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第一任妻子是谁?

Question

如题所述

Answer 1

徐志摩的第一任妻子是谁？

Answer 2

鲁迅的结发“妻子”——朱安
1906年6月，25岁的鲁迅正准备在日本东京开始他的文学活动，忽然不断地接到催他回国的家书，信里 说，他母亲病得很重，想见见自己的长子。等到鲁迅焦灼不安地回到家里，才知道这是一场骗局。原来在他家乡有一种谣传，说鲁迅跟日本女人结了婚，还生了孩子，有人看见他领着妻、儿在东京街头漫步。族人变着法子把他骗回来完婚。新娘朱安是鲁迅本家叔祖周玉田夫人的侄孙女，媒人是周玉田的儿媳妇。按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礼俗，鲁迅的母亲鲁瑞没有征得鲁迅同意，便把这门婚事定下了。
现在，看到这个场面，鲁迅当然很生气，但出于对母亲的孝顺，他没有发作。完婚的第二天，鲁迅没有按老规矩去拜祠堂。晚上，他还是像往常一样独自睡进了书房。第三天，他趁着家人不注意，悄悄地从家中出走，又到日本去了。而朱安则跟着婆婆鲁瑞一块过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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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 3

鲁迅的结发“妻子”——朱安
1906年6月，25岁的鲁迅正准备在日本东京开始他的文学活动，忽然不断地接到催他回国的家书，信里 说，他母亲病得很重，想见见自己的长子。等到鲁迅焦灼不安地回到家里，才知道这是一场骗局。原来在他家乡有一种谣传，说鲁迅跟日本女人结了婚，还生了孩子，有人看见他领着妻、儿在东京街头漫步。族人变着法子把他骗回来完婚。新娘朱安是鲁迅本家叔祖周玉田夫人的侄孙女，媒人是周玉田的儿媳妇。按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礼俗，鲁迅的母亲鲁瑞没有征得鲁迅同意，便把这门婚事定下了。
现在，看到这个场面，鲁迅当然很生气，但出于对母亲的孝顺，他没有发作。完婚的第二天，鲁迅没有按老规矩去拜祠堂。晚上，他还是像往常一样独自睡进了书房。第三天，他趁着家人不注意，悄悄地从家中出走，又到日本去了。而朱安则跟着婆婆鲁瑞一块过日子。
朱安是包办的，名义上鲁迅的原配夫人。比鲁迅大几岁，是浙江的农村妇女，没文化，和鲁迅也没什么感情。
朱安一直照顾鲁迅的母亲，鲁母去世后不久病逝。

Answer 4

朱安和旧中国很多中上家庭的女子一样，从小被教养成一个切合传统要求的典型：脾气和顺，会做针线，擅长烹饪，不识字，小脚。这样的女性本来是不会引起公众注意的，但中年以后的朱安却曾是记者争相采访的对象，她一九四七年去世时报上也有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原因很简单：旧式女性在死后留名，十居其九是因为与她们有关联的男人，而在朱安来说，这个男人是她的丈夫周树人，笔名鲁迅。
朱安还在世的时候，鲁迅和他身边的人视她为一份无法推辞的馈赠，是他苦恼的来源。朱安死后几十年，国人把她的丈夫放在文学殿堂最崇高的位置，而她的名字和存在则成了禁区，直到近十多年才渐渐解禁。
早年生活
清朝光绪四年（公元一八七八年），绍兴城一户姓朱的商人家中添了个女孩，取名为”安“。她虽然生于王朝的末世，但在那个年代，富裕的府城如绍兴仍然相信，传统的生活方式和制度是惟一可靠而又可行的。

