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 童第周 李时珍的成就

Question

如题所述

Answer 1

司马光 ：
政治
元祐更化
宣仁太后是前此宫廷中反对变法的后台，掌权后遂援引司马光、文彦博等保

司马光立姿石刻像[3]
守派到政府中，各种反变法的力量聚集在一起。司马光打着“以母改子”的旗号，反对新法。他把变法的责任都推给王安石，攻击“王安石不达政体，专用私见，变乱旧章，误先帝任使”；接着全盘否定了新法，诬蔑新法“舍是取非，兴害除利”，“名为爱民，其实病民，名为益国，其实伤国”。新法大部废除，许多旧法，一一恢复。如差役法，知开封府蔡京依司马光的限令，在五天之内全部恢复，对社会的危害较熙宁以前还要严重。通过变法而积聚起来的钱财，也在反变法派执政的几年当中“非理耗散殆尽”。
与此同时，还不遗余力地打击变法派。章惇曾对司马光恢复差役法的主张一一进行批驳，反变法派动员全部台谏力量，对章惇屡加击逐，直至被迫赋闲。列为王安石等人亲党的变法派官员，全被贬黜，其中蔡确写《车盖亭诗》，以为皆涉讥讪，贬死于新州。变法派人人怀自危，惶惶不安，吕惠卿在谪籍不敢喝口冷水，唯恐因此得病，而被反对派抓住把柄。
对西夏，则继承了熙宁以前的妥协政策，把已收复的安疆、葭芦、浮图、米脂四寨割让给西夏，以偷安一时。这些倒行逆施，激起社会上广泛不满。头脑较为清醒的人们曾劝告司马光，要为年幼的宋哲宗设身处地，异日若有人教以“父子义”，唆使哲宗反对今天的“以母改子”，后果不堪设想。
司马光说：“天若祚宗社，必无此事！”司马光及其后继者，无视小皇帝，因而愈益激起宋哲宗的不满。哲宗亲政后说，他在垂帘听政期间“只见臀背”，斥责反对派全不懂君臣之义。宣仁太后一死，复辟旧制的反变法派随之垮台，并受到倍加沉重的打击。[4]
文化
学术成就
司马光的主要成就反映在学术上。其中最大的贡献，莫过于主持编写《资治通鉴》。宋神宗熙宁年间，司马光强烈反对王安石变法，上疏请求外任。熙宁四年（1071年），他判西京御史台，自此居洛阳十五年，不问政事。这段悠游的岁月，司马光主持编撰了294卷近400万字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司马光的独乐园，既是他的寓所，也是《资治通鉴》书局所在地。这里环境幽美，格调简素，反映了园主的情趣和追求。其书局在汴京时已奉诏成立，除了司马光之外，当时的著名学者刘恕、刘攽和范祖禹都参与了书局的工作。其中，司马光任主编，刘恕、刘攽、范祖禹为协修，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担任检阅文字的工作。司马光来洛阳后，便把《资治通鉴》书局由汴梁迁到洛阳。在独乐园中常住的不仅有书局的工作人员，当时洛阳的名贤如二程、邵雍、文彦博等也常来此聚会，堪称是一个学术中心。[5]
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今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
，神识衰耗，旋踵而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司马光为此书付出毕生精力，成书不到2年，他便积劳而逝。《资治通鉴》从发凡起例至删削定稿，司马光都亲自动笔，不假他人之手。
《资治通鉴》是中国最大的一部编年史，全书共二百九十四卷，通贯古今，上起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家分晋（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末年赵匡胤（宋太祖）灭后周以前（公元959年），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作者把这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实，依时代先后，以年月为经，以史实为纬，顺序记写；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与各方面的关联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使读者对史实的发展能够一目了然。宋元之际史学家胡三省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新注资治通鉴序》）王应麟说：“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清代大史学家王鸣盛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不可不读之书”（《十七史商榷》卷1）。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评价《通鉴》时说：“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5]
司马光著述颇多。除了《资治通鉴》，还有《通鉴举要历》八十卷、《稽古录》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此外，他在文学、经学、哲学乃至医学方面都进行过钻研和著述，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诗草》、《注古文学经》、《易说》、《注太玄经》、《注扬子》、《书仪》、《游山行记》、《续诗治》、《医问》、《涑水纪闻》、《类篇》、《司马文正公集》等。在历史上，司马光曾被奉为儒家三圣之一（其余两人是孔子和孟子）。
童第周 ：
克隆之父
1950年，经童第周提议，中国科学院在青岛设立海洋生物研究室，这一年，他48岁。1934年从比利时回国已经整整16年了，最好的年华都在动荡不安的时代里过去，年近半百，童第周终于有了一间安宁的实验室。那时海洋生物研究室在青岛市莱阳路28号，大楼里那间十平方米的办公室兼实验室是童第周最喜欢呆的地方。他在20世纪30－60年代，利用青岛文昌鱼、海鞘和鱼类为材料，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胚胎学研究。他系统地研究了在生物进化中具有重要地位的脊索动物文昌鱼卵子发育的规律，精确地绘制了器官预定形成物质的分布图，证明了文昌鱼分裂球具有一定的调整能力等，为进一步确定文昌鱼在分类学上的地位提供了重要证据。这些研究成果至今是科学文献中的精品，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开创了我国“克隆”技术之先河，童第周成为中国当之无愧的“克隆之父”。
卵质对个体发育的重要性

