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散文”概念源出、发展

Question

如题所述

Answer 1

中国古代“散文”概念发生研究
马茂军
内容提要 散文概念发生于本土，而不是所谓的外来词。返求狭隘的“古文”理论之外带有现代性特点的散文理论，在以用为体的中国传统文体体系之外，还潜藏一个以形式分体的、高度抽象概括的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的中国古代潜文体体系。

我们对散文概念发生的模糊认识，以郁达夫先生《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为代表：“中国古来的文章，一向就以散文为主要的文体……正因为说到文章就指散文，所以中国向来没有‘散文'这一个名字。若我的臆断不错的话，则我们现在所用的‘散文'两字，还是西方文化东渐后的产品，或者简直是翻译也说不定。”这代表了很多人对散文的模糊认识，这遮蔽了我们固有的丰富的散文理论，有必要对散文这一概念的源起及其内涵作一认真梳理。

散文新概念的发生与佛教之关系研究

1、散文概念首创于佛门。

梳理中国散文理论史，我们发现，散文一词不仅原创于中国，出乎大家意料的是，散文的概念最早出自佛教徒口中。《宋高僧传》卷三《唐大圣千福寺飞锡传》：“（锡）天宝初游于京阙，多止终南紫阁峰草堂寺，属不空当途传译，慎选英髦，锡预其数，频登笔受润文之任，代宗永泰元年四月十五日奉诏于大明宫内道场，同义学沙门良贲等十六人参译《仁王护国般若经》并《密严经》，先在多罗叶时并是偈颂，今所译者多作散文。不空与锡等及翰林学士柳抗重更详定，锡充证义正员，辞笔不愧斯职也。”①按赞宁《进高僧传表》：“臣僧赞宁等言自太平兴国七年伏奉敕旨，俾修《高僧传》与新译经同入藏者……端拱元年十月日左街天寿寺通慧大师赐紫臣赞宁上表。”则《高僧传》始修于太平兴国七年，成于端拱元年十月。散文概念最早出现于此时。《宋高僧传》的材料多来源于碑文，如果那样则散文一词也可能出现更早，为中唐代宗年间了。

这里散文与偈颂相对。偈颂的特点是讲押韵，句式多四言，比较工整，那么与偈颂相对的散文则是散体了，它不追求押韵与句式的工整。“今所译者多作散文”这里的散文明显具有文体意义。同一时期还出现了散语的概念。

2、散语与散文

散语一词，较早见于《容斋随笔》卷一：“窃观阁下辅政既以经术取士，又使习律习射而医书画悉皆置博士，此其用意，岂独遗文章乎，而自顷以来此道几废，场屋之间，人自为体，立意造语无复法度，宜诏有司取士以古文为法，所谓古文，虽不用偶俪，而散语之中暗有声调，其步骤驰骋亦皆有节奏，非但如今日苟然而已。”②而散语词源学上的来历也是出于佛教。《容斋随笔》卷一，六十四种恶口条：“《大集经》载六十四种恶口之业曰：粗语、软语、非时语、妄语……”③。散语即为恶口之一，则有非正统、非主流的文化因子，又有随意、散漫的特点。同时期的陈师道，也使用散语一词：“国初士大夫例能四六，然用散语与故事尔。”④又“世语云：苏明允不能诗，欧阳永叔不能赋，曾子固短于韵语，黄鲁直短于散语，苏子瞻词如诗，秦少游诗如词，韩诗如秋怀别元协律，南溪始泛皆佳作也，鲍昭之诗华而不弱，陶渊明之诗切于事情但不文耳。”这里，散语是与韵语相对的，是无韵之文（散文）的含义，已经具有文体学上的意义。而世语云是流行的说法，广泛的说法的意思，则散语是一得到广泛认可的词语。

散语有散漫、随意之句式、语体的意思，和散文一样有文体的含义。而散文一词，文体意义更鲜明，而散语渐渐被中国古代文论淡忘了。

3、译经体?古文?散文

散文概念出现于佛门，是中古时期佛教文化高度发达，佛教文学高度成熟的结果。过去儒门中人物一直把儒家思想作为正统思想，而释道二家则被目为无益教化的旁门左道。《四库全书》存书3461种79309卷，释家文字只有13部312卷，道家只有44部432卷，总共只占四库书目的百分之一。乾隆在编辑圣谕中明言“至儒书之外，阑入释典道经……不合朕意”。而现存明代《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共5485卷，宋代开宝大藏经即达1076部，5048卷。释道文化是中国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忽视佛道的思想显然是一种文化偏见。

