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几千年古代文学史，仿佛一部男性作家专史。虽然其中女性作家可数者也有200 余人(据《 中国历代女子诗词选》统计 )，但大多只是以有限的几篇甚至一篇作品一露峥嵘，所写题材也常常限于闺阁之内，难成大家。这并不能怪罪于女性自身，而是数千年男权社会的结果。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女性被界定在第二性的附属地位。女子无权参与社会生活，更不可能干预仕途经济大事。在封建正统观念下，男子写诗作文天经地义，而女子学诗作文却是不守女德。多少女子的才情被深深庭院禁锢，多少女子的诗心被“女子无才便是德”压抑为一口口荡不起涟漪的枯井。幸好出了个李清照！李清照的出现，无疑为女性文学史上失衡的天平增添了一个份量极重的砝码。她的创作数量与任何一位男性作家相比都毫不逊色：晁公武的《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著录《李易安集》十二卷，就是属于全集形式的；陈振孙的《直斋书录题解》称《漱玉词》一卷，又云“别本分五卷 ”，《宋史·艺文志 》载《易安居士文集》七卷，又《易安集》六卷，这是诗文集和词集分别刊行的明证。可惜传世之作不过101 篇(据王仲闻《李清照集校注》统计)。但仅凭她的传世之作，就可在文学史上占据一个专席。不论其题材的广度、思想的深度还是艺术技巧的高度，都让世人刮目相看。这位被当代台湾学者推崇备至、盛誉为“词国女皇”(骆志伊语)的杰出女性，以她横溢的才情，独树一帜的作品，“睥睨前世”(谢无量语)，“不徒俯视巾帼，直欲压倒须眉 。”(清李调元语)她多才多艺，能书善画，诗词文造诣都很深，还精于考校金石，又通音律、善博弈、懂教育乃至医药，是直令须眉汗颜的全才。就连对女性偏见颇深的李清照同代人王灼也不得不承认她“自少年便有诗名，才力华赡，逼近前辈”。李清照不仅是封建时代为数不多的女作家中最优秀的一个，即使放入男性作家的星群里，她也不失为最耀眼的一颗明星。凭她仅存的诗词，就可与苏轼、陆游、辛弃疾媲美，亦可与陶渊明、杜甫、李白、韩愈、李长吉等前代风格大师比肩。她创立的“易安体”，甚至连辛弃疾都仿而效之。她的《词论》在文学批评史上占着很重要的地位。由此，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继承前人遗产，绝不可忽略了李清照。
上编 李清照的生平
成长环境
公元1084 年(宋神宗元丰七年)，在山东章丘明水镇，诞生了一个后来取名叫李清照的女孩。这是一个极其平常的日子。谁也没有在意，这个女孩的降生会有什么不寻常的意义。除了那位被阵痛折磨得精疲力竭的母亲，谁也没有把这个日子印在心里。倒是这女孩的降生之地颇有几分不同寻常。这是一个风光绮丽、物产丰饶的好地方。女郎山风姿绰约，百脉泉包孕灵秀。这里还是一个文化高度发达的地方，著名的汉东平陵及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就在明水十几公里处。也许是明媚的山水赋予了清照灵气，沉蕴已久的文化沃土孕育了她的才华，从此，这钟灵毓秀之地又多了一份足以傲视他邑的资本了。李姓一族，在当地并不是有钱有势的大家族，但却是齐鲁一带很有名望的书香世家。50 年后，李清照在一首长诗里写了这样的诗句 ：“嫠家父祖生齐鲁，位下名高人比数。当时稷下纵谈时，犹记人挥汗如雨。”诗句不仅明确告诉我们她“父祖”的名望，还颇为自豪地把父祖的名望与齐鲁大地悠久而丰厚的文化传统联系在一起。“稷下 ”，在公元前4 世纪的战国时期，就是文化十分发达的地方。当时，齐宣王在这里扩置学宫、招揽文学游说之士，任其讲学议论，于是学者云集，学术空气十分活跃 ，“稷下”也就成为荟萃各学派学术成果的文化中心。《国策·齐策一 》里有这样的记载 ：“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 。”可见当时之繁华。在这些摩肩接踵的人中，有不少就是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稷下学风延续到秦汉间，又兴起了名扬天下的齐学、鲁学、齐诗、鲁诗等各派学说。东汉时，又出了一位影响极大的经学大师郑玄。郑玄在其故里高密聚徒讲学，弟子众至数百千人，形成了一门“郑学 ”。