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维新运动是19世纪末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矛盾激化的产物，是一场旨在挽救祖国危亡的爱国运动；又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思想启蒙运动。它是中国人民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一个驿站，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但是由于二千年封建主义经济基础的牢固，封建主义政治力量的强大、封建主义思想影响的根深蒂固，非初登历史舞台的幼弱的资产阶级所能抵敌，戊戌变法的失败带有必然性。 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这是由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决定的，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下，经济基础很薄弱，资产阶级的力量相当弱小。资产阶级力量不足以同封建腐朽势力相抗衡。主观上，戊戌变法的失败是由于： （一）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软弱型和妥协性，缺乏反封建的勇气，只采取改良的办法，而且还对封建反动势力寄予幻想。从变法诏书的内容看，具体表现为： ①变法诏书没有触动封建顽固派的实权地位。政治上，取消闲散重选机构，裁汰冗员，废除旗人寄生特权，准许官民上书言事。这有利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参与政权，精简机构，提高效率，但是没有涉及论战中君主立宪等政治主张。最突出的是慈禧太后仍然牢牢的控制着光绪帝和左右整个局势的权力。维新派幻想顽固派会放任他们去变法。显然，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与封建制度的严重对立性认识不足，也缺乏政治斗争的经验。 ②变法诏书中的军事方面，精练陆军，改习洋操，实行征兵制，添设海军。这有利于加强军队战斗力，抵抗外来侵略，加强对人民的统治，却没有采取由维新派掌管军队的措施，以致于面对政变阴谋，束手待毙，最后运动失败了。很明显地，他们对政治斗争残酷性认识不足，没有认识到军队在政治斗争中的重要作用。 （二）维新派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却不明确提出反帝的具体主张，甚至还对侵略者抱有幻想。譬如：在甲午战争之前，中国人一直视日本为‘蕞尔岛国’、‘东夷小国’。但在历时近十个月的甲午战争中，中国却惨败于向为国人小觑的日本。而战后的康有为却喊出“不妨以强敌为师资”的口号，说“我朝变法，但采于日本，一切已足。”并邀请伊滕博文辅佐变法，还说“风闻东洋故相伊滕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臣虽得自传闻，其应如响。伊滕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相让人。” （三）维新派既没有政治实力，又缺乏政治经验，更没有经济和军事实力，却有自命清高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一味依靠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 （四）维新派改革操之过急。始终同情变法的李鸿章把维新运动的失败归咎于“变法太急,用人不当”,是很有道理的。变法中,康有为等政治运作的最大失误,莫过于把清廷最高实权人物——慈禧太后弄到了敌对的方面。自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十一日颁布“定国是诏”开始正式变法，不过，光绪皇帝推进改革的办法，是靠急风暴雨式地、毕其功于一役式地发布谕旨。有时一天竟多达十几道，反映了他变法的急切心情。据统计，在“百日维新”期间，他一共发了110道谕旨、诏令。而所有这些上谕彼此之间几乎没有相互的支持，甚至说缺乏政治上的基本章法。欲速则不达，反而适得其反，得罪大批既得利益者。光绪帝和维新派全变、大变的急进变革主张，造成整个社会结构的强烈震荡，使许多与现存社会有利害关系的社会集团和政治势力觉得受到了威胁。百日维新期间，上谕达一百一十多件，令人目不暇接。各地方官员都怨声载道。光绪帝严惩阻挠变法的官员，树敌太多。至于废除八股改革科举制度这一举措，又在庞大士人群体中引起普遍的恐慌。 客观上，代表顽固思想和利益的顽固派大力阻挠。祖宗崇拜和“华夏中心”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点。祖宗崇拜将祖先、祖制神圣化，使任何改革都非常困难，总被视为“数典忘祖”。“华夏中心”论认为，中国是居世界中心的“天朝上国”，只有中国文化最优秀。“祖宗崇拜”与“华夏中心”结合在一起，使学习、参考外国的任何改革都被斥为‘以夷变夏’的大逆不道，因而更加困难。