岁，午夜燃放鞭炮。
汉沽版画
汉沽版画多以汉沽地区盐场、化工、农业、渔业的劳动和生活为题材，吸收了中国民间传统艺术及西方艺术的创作手法，运用新材料、新技巧、新手法、采用木刻、纸版、综合版、丝漏版和油印、水印等表现形式，注重版画语言方面的探索，作品令人耳目一新。汉沽版画创作队主要由工人、教师、美术干部组成。这个群体创作的版画作品已达00余件，其中有件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收藏，部分作品被国内外一些博物馆、展览馆及国际友人收藏，数百件件品在国内及国外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展出、发表获奖。
津门曲艺－－单弦
单弦,清乾隆年间起源于北京，因演唱时用八角鼓击节，又名八角鼓。流行北京、天津和东北各地。单弦为联曲体，早期常在岔曲头和岔曲尾之间夹以数唱和若干曲牌，现通常结构为岔曲头和若干曲牌。早期单弦演员来自北京。建国前，三大流派的创始人荣剑尘、常澍田、谢芮芝常年活跃在天津的曲艺舞台上。0年代，天津单弦演员石慧儒集前人之大成，形成了自己具有独特风格的演唱艺术。
天津方言俚语
天津话的地区范围是一个三角形的方言岛。这个方言岛的底边距旧城北约l公里，尖端距旧城南约公里。方言岛以北的居民，语言接近北京话，东北接近唐山方言，西南和东南接近静海一带方营。据专家考查推测，这个方言岛中的天津话来源于江苏和安徽北部的方言。这与《天津卫志》说的天津"永乐初始辟而居之，杂以闽越吴楚齐梁之民"有关。
天津方言与普通话不同之处主要在语音和声调上。从语音的声母看，天津话一是把普通话的舌尖后音zh、ch、sh读为舌尖前音z、c、s，所谓齿音字多。如把"事shi"读成"似si"。二是把普通话没有声母的开口呼字在前面加上声母n，如把"爱ai"读成"耐nai"。三是把普通话中r模成i，如把"肉rou的"读成"右you"。同时又把普通话中带i介音的无声字母改读成r声母。如"永yng"读成"冗rng"。从韵母看，天津话一是把普通话的合口呼的字读成开口呼，即把韵母中的韵头u丢掉。主要发生在以n、l、h、r等作声母的字中，如把"落1uo读成"乐le。二是把普通话中以n、1为声母的撮口呼字，读成合口呼，并增加韵尾i，即把u变成ui，如"女nu；"读成nui。
从声调上看，天津话把普通话的一声高音、高平调(-)读成低音、低平调(-1)，即起音低，落音比起音还低。如"天tian"读似"添tian"。有的把普通话三声字音读成二声字音，如"笔bi读成"鼻bi"。有的把二声字读成一声字，如"菊ju"读成"居ju'。
天津方言的词汇也有特殊之处。例如："大爷"是父之兄。"伯伯"，父之弟。"大伯"，夫兄。"小叔"，夫弟。"就地"是地上。"嘛"，什么。"倍儿哏儿"，特别有趣。"各(ge)色"，与众不同。"麻利点"，快点。"头摸儿"，头一回。"赶碌"，太忙。"搭搁"，闲聊。"得啵"，絮叨。"白唬"，叙说(贬意)。"念三音"，说人闲话。"咕棒槌"，说人坏话。"屁屁"，说瞎话。"离奚"、"离机"，说话没正文。精神恍惚、失常。"打镲"，开玩笑。"糟改"，耍笑人。"广起来了"，打起来了。"掉脸"，变脸。"翻疵"，发火，翻脸。"各扭儿"，不团结，有。"斗闷子"，斗气。"刍巴"，不痛快。"拐骨"，处事待人不合常情。"撞科"，顶撞人。"扣索"，吝啬。"扬气"，傲慢，炫耀。"没啼听"，不理会。"不亮梢"，不能作出明智的反应。"没正型"，举止不受尊重。"腻味"，不喜欢，无聊。"滋咪"，衣冠楚楚。"溜乎"，巴结。"蹲了"'白等了。"打八叉"，没固定职业。"吃挂落(1ao)"，受连累。"没辄"，没办法。"没拆细"，没有考虑余地，没办法。"耍活儿"，干活不踏实。"没门儿"，不可能。"有戏"，有希望。"自歪"，不服气而有所表示。"不觉闷"，不自觉。"说走界(轻读)了"，说走样了。"打住"，停住。凡此种种方言土语，举不胜举。