五代动荡之后，齐鲁之地文化教育很快得到恢复，发展迅速。曾参与后唐刊刻“九经”校订的邹平人田敏，入宋后便告老还乡，致力于家乡的文化教育。陈希夷的弟子、历城人田告后又在章丘明水教学，从学者有数百人。这种讲学风气一直盛行不衰，众多以弘扬儒学致国太平为己任的学者，即出于这种风气熏染(如范仲淹等)，宋代最早最有影响的学派——泰山学派的形成，也是这种文化教育传统的成果。与泰山学派同时存在的，还有一个后来被称作“东州逸党”的诗派。此一诗派以范讽为领袖。《宋史·文苑传四》云 ：“山东人范讽、石延年(曼卿)、刘潜之徒，喜豪放剧饮，不循礼法，后生多慕之 。”可见他们不循陈规的放浪作风对年青一代的影响力。同处于齐鲁大地，提倡仁义、儒雅博重的泰山学派和不循礼法、放浪诗酒的东州逸党不可避免地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形成一种水乳交融的奇妙而又复杂的文化现象。这两种精神常常同时存在于齐鲁文人身上，互为补充，同时又免不了产生矛盾。清照的父亲李格非就是齐鲁学风培育出来的一个典型学者。李格非(字文叔)，乃北宋后期一位著名文士。他博学多才，最为时人推许的是文学成就，在经学、文学理论、历史学、佛学诸多方面均有突出建树，与廖正一、李禧、董荣等当时号称苏门“后四学士”。李格非的文学成就，从张耒、刘克庄等人的赞许中可见大概。刘克庄在《后村诗话》里称赞李格非：“文高雅条鬯有义味，在晁秦之上 。”张耒则在格非的墓志铭中也说：文叔“笔势与淇水相颉颃”。《宋史·李格非传》所载之言更具权威 ：“格非苦心工于词章，陵轹直前，无难易可否，笔力不少滞。”晁补之则记得更具体 ：“济南李文叔为太学正，得屋于经衢之西……而名其堂曰‘有竹’……率午归自太学，则坐堂中，扫地，置笔砚，呻吟策牍。为文章，日数十篇不休。如茧抽绪，如山云蒸，如泉出地流，如春至草木发。须臾盈卷轴。”(《鸡肋集》卷三《有竹堂记 》)可见李格非之文思何等敏捷。难怪尹少稷称：“李格非之文，自太史公之后，一人而已 。”(韩□《涧泉日记 》卷下)言虽过誉，但时人对格非文学的推崇可见一斑。李格非撰于宋哲宗绍圣二年(1095 年)的《洛阳名园记》是当时广为传诵的名篇，其文格的高雅，为人们称颂不已。篇中有句云 ：“洛阳可以为天下治乱之候 ”，待后来洛阳沦陷，世人皆以为格非有先见之明,其言“可谓知言哉！”(张琰《洛阳名园记》序)在文学理论方面，李格非在曹丕首倡、韩愈光大的“文气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主诚论 ”，进一步指出气以诚为主，没有诚这个内容，就不能有外形之气，两者相为表里，而诚实为根本。这在文学批评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下面一段话可以作为他“主诚论”的注解 ：“文不可以苟作，诚不著焉，则不能工。且晋人能文者多矣，至刘伯伦《酒德颂》、陶渊明《归去来辞》，字字如肺肝出，遂高步晋人之上，其诚著也 。”(《宋史·李格非传》)格非对经学的研究成就甚至还超过了文学成就。他撰写了数十万言的《礼记精义》等著作，对礼经的研究相当精湛。李清照晚年所写的《金石录后序》中有如下言辞：“自来家传《周易》、《左氏传》，故两家者流，文字最备 。”也可证明经学是李氏世业。格非的才学在历史学上也有突出表现。这从他的著作目录中即可见出。格非著作计有：《济北集》(见《涧泉日记》卷上)、《李格非集》五十四卷(见《遂初堂书目》及《后村先生大全集》)，又有《礼记精义》十六卷、《史传辨志》五卷(俱见《宋史·艺文志》)。今俱佚。流传下来的诗文散见于宋人载籍。此外，从陈师道《后山诗注》卷四的《寄李学士》诗中，我们还知道格非对佛学也有一定的研究。李清照的母亲姓王，是状元王拱辰的孙女。王拱辰是宋代状元中最年青之一，19 岁就中了进士第一(状元)，有才子盛誉。他的声名甚至于越过千山万水，远播契丹。拱辰曾出使辽国，契丹主对他非常敬重。一次，契丹主在混同江接见拱辰并设宴垂钓。席中，契丹主向拱辰敬酒，并亲自弹奏琵琶助兴，还向宰相介绍说：拱辰是南朝少年状元，所以如此厚待他。此种优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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