魏晋时期佛教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译经运动。据统计，从东汉桓帝建和二年（148年）安世高译经始至北宋景�四年（1037年），计有知名译家192人，译出佛典1333部，5081卷（其中宋代译500卷）。如果和同一期的文章相比，清严可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共746卷，再加上《全唐文》1000卷，佛家与儒家的著作数量之比是三比一。从文体上看，胡适曾说当年的骈体文几乎涵盖了一切，可偏这个传道的译经文字装不下，只能用古文来写。事实上，译经体是无数译经大师在古文的基础上，吸收梵文的优点而创造出来的一种比较质朴、通俗、奇句单行的优美散文。

除了佛经文学外，还有本土僧人的制作，一类是与儒道论辩、阐述佛理的著作，他们收入于《弘明集》和《广弘明集》及《法苑珠琳》等，其中有部分宏扬佛理的文字，著名的如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僧肇《肇论》、谢灵运《与诸道人辩宗集结》、宗炳《明佛论》等皆长于论辩，思维精致，推理严密，论说成就为本土议论文字不及，形式上散句单行，时用口语，偶有骈俪，但绝非齐梁形式主义。另一类是传记作品，慧皎《高僧传》、道宣《续高僧传》等等，它们记人记事都大有可取之处。

辉煌的译经文学和佛学作品需要自己的话语对这种文体进行表述。印度是一个文体理论和文体思辨水平比较高的国家，印度古典文名著有婆摩诃的《诗庄严论》，它注重讨论文体和修辞，把诗分为有韵律的和无韵律的两种，即韵文体和散文体。檀丁（约七世纪）的《诗境》第一章也主要讨论文体区别和风格类型，将诗（文学）的形式分为三体：有韵律体（诗），无韵律体、杂体。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印度的文体理论、格律修辞理论也一并传入中国，比如文笔之辩，永明体的对偶理论皆受印度文论的影响。

公元八世纪左右伴随排佛复儒思潮的古文运动，大力提倡“古文”理论，试图建立话语上的一统地位。而与之相对立的受排挤打击的佛教一派必不愿接过古文的大旗，而必创立自己的话语体系，亦即“散语”、“散文”了。所以散文由佛教界人士创造看似个人行为的偶然，实则文化交流与冲突中的必然。

散文概念的接受史

1、北宋时期的散文概念

佛家而外，较早使用散文的是偏于科学的学者沈括，其《梦溪笔谈?补笔谈》卷下：“然《召南》茁者葭谓之初生可也。秦风曰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则散文言之，霜降之时亦得谓之葭，不必初生。若对文须分大小之名耳。”⑤

从目前材料看，沈括是佛家外最早使用散文一词的。此处散文与对文并用，与偈句与散文并用一样，句式的意义较浓，而文体意义相对淡一些。但是散文文体中最根本的特征散体、散句的意义已经具备了，可以说是散文文体的源头性和母体性概念。沈括在北宋学问最为博洽，正是科学家的敏锐和崇尚真理、不囿门限的态度，使他能够较早地接受佛门创造的散文概念，并将这种文体工具运用于语法语义分析的语言研究中。

沈括之后有苏轼的学生毕仲游使用了散文的概念。其《西台集》卷一在讨论科举考试是考诗赋还是考经义时说：“至于诗赋则有声律而见，经义则是散文而难考。”⑥毕仲游，字公叔，郑州人，有《西台集》20卷。毕文与苏轼的共同点是“源泉万斛之致”，是自由的抒写，这正是近代意义上的散文特质：随心所欲地抒写心灵，无拘无束地表达思想。苏轼与王安石在科举上的矛盾是政治家与文学家的矛盾，古文的话语与散文的话语的区别是是否独尊儒术。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毕仲游在表达话语上没有选择带有文化专制、政治色彩、复古倾向的古文，而选择了更有文学意味、泛文化色彩的散文概念。这无疑是一种文学的自觉，散文的自觉，是文学脱离政治后的自觉。也是宋代三教合一大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它即是乘了唐宋古文运动的东风，又是对古文运动本身的消解。