天津方言词汇具有生动形象的特点。如"摞摞缸"，用缸码得高，不稳定的形象表示麻烦的事。"抹抹丢丢"，用贴着墙角徘徊不前的形象表现尴尬的神态。"拿捏"用捏着东西不肯撤手的样子，表示矜重，不轻易给人。"有根"，"没根"用树根扎在地里表示事物言行的可靠与否。"有过结(节)儿"，以心中有疙瘩不解，表示有。"沉沉"、"沉会儿"，用水浑了稍等一会儿就清了的意思，表示要等片刻。"歪(崴)泥"，用浆稠的泥巴难铲表示事情难办，"事办砸了"，"砸锅了"，表示事情失败。如此等等方言词汇；都很富于生活气息 天津口音、土语是由于历史上地区隔绝、封闭造成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开放，文化教育的发展，人口的流动、广播影视的传送，天津话的语音、声调已在明显地向普通话靠拢，而那些方言埋语的准确、生动形象的部分则会汇入普通话之中。
盐商文化与天津民俗
清代诗人张船山(问陶)称誉天津“十里鱼盐新泽国。二分烟月小扬州”。前人多看重天津的水乡景色，即渔(次要的)盐(主要的)之利带来的风月繁华。这一点，天津与扬州也很相似。行销淮盐的商人与行销芦盐的商人，所创造的文化扭转与意蕴，在当时是颇为接近的
天津盐商文化对天津民风民情的改变，有积极影响，也有负面疚，从天津民俗整体看，都很明显。
天津屯本为军事建制。因此，民风剽悍，造成遇事讲打讲闹的社会风气。而盐商如顺治时张霖、康雍间的查日乾(天行)、安歧(仪周)，起造园林，延揽名士，换名话说，在天津，“引进文化”，成为一时风气。安歧“无声争之好，惟涉古今书画名迹”，“收藏之富，甲于海内”，不能不说是一个天津文化的建设者，范宽〈雪景寒林图〉，孙过庭〈书谱〉都是字氏家中物。盐商收
藏名迹的风尚，在晚清“八大家”中李善人身上遗风犹存。李家珍藏宋元明珍本图籍多种，是旬清大藏书家之一。
天津儒学始于明正统间。在明、清两代，不但有文学、武学，还有商学。商学的生员即来自商、灶(盐灶)两稽查，主要来自盐商，早期也由盐商承担经费。盐商积极兴学，既因本身富于财力，又因商、灶两稽查子弟可人科场，步入仕途。天津第一所学校(康熙五十八年)“三取书院”，早期经费全由长芦盐商支会。第二所“问津书院”。则由盐商查为义献产而设。天津河东盐索一带，从不讲读书习文，乾隆举人杨一昆(无怪)在此设“起凤楼书社”，使民风民情大为改观。而杨家即是盐商。天津一地，民风民俗由尚武而崇文，不能不承认盐商文化是具有促进作用的。
就天津情况讲，有一条显而易见的规律：正畸而优则仕，仕而优则盐。遂闲堂张家行盐有了钱，儿孙都步篱仕途；无锡华氏(南华)北迁后，祖先业盐，后世出了内阁中丞华世奎。李叔同(弘一)之父李世珍(小楼)，为同治进士，致仕后因办盐务成了巨富；杨一昆及其子杨恒占(进士)也是先仕而盐发家的。无论如何，科场功名，总是对文化的一种启动力。
但盐商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用钱堆起来的，无论起造园林，收藏名迹，延揽名士，纵情诗酒，没有钱是办不到的。风月繁华的基石是白银。这说又影响天津的社会风气“俗尚奢华”。“八大家”中的盐商振德黄、长源杨、益德王、益照临张(海张五)、李善人，无不以挥霍性开支而闻名津沽。天津鼓楼东姚家也是盐商，而且姚丰年、姚承丰父子两世进士，财力不下“八大家”，但家风清正，生活简约，就不属八大家。从这一点看，盐商文化对天津风俗糜烂又有大关系。聘闺女讲究：“过嫁妆”，娶媳妇讲究“亮轿”，死人讲究“出大殡”，办会讲究“设摆”，把家中珍贵文物摆出去，实际是“摆阔”。由于金钱悖入悖出，因此天津又有“宝贵无三辈，清官不到头”的说法。杨一昆在〈天津论〉里说：“第一是走盐商，走久接(结)地方。一派纲总(盐商公会头目)更气象：水晶顶，海龙裳，大轿玻璃窗儿亮，跑如飞蝗，把运司(盐官)衙门上。店役八九个，围绕在轿旁，黑羔马褂是寻常。他(盐商)的来头可想。”这就是盐商的日常面貌和文化形象。