童第周
童第周一生致力于实验胚胎学、细胞生物学和发育生物学的研究。1930～1934年，童第周在比利时的比京大学布拉舍实验室，在对棕蛙卵子受精面与对称面的关系的研究中，证明了对称面不完全决定于受精面，而决定于卵子内部的两侧对称结构状态。在对海鞘早期发育的研究中，证明了在受精卵子中已经存在着器官形成物质，而且有了一定的分布，精子的进入对此没有决定性的影响。另一方面，他观察到内胚层和外胚层似乎有相当的等能性，而且吸附乳头和感觉细胞的形成依赖于外来因素，说明了卵质对个体发育的重要性。这项研究成果是具有开创性的，使他成为了中国实验胚胎学的创始人之一。[3]
对文昌鱼的研究
文昌鱼在生物进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脊椎动物的祖先。童第周领导的研究小组首先在青岛解决了文昌鱼的饲养、产卵和人工授精的技术，为系统研究文昌鱼的胚胎发育奠定了基础，并利用显微技术对文昌鱼胚胎发育机理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对文昌鱼卵的发育能力提出了很重要的修正意见，在国际上受到重视。童第周等所证明的文昌鱼卵这些早期发育特点，进一步论证了文昌鱼在进化上的地位是介乎无脊椎动物和脊椎动物之间的过渡类型。这方面工作也支持了他后期关于核质关系研究的论据。他在两栖类（蟾蜍和黑斑蛙）胚胎发育的研究中，明确指出了胚胎发育的极性现象，从而证明这种感应能力是由一种未知的化学物质，通过细胞间的渗透作用，诱导和决定胚胎纤毛的运动方向。
对鱼类胚胎发育能力和细胞遗传的研究
童第周对鱼类的胚胎发育能力和细胞遗传的研究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在40年代开始的实验结果中就证明了在金鱼的卵子中，赤道线以下植物性半球的一边，卵子含有一种有关个体形成的物质，它在发育的早期由植物极性逐步流向动物极性，是形成完整胚胎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他在这方面的论文是鱼类实验胚胎学方面的重要历史文献。[4]
在研究细胞核与细胞质的关系时，他发现不仅仅是细胞核来决定细胞质发育方向，而是细胞质也决定细胞核的命运，核与质之间不是彼此完全孤立 ，而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在构造上它们可以互相沟通，在功能上它们可以互相诱发和抑制。这便是被称谓的：核质关系理论。
他还和美籍华裔科学家牛满江合作，探讨鲫鱼和鲤鱼的信息核糖核酸对金鱼尾鳍的影响。结果证明，这种核糖核酸能诱导金鱼尾鳍的双尾变成单尾等。从而开拓了在发育生物学和分子遗传学中一个非常值得进一步探索的研究领域。

李时珍：
李时珍的著作尚有《奇经八脉考》、《濒湖脉学》传世；还有《命门考》、《濒湖医案》、《五脏图论》、《三焦客难》、《天傀论》、《白花蛇传》等，皆佚。[2]
《本草纲目》

本草纲目
李时珍借用朱熹的《通鉴纲目》之名，定书名为《本草纲目》。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着手编写，至明万历六年（1578年）三易其稿始成，前后历时27年。
《本草纲目》凡16部、52卷，约190万字。全书收纳诸家本草所收药物1518种，在前人基础上增收药物374种，合1892种，其中植物1195种；共辑录古代药学家和民间单方11096则；书前附药物形态图1100余幅。这部伟大的著作，吸收了历代本草著作的精华，尽可能的纠正了以前的错误，补充了不足，并有很多重要发现和突破。是到16世纪为止中国最系统、最完整、最科学的一部医药学著作。
李时珍打破了自《神农本草经》以来，沿袭了一千多年的上、中、下三品分类法，把药物分为水、火、土、金石、草、谷、莱、果、木、器服、虫、鳞、介、禽、兽、人共16部，包括60类。每药标正名为纲，纲之下列目，纲目清晰。书中还系统地记述了各种药物的知识。包括校正、释名、集解、正误、修治、气味、主治、发明、附录、附方等项，从药物的历史、形态到功能、方剂等，叙述甚详，丰富了本草学的知识。[2] [5]
根据马元俊先生的研究，李时珍在植物学方面所创造的人为分类方法，是一种按照实用与形态等相似的植物，将其归之于各类，并按层次逐级分类的科方法。李时珍将一千多种植物，据其经济用途与体态、习性和内含物的不同，先把大同类物质向上归为五部（即草、目、菜、果、谷为纲），部下又分成30类（如草部9类、木部6类、菜、果部各7类、谷5类是为目），再向下分成若干种。不仅提示了植物之间的亲缘关系，而且还统一了许多植物的命名方法。[6]
《本草纲目》不仅为中国药物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对世界医药学、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化学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先后被译成日、法、德、英、拉丁、俄、朝鲜等十余种文字在国外出版。书中首创了按药物自然属性逐级分类的纲目体系，这种分类方法是现代生物分类学的重要方法之一，比现代植物分类学创始人林奈的《自然系统》早了一个半世纪，被誉为“东方医药巨典”。2011年5月，金陵版《本草纲目》入选世界记忆名录。[7]

濒湖脉学
《濒湖脉学》
李时珍感其时代的中医脉学存有缺憾甚至谬误繁多，便依其父李月池所著《四诊发明》及历史上其他多家脉论精华，于1564年（明嘉靖四十三年）编著成《脉诀》，即《濒湖脉学》。
《濒湖脉学》为李时珍晚年所著，以号命书，是为“濒湖脉学”。《濒湖脉学》语言简明，论脉清澈，不但把临床复杂脉象总结归纳成基本的27种脉象，而且还把主要内容，即脉象、相类脉鉴别、脉象主病，皆以韵文歌括形式撰述，便宜诵记，因此上其书流传深广，历来受医家推崇。《濒湖脉学》对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和临床实践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为中医典范之作。[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