2、南宋人的散文观念

南宋人邓肃最早使用散文一词。邓肃《榈集》卷四《昭祖送韩文》：“两鸟相酬不肯休，欲令日月无旋朗。斯文未丧得韩子，扫灭阴霾霁九州。古来散文与诗律，二手方圆不兼笔。独渠星斗列心胸，散落毫端俱第一……”；其大意是昭祖送新雕韩文一部，既感其德，又喜其书。邓肃认为古来散文和诗歌难以兼擅，而韩愈独天才手笔，俱为第一，这里“散文诗律”只能解成散文和诗歌的意思。而以“散文”一语入诗，也可见散文一词的流行程度了。

邓肃与朱熹的父亲朱乔年是好友，有《贺朱乔年生日》，又有《谢乔年》。《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在答林择之问后山学黄山谷诗时说：“择之云后山诗恁地深……（朱子）曰：……山谷诗善叙事情，叙得尽，后山叙得较有疏处。若散文则山谷大不及后山。”此处散文与诗对应，是明明白白的文体意义上的散文概念。而且是诗文戏曲小说四分法中的诗文概念。这句话《后山诗话》的表述为“山谷短于散语，后山短于韵语”则散语略同于散文，具有文体学上的散文的含义。

南宋时期我们可以说散文概念已经广泛流传开去。邓肃朱子而后，周必大、杨万里、陆象山、楼、方逢辰、陈叔方、罗璧、谢伯采、刘辰翁、黄震、龚昱、吕祖谦等人，都使用了散文概念来辨析文体。

南宋人对散文认识的深化在于更深刻地认识了散文的文体特点，而且认为文体的关系是辩证的，文体之间是可以打通的，这与创作上以文为诗、以文为赋、以文为词、以诗为文、以文为诗等破体为文的创作实践是一致的。南宋人的散文文体意识已经非常明确，经常下关于散文的断语。陈叔方《颖川语小》卷下：“然也字用多最难，韩文公《祭潮州大湖神文》一篇全用也字，亦不过有韵脚而缀也字，若毛诗。然至欧阳文忠公作《醉翁亭记》乃散文尔。”杨万里《诚斋集》卷一百六：“下问诗之利病，知非肝鬲上之语，敬陈所见《寄大儿七字》甚奇古，如《分公十四字》浑成雅健，使山谷见之犹应击节。务官二句乃散文语，前辈固有偶出此体者，如木之就规矩，吾曹不可学也。”这里也是关于散文句式的断语，又涉及到了诗文之别和以文为诗的问题，诗文手法可以借鉴，诗中可以有散文的句法。

南宋人不仅散文文体意识明确，而且对散文特点作了具体分析。楼《崇古文诀》卷二十四评苏轼的《策略五》曰：“此篇主意在通下情，间架整，波澜阔，议论佳，可为策格。作散文生疏，苦于断续不相连者，或语句费力者，熟读不患不进。”这里谈“作散文”而不谈作古文，在于楼不是个严格的“以理为主”的真德秀似的古文家，而是个比较通达，深“知味”之于文的散文批评家。散文概念被接纳入教科书，可见它的流行和被接受程度。楼对散文可谓知其味者，他以为散文虽号称散，但也要语断而意不断，断续相连，语句流畅。

宋四六比较流行，作为韵文的四六和作为无韵文的散文，自然是文论家关注的焦点。罗璧《识遗》卷二：“崛奇可味条”，“骈俪贵整，散文忌律，各有当也”。谢伯采《密斋笔记》卷三：“四六本只是便宣读。要使如散文而有属对乃善。欧苏只是一篇古文，至汪龙溪而少变。郑侍郎望之云，四文使重不如使轻，使实不如使虚。”在罗璧看来骈俪文的特点是整齐而格律，而散文则不讲声律和句式的整齐。谢伯采更认识到四六的声律读宋琅琅上口的特点，并认为四六比古文和散文具有更高的艺术要求，欧苏只是以文为四六。谢还隐约的意识到散文的外延要比古文大，古文是散文中的一体。