在古代倡导“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训”、“人言不足恤”的王安石变法以失败告终。在近代，《海国图志》、同文馆、修筑铁路等等更是历经曲折。 从国际环境上，中国戊戌维新于19世纪90年代末，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列强通过争夺殖民地的高潮已经基本上把世界瓜分完毕。中国成了列强在东方争夺的“惟一富源”，出现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这时帝国主义列强绝不愿意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国际环境对中国维新运动很不利。 且看，中国土地大，人口多，发展起来对其他国家不利，而世界的资源是有限的。其他国家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无所谓好坏来评价他们的侵略行为。正是为了让中国这个睡狮永远也不醒来，西方对日本的改革维新大力扶持，而对清朝晚期的戊戌变法采取破坏行动。所以，从国家利益角度来说，西方抑制中国的发展，从东西方第一次碰撞就开始了，西方抑制中国的政策现在还在继续，并在可预见的将来持续下去。西方对中国的抑制和中国姓封或者姓资是无关的。而日本土地面积小，再怎么发展也不会对西方构成严重的威胁，这也是为什么西方自明治维新起就一直受到西方扶持的原因，用一个强大的日本控制中国的发展。于是，维新运动在中外反动势力的共同绞杀下失败了。
变法运动失败原因如下： 1 守旧派势力强大，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不在维新派手中，而紧握在以西太后为首的王公、大臣手中。几位掌实权的显赫人物恭亲王、庆亲王，刚毅几乎无例外地守旧。维新派只少数几个人，而且在朝中没有实权，康有为只担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行走（外交秘书），他的7次上书大多被压下了；康有为组织学会也受到压制，遭到封闭解散的命运。办报受到遏制，《强学报》出了3期就被停刊。 西太后对变法的态度是八个字：容忍：她想把变法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同意废八股、改策论、发展商业、开办工厂、用新式武器武装军队等；控制：西太后对维新派采取两个措施，一是将翁同龢开缺，去掉光绪身边的参谋；二是让荣禄到天津担任直隶总督，控制北京及其周围的军权；观察：看看光绪要干什么。动手：只要变法触及到清廷王公贵族利益，她就动手镇压。 2 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在理论指导上的局限性。康有两部书：《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没有充分的、有说服力的证据，不用说守旧派反对，当时的一些开明人士也不赞成。维新派某些激进的宣传也增加社会阻力。 3 维新派及光绪皇帝在实施变法上的策略错误侵犯了一些大官僚的利益，如开国会、设制度局，一些老臣的职权被剥夺，又没有安排措施，他们当然坚决反对。精减机构撤销六个部，罢免“六堂官”也操之过急。 维新派在一些具体的变法措施上也侵犯了一部分人民群众的利益，引起了这部分人的不满和愤怒，更加深了自己与人民群众的误会，从而更孤立了自己这一方的力量。如下令禁止在前门大街设摊贸易，将所有摊贩赶至东西两河沿，甚至店铺禁止悬挂幌子，违者受处罚，致使平日熙熙攘攘的大街为之一空。这种过激的做法，直接损害了一些下层群众的现实利益。还有那些“除去蒙蔽锢习”之举，本意是为了扫除颓风，但此举触动了社会风气和人民群众的习俗。人们的风俗习惯是一种历史现象，是在长期社会生活中形成的，非一纸命令可以革除。譬如光绪意欲改变中国辫子的风俗的诏令一传出，旗人的不满达到了顶点。剪辫子与否无关大局，可以暂缓推行，由于过早强令推行，增加了本可避免的骚动。 4 把希望完全寄托在没有实权的皇帝身上，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资产阶级维新派采取改良的办法，把希望完全寄托在没有实权的皇帝身上；在顽固势力的进攻面前，他们又寄希望于袁世凯和外国侵略者，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 维新派在处理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方面的一些做法也是值得我们今天商榷和推敲。可以说，他们对民众的不信任、不理解甚至鄙视群众在改革中的作用是其变法最终归于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变法失败不久，梁启超回顾整个过程说，康有为最先提倡民权，“然，其言实施政策，则注重君权”。理由是中国数千年的陋习未改，民智未开，骤然给予权力，难以行通。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维新派主要领导人对民众力量的忽视和认识不清！
参考资料：中国近代史纲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