尽管女孩子没有机会经历拜师入学这一道人生分水岭，却另有一份仪式等候着她们。朱安四五岁的时候，有一天被带进一个小房间，大人让她脱了鞋袜，把脚浸在一盆暖水中。过了一会儿，她的妈妈和两个女佣人或亲戚把她按住，拿出特别编制的长棉布条，把她的四只脚趾向脚底屈折，用湿布条一层一层地裹起来，接着又把她的脚跟拚命往前拉，这样就裹成了“三寸金莲”的雏形。朱安痛得尖叫起来，但随着她的哭声是母亲的训诲：所有好人家的女孩都得缠足。她只要看看妈妈和家中其他女人，就知道这是事实，没有一个是例外的。
订 亲
一八九九年，通过亲戚的斡旋，朱安的婚姻前景似乎明朗了起来；当时她已是个二十一岁的“老姑娘”了。议婚的对象是一名周姓前任官员的长孙。这位周老爷当过京官，后来因为科场贿赂而锒铛入狱，家道中落。他的长孙十八岁，在南京一间新派学堂念书。绍兴传统以妻子比丈夫大两三岁为佳，所以两人算是相当匹配，惟一的缺憾是周家经济颇为拮据。但毕竟他们在绍兴还算是户体面人家，对“老姑娘”朱安来说，这可能是最理想的安排了。
一九○一年似乎是他们成亲的好时间，因为绍兴惯例婚礼多半在冬季举行，而朱安的未婚夫又将在同年年底毕业，算得上双喜临门。不料就在这个时候，周树人拿到赴日本留学的奖学金，因此朱家想看到女儿成家的希望又落空了。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当然也愿意未来女婿出洋留学，因为朱安的未婚夫身份提高了，对她也是一份光荣。
周树人在一九○二年三月离开中国，除了两次短暂回家外，在日本一直逗留到一九○九年。他如此一去不归，实在令朱家忧心忡忡。而他赴日后不久，通过他母亲向朱家提出一项要求，更教他们增添了忧虑：周树人要朱安放脚，然后进学堂读书。对思想保守的朱家来说，这实在吓了他们一跳。但这为朱安的婚事蒙上了一层阴影。虽然周老太太对未来媳妇很满意，但谁也不能预料留学在外的激进青年会采取什么行动。一九○三年周树人回家探亲，身穿西服，辫子已剪了，这似乎都不是好征兆。不过他始终没有提出要退婚，虽然周家也没有安排把朱安迎娶过门。
成 婚
绍兴有句谚语：“养女不过二十六。”周家体会到拖延婚事实在于理不合，终于定下成婚的日子：一九○六年七月二十六日。新郎会从日本专程回家。但朱安不知道的是，他会接到虚报母亲急病的电报，被骗回来。周家到底有没有想过，如果鲁迅不归，又怎么办呢？其实这也不是个难题：找人代替新郎拜堂本来就是惯用的招数。
朱安除了做出一般准备外，也没有忘记新郎对小脚的厌恶，因此造了一双大脚绣花鞋，鞋头填满了棉花，好在婚礼上穿。朱安穿上这双鞋，到底有何感想呢？二十多年来，大家不断告诉她没有男人会娶一个大脚妻子。世界真的变了。
虽说新郎是个放洋留学的新人物，但婚礼还是依照传统风俗进行，大红花轿、媒婆、吹打乐手和陪嫁娘一个不少。新郎穿着传统礼服，甚至装上假辫，这一切是否可以让朱安定下心来呢？假如她希望有个好兆头，现实却适得其反：她一脚踏出花轿的时候，一只鞋松脱了，揭露了伪装。绍兴风俗认为新娘掉了鞋是个不吉的兆头。捱过了婚礼的繁文缛节，朱安终于进入洞房，坐在床上。四周一片静寂，只听到翻书的声音。朱安坐着呆等，因为新娘是不能首先开口说话的，而新郎决定了不理睬她。
婚姻生活
婚后第二天，朱安按照传统由新郎陪伴着回门，也到了周家的祠堂拜祭祖先。虽然他们没有圆房，但完成了婚礼所有的仪式，因此他们的婚姻作为一份社会契约是完整的。不过假如朱安希望新郎对她的态度会改善，她很快就失望了：婚后第二个晚上，她的丈夫睡到母亲间里去，三天后他就离开绍兴，回到日本。
朱家的“安姑娘”离开了富裕的娘家，变成景况拮据的周家媳妇。作为小安的媳妇，她有两份职责，一是延续香火，二是操持家务，她既然无法完成第一项，就全心全意投入第二项里。既然她是小辈中惟一的媳妇，家务的担子自然不轻，而大家也认为她是个称职的主妇。大家族三代同堂的生活方式对朱安来说是个熟悉的环境，她性格和顺，与人相处并不困难，婆婆鲁瑞对她十分喜爱。