南宋时期散文概念应用最多的是王应麟的《辞学指南》和黄震的《黄氏日抄》。《辞学指南》卷三：“记序用散文，须拣择韩柳及前辈文，与此科之文相类者熟读。作文贵乎严整，不可少类时文。”其将诏、檄、记、序皆称为散文，并与时文相对。《黄氏日抄》卷六十四：“外制召试三道其二以散文为之，以此知祖宗盛时制诰尚存古意，自宏词之名立而朝延训诰之文遂同场屋声病之习矣。”卷六十七外制：“从官用偶句，余多散文，偶句亦不雕琢。”《辞学指南》和《黄氏日抄》作为两部文体理论代表作的特点是主要从文体上研究散文，不过从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古文和骈文之争的影子，作为散文家（也可以说古文家），他们尊古卑骈，崇尚古文、古意、散句的追求，这也是唐宋古文运动打压骈文的文体霸权意识。但是他们不用“古文”，而用“散文”来进行文体对比与界定，这说明了他们文体理论的

进步和深化，说明他们文体理论的成熟，他们已经认识到散、骈之别在于有韵/无韵，有对/无对。而古文则太多内容上的、意识形态上的含义，与文体的纯粹意义关系不深。《辞学指南》和《黄氏日抄》的文章部分都是讨论古代文体的专门之作，不过古代文体的诏、制、表、启，皆是以用为本，而不是以体为本。而讨论这些琐细文体时，他们不自觉地使用了具有近代文体意义的散文概念。他们使用散文概念时多与四六、偶句相对，虽然四六、偶句与散文并不是同层级的范畴，但毕竟是纯文体的形式和范畴，而不是功用的范畴。

显而易见，中国文体学的结构是显隐二重结构，显结构即《文选》等标谤的以用为体的数十乃至上百体，而隐结构则是受印度拼音文字传统影响而以有韵、无韵作划分的文体观念，这一观念从刘宋的文笔之辨起，至散文散语概念的提出皆是中印文化交流碰撞的直接产物。

3、金元时期的散文观念

元人的散文观念进一步跳出了古文的窠臼。金元人对散文文体本身辨析不多，这可能是概念已约定俗成了的缘故。他们的贡献是对散文的本体精神作了许多精彩的发挥。元好问《御订全金诗增补中州集》卷三十一有“散文亦精致”，这是一种艺术的要求与评品。元胡祗通《紫山大全集》卷十一：“波流风靡，诗降而为律字，画流而为行草，散文变而为四六，歌咏转为市声俚曲。”这是一种典型的文学退化观，这里的散文又是先秦散文的特指了。这也是比较保守的尊古贬骈的文体观。王恽《秋涧集》卷八十二《中堂事记》下提出了散文三说：“（公）徐莞尔曰不知谓我云何，至于散文，亦有三说，入作须若虎首，取其猛而重也，中如豕腹，取其酿而多也，末同虿尾，取其临出螫而毒也，此虽常谈，亦可为之法。”这里总结了散文结构章法的精神。

著名文论家王若虚作有《文辨》四卷，提出了一些精彩的散文观点，《滹南集》卷三十五：“退之评《伯夷》止是议论，散文而以颂之，非其本也。”卷三十六：“欧公散文自为一代之祖，而所不足者，精洁峻健耳。”欧评家们向来称颂欧文阴柔之美，而金元文论家却崇尚精洁峻健之美。王若虚最精彩的观点是真散文真文字的论述，《滹南集》卷三十七：“杨雄之经，宋祁之史，江西诸子之诗皆斯文之蠹也。散文至宋人始是真文字，诗则反是矣。”所谓真文字，卷三六《文辨》三：“所谓天文岂有定法哉?意所至则为之题，意适然殊无害也。”卷四五《论诗诗》：“文章自得方为贵，衣钵相传岂是真；已觉祖师低一著，纷纷法嗣复何人?”卷三四《文辨》卷一：“夫文章唯求真是而已，须存古意何为哉?”求真，真性情才是真文字，真散文。王若虚对崇古派的古意追求提出了质疑，可谓求真而不崇古。