盐商办文化事业并不单纯出于倾心文化艺术，主要还是附庸风雅。张霖、查莲坡皆能诗，但有几首为人传诵的天津诗人还是“独有清韵在梅花”，属于那家族累世清芬、佳仕途蹭蹬的梅成栋祖孙。清代天津也没有出现大书法家、大画家，更没有“金陵八家”、“吴门四子”画派。盐商中人对于艺术总是浮皮蹭痒、水过地皮湿，点到而已(盐商后裔另论)。这种创作风气，影响甚深。
闻名遐迩的“皇会”
古文化街的“皇会”，也是一个闻名遐迩的传统活动。“皇会”最初叫“娘娘会”。相传农历三月二十三日，是“天后宫”海神娘娘的生日。清代康熙年间，有人倡仪，在海神娘娘诞辰之前出会天，即农历三月十六日送驾：将海神娘娘和眼光、子孙、斑疹、送生娘娘的头像，送到闽粤会馆天后殿供奉；十八日接驾：将这位娘娘的木像接回；二十日和二十二日“出外散福”：抬着位娘娘的木像沿街游行，接受人们的香火。这就是最初“娘娘会”的活动。每逢此时，民间的法鼓会、大乐会、鹤龄会、重阁会、中幡会、高跷会等，沿街表演各种技艺，呈现一番盛况。
到了乾隆年间，乾隆皇帝乘船下江南路过天津，一时高兴，提出要看“娘娘会”。当时，乾隆皇帝的船停泊在三岔口。各会从船前经过，尽力表演，各显其能，精彩纷呈，博得乾隆皇帝的赏识。其中，乡祠挎鼓表演出色，乾隆皇帝赏给名鼓手各一件黄马褂；鹤龄会唱得最好，乾隆皇帝赏给名鹤童各1个金项圈。乾隆皇帝还“娘娘会”的组织安排大加称赞，赏给面龙旗。从此以后“娘娘会”身价倍增，易名为“皇会”
乾隆、嘉庆年间以来，“皇会”越办越红火，声势越来越大，各会依次出游：净街会，负责将街道打扫干净；门幡会，将“天后宫”海神娘娘的历代封号写在大幡上，组成仪仗队簇拥；太狮会：仿?uot;“天后宫”大殿前两个石狮的样子，做成两个木头狮子，抬着保驾；挎鼓会，由十三、四岁的鼓手表演歌舞，此外，还有花鼓、高跷、身歌、捷兽（狮子舞）、重阁、中幡、萃韵音乐等歌舞、杂技表演。最后，才是载着位娘娘木像的宝辇；每个宝辇前面都有法鼓会，后面有个人骑着匹大马、打着杆大黄旗，进行护驾。每逢出“皇会”，沿街人山人海，人声喧闹，人情激奋，盛况空前。
在后来的岁月里，“皇会”不再是年年都举办。最后的几次“皇会”，分别在清代光绪三十年（公元10年）、民国年（公元11年）、民国十三年（公元1年）、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年），差不多是10年左右1次
古文化街修复以后，每年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又恢复了“皇会”。在这一天，以龙灯、高跷、旱船、秧歌、法鼓、中幡、狮子舞和武术等表演为主，街头熙熙攘攘，热闹异常，成为丰富市民文化生活的盛举。这个富有天津地方特色的民间娱乐活动，又出现了一片生机。
泥人张彩塑
位于南开区古文化街宫北号的泥人张工艺品经营部，以经营泥人张彩塑出名。
早在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天津泥人便已有很大的声誉；而使得天津泥塑大放异彩的，是"泥人张"的彩塑。"泥人张"的开创者为张明山，他自幼跟父亲学艺，把传统的捏泥人技艺提高到圆塑艺术的水平，又装饰以色彩、道具，形成独特的风格。
泥人张代代都有新的发展，其第二代传人张玉亭，倾向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丰富了表现技巧，扩展了作品的题材范围。到了第三代的张景祜，第四代的张铭、张钺，他们在继承的基础上，吸取了国画色彩和壁画图案的长处，注意掌握人体比例使之合乎透视原理，从而加强了构图的完整性，创作的题材也更加广泛，使泥人张的彩塑艺术更加充实和提高。