一九○九年夏季，朱安似乎看到一点光明，因为她的丈夫终于决定回国了。周树人回国主要是为了经济问题：周家实在需要一份稳定的收入，而他作为长孙，总得挑起这担子。不过鲁瑞自然也希望借此让儿子和媳妇重聚。周树人在杭州找到一份教职，本来有不少机会回家，但他并不如此，而每次短暂的逗留，也不和朱安说话，更不进她的房间。一九一○年夏天，情况变得更坏了。鲁迅回到绍兴教书，学堂离家不过几十分钟路程，而他决定住在学校。
但与此同时，朱安也感到她熟悉的世界正在改变。一九一一年，她的小叔子周作人带着日本妻子羽太信子回到绍兴，朱安一辈子头一次接触外国人，头一次体会到丈夫进出自如的另一个世界。作人和信子是经过自由恋爱而结合的，这一点也让朱安感受到，她从小奉为金科玉律的礼教传统，已经权威大减了。
这时外间世界正经历一场巨变：一九一一年十月，满清王朝崩溃了。中华民国成立不久，周树人得到一份教育部的工作。虽然他因此又要离家远去，但这对周家来说却是件喜事，因为树人成为中央政府的官员，在复兴家业方面迈进了一步。他在一九一二年二月往南京赴任，同年五月与教育部一起迁往北京。男人因为经商或做官而居于外地，是绍兴常见的模式，因此树人离家反而减轻了朱安承受的痛苦和压力。
这时朱安有一块心头大石：她已近中年，无儿无女，不管作为主妇如何称职，作为周家的媳妇却未完成任务。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她回娘家探亲时写了一封信给在北京的丈夫，建议他纳妾，一来生活有人照应，二来也希望能生下一男半女。虽说朱安的建议在当时是个社会常规，但她发出这封信也真要鼓足勇气，而且信中提到的既是私人事，她还请自己的兄弟帮忙写信。可是信到了北京，只引起周树人更强的反感，除了在日记中斥之为“颇谬”，就没有回信。事实上，朱安和丈夫婚后长期分隔两地，从没有直接通信，所有消息都只在母子来往信件中转达。虽说这在当时传统家庭是正常现象，但周树人此时却和弟妇羽太信子有频密的书信往还。对朱安来说，她熟悉的世界出现了一个断层，让她觉得愈来愈难以理解。
一九一九年鲁迅决定举家移居北京时，朱安的去留并不是个疑问：她作为周家一份子地位是巩固的。她知道这次北上，和娘家可能再无后会之期，所以与寡母、兄弟、弟媳和侄子合照留念。离开绍兴当天，她的胞妹在码头送行。
北京生活
朱安到了北京，就要面对新生活，但要建立起新的生活方式对她来几乎是不可能。她在这个地方连语言也说不通，而离开了大家族的支持，在周家兄弟同住的环境里，她变得孤立无援。主持北京八道湾家务的是羽太信子，和绍兴相比，北京为一个日本女人提供很多机会和社会关系。在朱安的生活里，鲁瑞是惟一不变的一环。
迁居北京后，朱安才第一次接触到丈夫的工作、生活，虽然只能旁观，但她也明白鲁迅已是个颇有名气的人物。一九一二年周树人到北京时只是个政府小官员，但一九一九年他已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坚分子，家中访客川流不息。在这个新世界，朱是个外人，虽然年轻人称她为师母”，但他们都知道鲁迅和她的实际婚姻关系。虽然这样，鲁迅和他的朋友、弟子对朱安仍算很客气，除了婆婆对自己的喜爱外，这是朱安惟一的安慰。虽然她知道自己无足轻重，但这个家庭始终有她的一个席位。
朱安这份安全感终于毁于一夜之间。一九二三年七月，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决裂，鲁迅被迫迁出八道湾。周家的家庭组织破裂，朱的位置也动摇了：鲁迅给她两个选择，一是留在八道湾，一是回绍兴娘家。这两个选择其实都只会把朱安逼上绝路。兄弟二人既已互不相容，周作人凭什么要让大嫂住在自己家中呢？假如朱安回到绍兴，就成了不容于夫家的弃妇，以后日子就很难过了。朱安提出另一条出路：鲁迅迁居后总要有人照应生活，她愿意负起这份责任。对自己的婚姻，朱安再没有太大的幻想，但在当时的社会，一个旧式女人离开丈夫是极不名誉的事，这一点鲁迅也了解。 一九二三年八月二日，鲁迅和朱安迁进砖塔胡同一家绍兴同乡的房子暂住。几个星期后，鲁迅肺病发作，病情严重，只能食流质食物。接下来一个多月，朱安竭尽所能地照顾丈夫。她当然感到忧心，但这也是她非常珍惜的一段时日，因为经过了十七年的婚姻，她终于有机会和丈夫单独相处，成了他身边惟一照顾他的人。鲁迅卧病一个多月，不会看不出朱安对他的悉心照料。虽然两人仍然分房而居，但鲁迅日间用朱安的卧室作为书房，也算是打破了过去楚河汉界式的生活。朱安渴望能进入鲁迅的世界，但又怕惹他反感，所以一切都小心翼翼。鲁迅曾经教同屋的余家姐妹做运动，朱安不敢在丈夫面前加入，但两个女孩独自练习时，她就站在后面跟着做动作，因为她想孩子们总不会挑剔她。但她错了：两个女孩看见她吃力地摆动小脚，在旁窃笑。