刘埙《隐居通议》三十一卷，论文章的有八卷，其卷二十二：“次山览之嘉叹曰：此乃以散文为四六者，正是片段议论，非若世俗抽黄对白而血脉不贯者也，呜呼，知我如此，可谓具眼矣。予尝与次山言不论古文时文，诗章四六，但凡下笔铸辞，便当以风骨为主，若文字有骨气，虽精采差减，正亦自佳，次山大喜此论。”论文以风骨为主，强调血脉贯通，得文章之精神命脉。看来散文自有南北派别，水土之不同也。

4、明人的散文观念

明代是文体学繁荣时期，出现了许多文体学专著。徐师曾《文体明辨》是明前期文体论的集大成者。他将文体分为一百二十七类，其中一类文体是以形式划分，诗、四六、散文隐蔽其中；二类文体是以功用划分的，而一百二十七类的归结点又是诗、四六、散文。徐师曾《文体明辨序》曰：“此释经之体非属文之体也。……又如诏诰表笺诸类，古以散文，深纯温厚，今以丽语，浓鲜稳顺，谓无古今不可也。”，徐师曾《倪文贞集?原序》：“汉魏而降，操觚著书日寡，散文日繁，盖道简而难言，事短而递起，势使然也。”这透露了我们一个明人眼中散文外延的信息：“著书日寡，散文日繁，盖道简而难言，事短而递起”，则论道的六经，后世子史二部，皆属“言”的范畴，不在散文之内。只是“或书之内，时见散文”。这可能源于颜延之把无韵之文分为言、笔二类。

明代另一文体学著作《文章辨体汇选》也有11处使用了散文概念。该书以吴讷《文章辨体》五十卷所收未广，因扩大规模为七百八十卷，所收类别经史诸子百家山径地志靡不收入，分别各体为一百三十二类，搜罗广博，积平生精力抄撮而成，堕典秘文往往收藏。但这本书只是存抄本，传播甚稀，影响不广。不过我们透过它11次使用散文频率，可见散文概念在明代文体学界的大影响。

吴讷的《文章辨体》五卷，外集五卷，陆深《溪山余话》称《文章辨体》一书号为精博，自真德秀《文章正宗》以后未有能过之。不过他过分正宗的理学家眼光使他大体以《文章正宗》为蓝本，开口闭口真西山云，独尊古文而绝口不谈散文概念，《四库提要》批评它“去取亦漫无别裁，不过取盈卷帙耳，不足尚也”。

唐宋派代表作家唐顺之著有《稗编》，唐顺之《稗编》卷七十五多讨论文体问题，有七处使用了散文概念。如“露板以宣矣，不可以义隐，大抵唐以前不用四六，古文辞直义显，昔人檄以散文为得体，信乎。”“以散文为得体”，体现了尊崇散文的观念。唐顺之《稗编》七次使用散文概念，无疑表明了唐宋派的散文观念。

后七子王世贞为明代文史大家，前人文体著作多囿于古文范畴，以至收入词曲即遭议论，而王世贞能开拓文体天地，将散文、小传、琐言小说并提，《州四部稿》卷一百四十六：“正史之外有以一言一事为记者，如刘知己所称琐言，当以刘义庆《世说新语》第一，散文小传如伶玄飞燕虽近亵，虬髯客虽近诬，毛颖虽近戏，亦是其行中第一。”中国古代文体论之发达，在于深细。而囿于古文观念，未能科学分类。诗歌、散文、四六（赋）、小说、戏曲

早已有之，如能开阔眼界，扩大规模，则以简驭繁，以纲带目的四分法、五分法、六分法早该成形化隐为显了。王世贞这里隐然将小说、戏与诗、文并提了，这实际上即是现代文体学上的四分法的雏形，在文体学上迈进了一大步。可以说时人的观念中已然有之，只是未能从理论上提纲挈领而已。

5、清人之散文观念

散文一语在清代颇为流行，毛奇龄《西河集》一百九十卷，著述之富，甲于当代，其卷五十《胡国期诗序》曰：“能诗者不必能文，而能文者必能诗，李杜无文，而昌黎眉山诗并为世所称，盖铭颂赋诔，以词为文，故古善文者往往著有韵之语于散文之间，况举文八比，尤以偶对为章程者乎。”毛奇龄以为能诗未必能通文，而文与诗是相通的，文中可以融入韵语，很多韵文是有韵的散文，对散文与韵语的认识很辩正。他的崇文观反映了清文繁荣的势头。

