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义利思想辨析
长期以来，孟子的义利思想被人误解，认为他的重义轻利思想严重阻碍了
中国经济的发展，否定了人们维护和追求正当物质利益的权利。造成这种误解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是原典的语境抽离，将孟子关于义利关系的话语从具体的时间、地点、社会背景中抽离出来，置于绝对时空中。比如“何必日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这句话，是孟子对
梁惠王说的，有着特殊的语境。而我和许多人一样，把它当成孟子对义利问题的典型论断，并从中引申出重义轻利、把义和利绝对对立起来，反对言利等观点。另外，我们也把这句话从孟子的整个话语体系中抽离出来，割断了它和前后许多相关话语的内在联系，把它当作一个孤立的哲学命题来看待，这就使一个本来有其合理性的论断变得荒诞和不可思议。其二是引用者的语境置换，即把孟子的义利话语的原有语境剥离之后，移置到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把一个
过去时的话语变为现在时。当时中国刚从
文革的恶梦中走出来，物质匮乏，道德
理想主义破灭，发展经济成为头等大事。改革开放，观念变革，人人都想尽快富裕起来，物质利益受到极大关注，
马克思关于利益是道德的基础的论断被伦理学界当文物一样发现并引起普遍重视。在这样的语境中与孟子相遇，必然认为“何必日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是阻碍社会发展的落后，反动思想。
二十年来社会风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见利忘义、唯利是图、道德沦丧的行为引起社会普遍的忧虑。此时重读
《孟子》，就发现原先对孟子义利观的许多误解。既然是语境抽离和置换引起了误读，那就应通过语境还原去弄清孟子讲义利问题的具体背景，认识他这样说的用意何在。仔细读《孟子》一书，可以看出当时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礼崩乐坏”，“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天下之人，唯利是求”。社会风气是重利轻义，见利忘义。而孟子游说诸侯，遇到的梁惠王、
齐宣王等，都是急欲称王称霸的唯利是图之人，孟子在他们面前还用得着再谈利吗？作为一个有着极强的社会责任感的思想家，在世道衰微之时，不得不以矫枉过正的态度大讲重义轻利，以矫治重利轻义，唯利是求的时弊。
如果把《孟子》中谈道义与利益的内容综合加以分析，就会看出孟子的义利观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片面偏激，只讲义不讲利。他的义利思想包含了先利后义、以利说义、先义后利三个层面。
（一）先利后义。孟子继承了
孔子先满后教的思想，与
管仲说的“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一样，认为要让老百姓讲道德礼义，首先要保证他们起码的物质利益，满足他们基本的物质生活需求。孟子并不是道德至上论者，生存才是第一位的。普通百姓首先想的是维持一家人的生存问题。生存问题解决了，才会想如何体面的生存，做受人尊敬的讲礼义的人。显然，孟子认为道德要以一定的物质做为基础，他还把道德水平与私有财产联系起来，作出“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的论断。这里的“恒产”指土地、房屋、田园等固定财产以及与此相联的稳定职业；“恒心”指基本的道德观念。
（二）以利说义。孟子把义和利联系在一起，再三告诉人们只有按道义的原则做人行事，才能得到正当长远的利益。孟子游说诸侯、劝导民众的方式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讲仁义是因为它有用，大则可以得天下，小则可以满足个人的求利、求名、求自尊的欲望。“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人都想求名利，求富贵，要达到这些目的，孟子认为只有义才是最正确，最宽敞，最稳妥的道路。
（三）先义后利。孟子是热衷于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家，先义后利、重义轻利主要是作为一种治国策略提出来的。他认为当时“天下之人，唯利是求”，执政者行仁义的力度非常小，“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从宏面调控的角度看，就是利益驱动的力量过大而道德制约作用太小，求利与求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严重失衡。面对这种形势，孟子觉得必须加大道德对人们求利行为的制约力度，强调以仁义治国，才能达到国泰民安的目的。因此孟子对诸侯讲治国之道，总是主张先义后利。
儒家创始人孔小和孟子大概认识到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本性难以改变，但又不能不加以节制，抢着“知其不可而为之”悲剧意识奔走呼号，伸张道义，宣传仁爱。
孟子和康德式的西方思想家不同，他不是在书斋里从事纯粹形而上的思考，专事著述，而是四处奔波，游说诸侯，推销自己设计的政治蓝图。因此他非常注意因人施教，根据具体对象决定说什么，怎样说。他的话被回忆记录下来，就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典籍。
《论语》、《孟子》这类语录体经典，语境还原对理解其思想内涵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抽离了语境而盲目加以普适化，就会导致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