一九二四年五月底，鲁迅和朱安搬进鲁迅买来的西三条小四合院，和鲁瑞同住。一切又回到旧模式，朱安每天做完家务后，坐在婆婆身边，抽几口水烟，听他们母子闲话家常。虽然家里有佣人，但朱安仍然亲自下厨，除了因为鲁瑞喜欢她的厨艺外，这也是她照顾丈夫的一点办法。她了解自己不可能在客厅与访客应接，所以只有从厨房送出佳肴，算是尽了女主人的本分。
危 机
九二五年春天，鲁迅家的访客中出现了一张新面孔：许广平。她是北京女子师范学校一个学生领袖，自三月起和鲁迅开始密切地通信，四月十二日头一次到鲁迅家探访。从仲春到盛夏，两人的通信和交往愈来愈频密、热切。这是个多事的夏季，女师的学生和校长杨荫榆展开了强硬的斗争，而鲁迅和学生们站在同一阵线，共患难的感觉明显地促进了鲁迅和许广平之间的感情，因此当警察搜捕北女师学生，要把她们解送回乡的时候，许广平就躲在鲁迅家里。
在这样的风风雨雨之中，谁也没有注意朱安，但她也正面对一个危机。她和鲁迅同处多年，对他的个性和行事可说相当了解，因此肯定会觉察到鲁迅和许广平关系的转变。许广平不是第一个接近鲁迅的年轻女性，却是第一个让他重新估计自己的人生和未来的人。虽然朱安过去曾建议鲁迅纳妾，但她现在已了解到鲁迅的新世界是没有纳妾的余地的。如果他决定开展新生活，自己怎么办呢？
一九二五年八九月是鲁迅和许广平关系的转折点，旁观的朱安面对强大的心理和精神压力，身体终于撑不住了。九月间她因为严重胃病而入院，医生怀疑是癌症。鲁迅虽然几次到医院和医生商讨她的病情，却极少在病房停留。一个星期下来，经过种种测试，还是找不出病因，医生就让朱安出院了。
既然身边没有可以倾诉的人，朱安只好尽量安慰自己，定下心神，因为事情毕竟是她无法控制的。这样过了半年，“三·一八事件”警察枪杀学生引起的风潮，终于把周家卷了进去。鲁迅上了“政府”的黑名单。为安全计不得不离家到外国人开的医院暂避。到了四月初，情况更危急得连鲁瑞和朱安也暂时搬到旅馆去住。朱安切身体会到，她卑微的生活所受到的威胁并不单源于男女之情：有一股更大的力量正危及她丈夫的安全。
变 异
九二六年七月，由于政局、经济和感情各方面的考虑，鲁迅决定接受厦门大学的聘任，离开北京。八月二十六日，他在家与母亲及朱安道别后，和许广平一同坐上南下的火车，送行的朋友和生有十多人包括曾在八道湾居住、与鲁迅关系相当密切的许羡苏。鲁迅走后，许羡苏住进他的屋子，成了鲁迅家管账的人，因此朱安不难知道鲁迅是和许广平联袂离京的。
一九二八年，鲁和许广平在上海开始同居，虽然双方都没有告诉家人，但有关他们的种种传说，自他们离京起已流传多。一九二九年五月，鲁迅回京探母，在他到达家门的前几天，朱安对婆婆说自己梦见鲁迅带着个小男孩回家，心里很难受。鲁瑞听了，责怪她不识大体。到底朱安是否真的做过这样的梦呢？还是借此让婆婆知道她听来的谣言让她很受困扰呢？我们无法知道真相。重要的是鲁瑞的态度让朱安明白到婆婆不会在这方面给她任何支持。
鲁迅抵家后，告诉母和好友说许广平有了身孕。一如既往，这个消息朱安也是间接听回来的。她的反应除了显示孤苦无助之外，也表现出相当深刻的思考：
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没用。看来我这一辈子只好服侍娘娘一个人了，万一娘娘归了西天，从大先生一向的为人看，我以后的生活他是会管的。
对鲁迅和他的追随者而言，朱安代表着中国落伍、无望的一代，谁也没想过她不断衡量自己与丈夫之间的关系，尝试了解身边的新世界，而且对鲁迅的性格和他与许广平的关系做出非常准确的结论。正因如此，她没有提到自己作为发妻的身份，因为她知道世界改变了。