四库馆臣汇集一代文坛与文论界精英，馆臣们多恪守正统思想，却也偶用散文一语。《水云村稿总目》：“埙尝自言赵必岜称其能以散文为四六，正是片段议论，非若世俗抽黄对白，而血脉不贯者。”以散文为四六的想法很新颖，而对散文血脉贯连、讲究叙述结撰的艺术精神也颇有领悟。又《四六法海?提要》：“大抵皆变体之初，俪语散文相兼而用，其齐梁以至唐人亦多不甚拘对偶者，俾读者知四六之文运意遣词，与古文不异，于兹体深有功。”俪语散文相兼，而不言俪语古文相兼，盖俪语时文，今文今语而非古语，古文不能相兼而用。

散文一语又常被考证界使用。《湛园札记》、《义门读书记》、《义府》皆有运用。如，《义府》卷上狱讼条：“疏也引此，而曲为郑解云此相对之法，若散文则通。当是小罪曰讼，大罪曰狱。”《湛园札记》卷一：“古者娣姒可通称，或娣姒相对则分大小，散文则娣亦可称姒耳。”《义门读书记》卷三十四：“糸酒与明水别，而云明水以为糸酒者，对则异，散文通，谓之糸酒是，以礼运云糸酒在堂，亦谓明水为糸酒也。”

在这些讲究逻辑、学理的考据家眼中，散文被作为语言辨析的一个重要工具，二词并列，是对偶句法，还是散文句法，直接关系到词语的含义，所以文体、句法判断是他们的首要任务。而他们并未用散语一词，而用散文一词，很明显散语一词已不常用了，散文、散文文法很明显更科学，更约定俗成一些。

清代的文体学著作中，方熊《文章缘起》补注虽只有一卷却有11处用了散文的概念。《文章缘起》一卷，旧题梁任撰，已佚，明陈懋仁注，清方熊补注，诏辞条：“古之诏辞皆用散文，故能深厚尔雅，感动乎人。六朝而下文尚偶俪，而诏亦用之，然也有用散文者，不可谓古法尽废也。”表条：“下言于上曰表，诸葛亮《出师》，李密《陈情》，韩愈《谏佛骨》之类皆散文，后代始尚偶俪。”奏条：“陈私情曰奏，皆谓之本，以及让官谢恩之类并用散文，间为俪语，亦同奏格”这些地方的散文是明明白白，完全意义上的散文文体，而俪语则是四六体。散文与四六并为此类公文的主要应用文体。可见清人的文体观也承袭唐宋古文家崇散抑骈的思想。

散文意义的发生

1、与骈俪文相对的散文概念

作为汉语词汇家族的新成员，散文概念意义的发生，必是在与已有的概念尤其是相反相对的概念的碰撞交融中生发的。散文概念的使用，首先与骈俪文相对。元潘昂霄《金石例》卷九：“东莱先生曰诏书或用散文，或用四六。”俪语主要是从句式着眼，四六则是文体而兼句式。文体之分，根本在句式的散俪不同。

Answer 2

中国古代散文的发展，经历的是一条由浑沦到分化的道路。最初的散文是文史哲浑然一体，见不到严格意义的文学散文。只是从战国后期开始，文学散文才脱离它的原始状态，从浑沦的母体中分化出来，成为比较纯粹的文学作品。随着时代的推移，创作主体的文学自觉性日益提高，散文的文学性也逐渐加强，更具有审美鉴赏的价值。阅读《古文观止》这部书，可以看出古代散文的上述演变轨迹。
散文体制具有很大的涵容性，它可以叙事，可以议论，可以抒情，因此有叙事文、议论文、抒情文的划分。也可以三者相结合，熔叙事、议论、抒情于一炉。诗歌则不然，单纯的叙事、抒情可以是诗，纯粹议论为诗则难免乏味。散文体制的涵容性还体现在对诗歌的接纳，可以在文中穿插诗歌，而诗歌中穿插散文则显得不伦不类。散文功能的多样性源于这种体制的涵容性，这也使得它在中国古代成为一种长盛不衰的文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