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这是诗人的细腻敏柔和曼妙才情。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是圣贤的淡泊高妙与超然物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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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作为凡夫俗子的我们却常常为纷繁的世俗所搅扰，时而欢天喜地，时而悲怆凄凉，时而慷慨激昂，时而落寞沮丧……“年光似鸟翩翩过”，时不我待，生命亦然。之于纷扰的世事，我们如何能理出一丝头绪来？之于生活，我们笃定什么？之于人生，我们要获得什么？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又何在？ 对于这一系列疑问，或许有一个人能够给我们一些灵感与启迪，他便是庄子。“北溟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这是自小便稔熟的，也隐约知道是出自《庄子�6�1逍遥游》一篇。然而真正了解庄子其人其书却是近来的事情。
庄子的先世据说原是楚国的贵族，至其父辈时，为避“夷宗”之货才迁居到了蒙地，从此家道中落，沦为平民。或许正是这种“生于繁华，终于沦落”的遭遇使他深切地体会到了世道的无情和现实的无奈，也更加了解了人生的真相，做了不与世俗同流的“醒世者”。庄子一生贫寒，住的是“穷闾陋巷”瘦得“槁项黄馘”，但是，面对入世的种种诱惑，他依然不改初衷。《史记�6�1老子韩非子》上记载：
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绡，以入大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可见，对于众人孜孜以求的功名富贵，庄子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冷眼旁观的局外人。
另一方面，庄子生于兵荒马乱，权谋狯诈的战国时期，民不堪命，人命如丝，朝不保夕。生命无常，人生苦短，对于生命，人们自然而然地表现出了超乎寻常地热爱与眷恋。庄子也不例外。正如南北朝人所唱的那样：“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这是怎样一种急切与忧虑啊，这一切皆源于对生命的无限眷恋罢了。所以，“全生保身”成为庄子思想的重要出发点并非偶然。
对于庄子，世人有诸多误解。而庄子对此似乎早有预料。他在《逍遥游》中说道：“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岂唯形骸有聋盲哉？夫知亦有之。”“道不同，不相为谋”，庄子对人生有自己独特的视角与理解，但或许因其与作为正统思想的儒家“经世致用”的哲学相悖，而历来被排斥于正统之外。然而，稍微了解传统文化的人都知道“据于儒，依于老”的道理，道学为体，儒学为用，自古以然。
《逍遥游》一篇向来被认为是庄子思想的精髓所在，其中对于人生有许多发人深省的论述。
首先，庄子认为人生的最高境界是“逍遥”于天地之间，“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达到这一境界的人，“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热。”、“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虚怀若谷，目之所见皆是空明之境，世间万物皆囊括于胸间，却又若有若无，无可无不可。万物皆能为其所用而善于其身。他将“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总之，“逍遥”就是一种无所拘束，无比惬意的人生境界，无待而绝对自由是“逍遥”的前提。“有待”之人，心为物役，身陷囹圄，终不得自由和解脱。
事物不同，其所待者亦迥然有别。正如文中所说写：“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化而为鸟，其名为鹏。……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这是“大鹏鸟”的“期待”。对于“决起而飞，抢榆枋，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的蜩与学鸠而言自然是不必如此的。这就是“待”之不同了。同样的道理，“适莽苍者，三餐而反，腹犹果然；适百 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这些皆是“有待”的，只是不同的事物所期待的不同罢了。有所期待，就会被所期待的事物束缚，因此，即使发挥了自身的本性，也只能得到相对的自由与幸福。列子能御风而行大达半月之久，相对于常人而言，他是自由多了，但是，他依然要受到“风”的限制，故而庄子说道：“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可见，列子所获得的也并非真正的，绝对的自由与幸福。
要获得绝对的自由与幸福，达到“逍遥”的境界，只能通过“无待”来实现。而“无待”在庄子看来便是“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其中又可分为两个层次。初级层次是无功、无名。庄子用“尧让天下于许由”这个典故来说明圣贤是破除了功名束缚之人。其中说道：
许由曰：“子治天下，天 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要想臻于“逍遥”之境，先要戒除“功名利禄”之心。
再者，要做到“无己”，即要破除以自我为中心的成见，进入“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以我为一”的境界。“庄周梦蝶”的故事形象地阐释了这一点。《齐物论》中写到，庄周梦见自己变成一只蝴蝶，飘飘然，“自喻适志欤”，全然忘了自己是庄周，可是，一觉醒来，则发现还是庄周自己。他对此产生了疑问：“不知周之梦为蝴蝶？蝴蝶之梦为周欤？”事实上，在他看来，梦也好，醒也好，庄周也好，蝴蝶也好，其实并不重要，因为从“道”的高度上看，它们并无差别。庄周之于蝴蝶，抑或蝴蝶之于庄周，都不过世一种“物化”罢了。由此，进入了齐生死、齐贫富、齐善恶、齐物我之境。对于臻于此境的圣人，庄子还作了一番详尽的描述：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 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
这是至人的境界，也即“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逍遥游”的境界。
吾有所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待？
《逍遥游》篇末又具体地说明了如何运用智慧而使万物无论利弊皆能为我所用的道理，其中蕴含了“齐物论”的思想。
庄子曰：“……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世世以为事；客闻之，请买其方百金。聚族而谋曰：‘我世世为洴澼纩，不过数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请与之。’客得之以说吴王，越有难，吴王使之将，冬与越人水战，大败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龟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洴澼纩，则所用之异也。”
同样一件事，不同的人从中获得的利益不尽相同，甚至大相径庭，是因为人们利用它的方法不同。可见，事无巨细、好坏之分，智慧的人能从弊中看出利来，从而转危为安，而愚蠢的人，纵然有大利置于前，也是无眼识得泰山。所以，一切得失，终究归于人自身，而与外物无直接的关联。如此一来，对于外物实在是不必苛求的。不求于外物而只求修内在之身，从而获得人生的宝贵财富。这便是庄子的人生观。这样的人生观处处透显着智慧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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