一九三○年，鲁迅和许广平的儿子海婴出生，他们寄了一张三人合照回北京，朱安看到照片后表现出关怀和友善的态度。一般鲁迅传记作者都说这是她迷信的表现，认为有了男丁承继香火，她死后也会有人拜祭她。这固然不无道理，但更重要的是朱安已接受了新的现实，而且她的性格一向和顺：事已至此，为什么要制造更多的不协调和不愉快呢？因此当许羡苏在一九三一年离开北京前夕，把一大包与鲁迅的通信交给朱安时，朱安实在不知所措。许羡苏和鲁迅的关系曾经非常密切，而目不识丁的朱安只能猜测书信的内容，也不清楚许羡苏为什么要把信交给她。她无法预测如果把信寄往上海，会引起什么后果，所以就把信藏在箱子里。鲁迅死后，她更感到这些信难以处置，因此可能在鲁迅死后不久或她自己去世之前把信毁了。无论如何，许羡苏与鲁迅的通信已无迹可寻。
晚 年
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鲁迅病逝于上海，消息第二天早晨就传到北京。对朱安来说，噩耗来得实在突然，因为一个星期前还收到信说鲁迅病情已好转。不过朱安早已习惯接受命运给她的打击：她在客厅的饭桌上摆上鲁迅喜爱的几味小菜，燃点香烛。接着几天，致哀的客人络绎而来，新闻记者亦上门采访。当一切纷扰沉寂下来后，朱安就要面对家用不足的事实。周作人只肯负责鲁瑞部分开支，许广平偶然汇款接济，但始终无法应付日常用度：朱安的生活愈来愈困难了。
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二日，鲁瑞逝世，临终时把周作人每月十五元的供养费遗留给朱安。作人为母亲安排了盛大的葬礼，但除了每月十五元外，并没有支援寡嫂；同时许广平在上海被捕入狱，汇款也中断了。体弱多病又步入老年的朱安面对经济困境，到一九四四年已欠债数千元。这时周作人建议她卖掉鲁迅藏书，换取度日之资。这个消息传到上海，马上引起快速反应，鲁迅两名追随者赶到北京制止此事。
他们到达周家时，朱安正在吃午饭：几块腌萝卜伴着半碗稀粥。她推开碗筷，站起来接待，客人却开口就责备她卖掉鲁迅遗产。这是朱安惟一一次毫不掩饰自己的感情，她说：“你们都说要保护周先生的遗产，我也是他遗产的一部分，你们想过我吗？”
经过商议后，他们答应每个月从上海汇一笔数目不大的生活费给朱安，加上她把几个房间出租的收入，算是勉强可以度日。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因为周作人被判为汉奸，八道湾的房子要充公，朱安在鲁迅的旧友和学生帮忙下，尽力争取属于鲁迅和建人的八道湾业权。自从鲁瑞死后，朱安开始与许广平直接通信。一九四六年，许广平回北京收拾鲁迅藏书及其他物品，两人同住在鲁迅旧居一个月，朱安非常珍惜这段相处的时间，但由于她一向不善表达感情，所以只是在许广平回到上海之后，才写信告诉她自己的感受。朱安的健康每况愈下，在一九四七年三月签署了有关鲁迅遗产及著作权的文件，把权益全部转移给周海婴。
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朱安在北京病逝。虽然她到最后身体已非常衰弱，但脑筋仍然很清醒，后事要穿的衣服也列出了清单。她的遗愿是葬在上海鲁迅墓旁，这当然未能如愿；她的葬礼按许广平的意思举行，下葬在北京她婆婆鲁瑞的墓旁，坟上没有任何标记。
尾 声
朱安可以说是个时代的典型。虽然社会规范的剧变令她无所适从，又不能不接受，但她始终保留着一份尊严和品格，而她能承受打击的原因，是她知道自己一直遵守自小形成的道德观去做人处世。同时，她对于把她弃的新世界也达到一份了解。朱安死前说到她和鲁迅及许广平的关系，充分显示她的思想并不如一般人想的那么单纯：
周先生对我并不算坏，彼此间并没有争吵，各有各的人生，我应该原谅他……许先生待我极好，她懂得我的想法，她肯维持我……她的确是个好人。
朱安自幼身体饱受摧残，婚后感情生活有如枯井，老年又面对经济困难，一生不可谓不凄苦，但她却从没有迁怨于旁人，光是这一点，就值得大家尊敬了