1年，天津成立了泥人张彩塑工作室，由张铭主持，至今已先后培养了0余名彩塑专业人员，从事"泥人张"艺术的继承、研究和发展工作。
泥人张的作品享誉国内外，作品多次参加国际性展览，屡获殊荣。有些国家还将其作品注明"中国之特产"作藏品陈列。中国美术馆收藏泥人张的作品达九件之多，居民间艺术品之首，成为国宝之一。
现在，泥人张的第五代传人张乃英正继承和发展着"泥人张"的艺术传统，颇受欢迎；而在古文化街的泥人张工艺品店，也总是顾客盈门。
天津时调
是天津独有的曲种，它产生于清末明初，100年时已有专业艺人演唱。这个曲种唱腔包括靠山调、鸳鸯调、胶皮调等民间小调。靠山调据传原系修鞋匠人休息时，背靠山墙自娱自乐的小调；鸳鸯调是男女相恋的情歌；胶皮调则是人力车夫（天津称人力车为"胶皮" ）等座时唱的小调。这些来自民间的小调充 满乡土气息，强调高亢，词句通俗，韵味醇厚，很适合天津人的口味，因此旧时街头巷尾，工余饭后，经常能听到人们自弹自唱这些小调。专业艺人出现后，对这些民间小调进行了加工改造和创新，使之成为反映时代风貌、社会生活，并深受人们喜爱的一个曲种，定名为天津时调。天津时调著名艺人有赵宝翠、周翠芝、谭俊英等人，其中佼佼者有秦翠红（绰号"棒子面" ）、高五姑、赵小福等。0年代以来，有王毓宝异军突起，演唱反映新时代的新曲目，其嗓音洪亮、高亢，无有能望其项背者。以后又有后起之秀，使这一曲种得以继承流传下去。
打囤与填仓
旧历正月二十四打囤，是源于河北省农村的习俗。早晨或傍晚，用木棍敲打用苇席圈成的盛粮食的容器，象征着粮仓已清整好，准备着粮食源源不断地入囤。打囤的习俗表现了经饥饿煎熬的农民对吃饱肚子的企盼。天津人大都到粮店买粮，盛粮的容器改为布口袋或陶瓷盆罐，本无囤可打，但由于居民的组成成份大部分来自河北省、山东、山西等地的农村，仍长时间保持着打囤的习俗，只是内容有了变化。晚饭后，用白色的粉笔在院中或街中心的地上，画一个圆圈，比作粮仓；然后把春节期间门窗上悬挂的"掉钱儿"撕下几个"钱儿"包好，或者包些米、豆等，搁放在所画圆圈的中心，用砖块压好，谓之已打囤。相传这一天也是老鼠会亲的日子，人们须早睡觉，免得打扰老鼠们的好事。否则老鼠就会报复，咬坏衣物和食品。
旧历正月二十五的填仓同打囤一样都是农村的习俗。粮食入仓，满满当当，丰衣足食，家丁兴旺，同样表现出一种美好的愿望。填仓日，家家喝鱼汤，取其年年有余的意思。妇女切忌做针线活，扎了仓官的眼睛，无神灵保护粮仓，那还了得。随着都市经济的发展和现代文明的提高，人们再不需为吃饱肚子而发愁了。所以打囤、填仓的旧习俗渐渐地被遗忘。在这二天，偶尔也会传来稀稀落落的鞭炮声，似乎告诉人们该打囤、填仓了。然而，很少有人再去迎合。
天津民风三变
天津地处九河下梢，水交通畅达，自古就是军事屯兵和角逐的战场。战国时期，燕、赵、齐等诸侯国逐鹿中原，屡屡挑起战争。唐朝经常对北方用兵，渔阳(蓟县)成为军事重镇。宋辽两国以海河为界隔水对峙。金设直沾寨，明建天津"三卫"，都作为屯兵防御的军事要地。相传，天津设寨时，居民才有七姓。至明代燕王率兵扫北，大批的随军家属和移民到天津落户，"筑城设池定为今名"，天津始成为繁华的城镇。燕王与其父朱洪武揭竿举旗发端于苏北，皖南，自然随之而来的以这一带人居多。天津民间旧时曾流行着："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的说法。从饮食习俗看，天津人以面食为主，特别是面条与饺子和喜庆聚散有关系，这同山西人以面食为主的习俗是一样的。而天津的节今时俗又源于河北、河南、山东的农村。由此可见，天津众多的居民是由退役的军人和来自四面八方的移民拼凑组合的。军人粗犷骠悍的性格和移民火爆一团的习性对后来天津民风的形成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天津历来就有着分帮结伙的特点。如漕运的山西帮、广东帮、宁波帮等等。就是在同行业问，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抵御外部或外地势力的侵入，也自发组成团伙，出现了脚行、鱼行、粮行、油行等组织。