Answer 5

鲁迅的合法妻子是许广平，但是在许之前鲁迅在家乡和一女子拜堂结婚，这是典型的包办婚姻。这之后鲁迅东度日本学医。学成归国后与一景仰自己的女青年（学生）相恋后结婚，她就是许广平。那位家乡女子姓朱（无名）和鲁迅一家终生生活在一起。

鲁迅的结发“妻子”——朱安
1906年6月，25岁的鲁迅正准备在日本东京开始他的文学活动，忽然不断地接到催他回国的家书，信里 说，他母亲病得很重，想见见自己的长子。等到鲁迅焦灼不安地回到家里，才知道这是一场骗局。原来在他家乡有一种谣传，说鲁迅跟日本女人结了婚，还生了孩子，有人看见他领着妻、儿在东京街头漫步。族人变着法子把他骗回来完婚。新娘朱安是鲁迅本家叔祖周玉田夫人的侄孙女，媒人是周玉田的儿媳妇。按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礼俗，鲁迅的母亲鲁瑞没有征得鲁迅同意，便把这门婚事定下了。
现在，看到这个场面，鲁迅当然很生气，但出于对母亲的孝顺，他没有发作。完婚的第二天，鲁迅没有按老规矩去拜祠堂。晚上，他还是像往常一样独自睡进了书房。第三天，他趁着家人不注意，悄悄地从家中出走，又到日本去了。而朱安则跟着婆婆鲁瑞一块过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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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婚恋

——兼驳有关讹传谬说

□陈漱渝
鲁迅一生中真正的爱情体验是许广平给他带来的。关于鲁迅与许
广平由相识相交到相知相恋的过程，在《许广平的一生》、《许广平
的故事》等专著中已有详尽的介绍。去年中央电视台、浙江电视台、
绍兴电视台又联合摄制了二十集电视连续剧《鲁迅与许广平》，近期
将在荧屏与广大观众见面。在这篇短文中，没有必要再费笔墨去复述
那些广为人知的内容，只想着重介绍他们相恋的思想基础和某些生动
细节。

用世俗的眼光看来，鲁迅跟许广平的结合存在诸多障碍：论年龄，
双方相差有十八岁之多；论外貌，鲁迅身材矮小，并无特殊魅力；论
金钱，鲁迅不但家庭负担沉重，而且因购置北京西三条二十一号寓所
而债务在身；论地位，鲁迅固然在文坛享有盛誉，但当时却因支持进
步学生运动而被北洋政府教育部免去佥事之职，甚至面临着被通缉的
危险。最大的障碍，还是鲁迅有着一位形式上的太太，如果离婚，按
绍兴旧习，女方会因为被“休”而倍受歧视，后果不堪设想。鲁迅宁
可陪着做一世的牺牲，也不愿伤害虽然无爱但却无辜的异性。然而，
许广平仍然主动果敢地向鲁迅献出了纯真的爱情，其根本原因，在于
他们有着深受封建包办婚姻之害的共同遭遇（许广平刚生下三天，被
酩酊大醉的父亲“碰杯为婚”，将她许配给劣绅家的子弟，后逃婚离
家，北上求学），又有着反抗旧社会、旧礼教、旧教育的共同思想。
她跟鲁迅当时所能选择的惟一的结合方式，就是同居。许广平后来对
此做出了明确解释：“我们以为两性生活，是除了当事人之外，没有
任何方面可以束缚，而彼此间在情投意合，以同志一样相待，相亲相
敬，互相信任，就不必要有任何的俗套。我们不是一切的旧礼教都要
打破吗？所以，假使彼此间某一方面不满意，绝不需要争吵，也用不
着法律解决，我自己是准备着始终能自立谋生的，如果遇到没有同住
在一起的必要，那么马上各走各的路……”（《〈鲁迅年谱〉的经过》，
原载1940年9月16日上海《宇宙风》乙刊）。

关于鲁迅与许广平恋爱的过程和细节，大致是这样的———他们
相识于1923年10月，那时鲁迅开始兼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后改
名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讲师，每周讲授一小时中国小说史，而
许广平是该校国文系二年级学生。在每周三十多点钟的课程中，她最
盼望听讲小说史，上课时常选择第一排座位。在学校，鲁迅是一位在
学生中找不出一句恶评的老师，而许广平则是一位听课时喜好忘形而
直率地提问的小学生。他们相交于1925年3月11日，当时女师大发生了
反对校长杨荫榆的学潮，作为学生自治会总干事的许广平正是学潮中
的骨干。为了解除时代的苦闷，探讨中国女子教育的前途，她主动给
鲁迅写出了第一封信。从此他们在斗争中相互支持，在事业上相互帮
助，在生活上相互关怀。他们相恋于1925年10月20日（这个日期是绝
对正确的，但笔者暂不准备披露材料来源）。这一天的晚上，在鲁迅
西三条寓所的工作室———“老虎尾巴”，鲁迅坐在靠书桌的藤椅上，
许广平坐在鲁迅的床头，27岁的许广平首先握住了鲁迅的手，鲁迅同
时也报许广平以轻柔而缓缓的紧握。许广平脉搏的剧烈跳荡，正跟鲁
迅逐渐急促的呼吸声相应。于是，鲁迅首先对许广平说：“你战胜了！”
许广平不禁报以羞涩的一笑。（以上细节，参阅许广平：《风子是我
的爱……》，原载《鲁迅研究动态》1985年第1期）。接着，两人热烈
地接吻。第二天，刚刚写完小说《孤独者》四天的鲁迅，又一气呵成
了一篇以婚恋为题材的充满生活哲理和抒情色彩的小说———《伤逝》。
1927年10月3日，鲁迅和许广平终于在上海开始了他们的同居生活。鲁
迅承认，在他和许广平结合的全过程中，许广平都比他决断得多。