帮会和团伙内部重义气，守信用，互助互利。早年有所谓"锅伙"，合伙吃饭，平分工钱，是原始的互助互济形式。帮会与团伙之间互不相让，争利夺势。甚至武力火并。李鸿章在《续天津县志》序中写道："顾其人情风俗轻生赴斗，犹有渔阳上谷之逸……盖斯民之富者，多好倡为善义行；其贫者，就死不悔……亲上死长，勇于赴难而不屈，亦多忠义才杰之伦。"这是讲了好的一面。而其副作用也尤为突出，以土产"混混儿"出名。所谓"混混儿"皆地痞无赖亡命之徒。"混混儿"之间为了抢占地盘，除经常打架械斗外，往往还采用"自戕"的特殊方式来斗狠。如有"刺破头"自造伤残嫁祸于人的；有熬打"卖味儿"滚刀肉的；也有爬钉板；跳油锅的。当然，"混混儿"仅是个别的，随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早已绝迹，但它毕竟是移民特定时期帮会团伙习气的产物，其行为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清代，由于政治的相对稳定，天津逐渐失去军事要塞的地理位置。驻军执行屯田制，穿渠引水，开荒种田，以保证计养的来源，渐渐由"军"转"农"。当政者因势利导，改军事管理为行政管理，兴办学校，提倡儒家教育，颇有成效，民风也随之一改。地方志上有着"贵德耻争，民淳讼简"："文风日盛，家弦户诵，以气节相高，无论贫富，见义必为，饶有古遗风"等记载，贵德耻争、乐善好施一时成为时尚。一人有难，众人相帮的好民风一直流传至今。敢于直言公理，乐于帮助弱者的事情总是屡见不鲜；而欺弱凌下常常会引起公愤。比如，观看球类比赛，天津人从来都是为暂时失利的一方摇旗呐喊。排队购物，小伙子"加塞"会引起众人的齐声反对，而老年人偶尔不排队人们是能够容忍的。天津人说话办事很讲究：外场"，得过别人的好处；总要以某种方式回报。初次办事总是把话说得十分周全，让人心里热呼呼的。事后还要说：：用得着说一声"，"有事找我去"。一但别人有事相求，不管能否办成满口应允，极力去促成，有些难处也自我承担，从不对外宣扬。天津人以"失约"、"食言"为耻，称这样的人为"大梨"、"庇庇"；以"管闲事"为乐。社会上历来有民间自行排解纠纷的风气，称排解纠纷者为"大了"。"大了"往往是德高望重极善言谈，他们了事一般不纠缠细节，尽量使问题简单化，要求在大方面双方都过得去，常说："看我的面子完啦"。所谓了结，不是评理，而是使双方找回一点"面子"。
清末，天津被辟为通商口岸后，经济地位日益突出，一跃成为华北地区的商货中心--大商埠。外来事物不断涌进，新生事物层出不穷。电灯、、高楼大厦、租界，日新月异。天津人几乎每天都在接受新东西，见多识广，转化成自我骄傲、夸耀的资本。滋生一种城市人心理上的优越感。天津人动不动就把外乡人称为"老呔儿"、"傻冒"，特别爱在外地人面前宣扬自己的所见所闻，目空一切，居高临下。天津人交往时一般不休阵，有自信心，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的局面。天津人讲话直爽、简洁、泼辣，不兜弯子，喜欢直来直去。但是，有时不免虚张声势，强词夺理，出言不逊。因此"京油子、卫嘴子"的流行说法也带有贬意。
天津卫的民风是随着地理位置的变迁、经济发展而产生变化的。天津人的性格也是多元的。"由兵转农"，"由农渐商"是沿用了天津民风三变的传统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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