为使读者比较全面而准确地了解鲁迅的婚恋生活，还有必要澄清
一些讹传，批驳一些谬说。这些讹传和谬说大多是打着反对神化鲁迅
的旗号抛出的，但由于有悖于事实，并不能达到恢复历史人物原貌的
目的，而只能混淆真伪，惑乱视听。据笔者所知有以下几种：

一，二许争鲁说。在谈及鲁迅的婚恋生活时，中外一些研究者常
提及许羡苏。有人甚至用直截了当或隐晦含蓄的笔墨把鲁迅和许羡苏
的关系神秘化，认为他们的感情已超乎友情。作这种判断主要有两个
依据：1，鲁迅的学生和友人孙伏园曾对人说：“L（按：指鲁迅）家
不但常有男学生，也常有女学生，但L是爱长的那一个的，因为她最有
才气云云。”（鲁迅1926年9月30日致许广平）“长的”指许广平，相
对矮的那一位则指许羡苏。2，据鲁迅自己统计，鲁迅致许羡苏的书信
多达110封，比致许广平信多30封，而许羡苏致鲁迅信也多达96封。此
外，许羡苏曾替鲁迅北京寓所管账，管理书籍，还为鲁迅编织过毛衣、
围巾、毛背心。但是，以上事实只能说明鲁迅和许羡苏关系密切，而
不能证明他们之间有超乎友谊的情感。比如鲁迅与“二许”之说，原
是孙伏园散布的流言，鲁迅在同一信中对此表示不满，认为这种说法
“正如伏园之人，不足道也”。至于鲁迅与许羡苏通信，基本上是在
鲁迅与许广平相爱双双南下之后。因为鲁迅常常需要调阅存放在北京
寓所的书刊、拓片，只好委托替鲁瑞和朱安管家的许羡苏代寄。这些
往返信函的内容多属事务性，并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内容，更不是某
位名家揣测的是表达鲁迅的“赎罪”心情。1931年许羡苏到大名河北
第五女子师范学校任教。离开北京之前，她把鲁迅寄她的信捆成一包，
亲手交给了朱安，可见这批信件并没有神秘内容。许羡苏为鲁迅织毛
线，系受鲁迅母亲的委托，也并不是表达超乎寻常的情感。

二，暗恋萧红说。有人因为鲁迅与萧红大都过早地蒙受了婚姻的
创伤，都有肺病和热烈而沉郁的乡土情感，共同语言多，对话范围广，
就认为鲁迅和萧红在潜意识中彼此暗恋。这位论者还给读者布下了一
个疑阵：“后来，她（指萧红）远走东京，却一去没有了消息。这是
颇费猜量的。”其实，萧红1936年7月去东京，萧军去青岛，暂定分别
一年，是因为萧军一度移情别恋，使萧红内心苦痛，两人之间一度产
生了感情裂痕。这跟鲁迅丝毫也没有关系。即使如此，在萧红赴日本
期间给萧军的信中，仍时时流露出对萧军的恋情。许广平在《忆萧红》
一文中谈到，鲁迅跟二萧接近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是“两个北方来的不
甘做奴隶者”，而且萧红又具有活泼开朗、天真无邪的性格，因此才
“用接待自己兄弟一样的感情招待了他们”（原载1945年11月28日上
海《大公报·文艺》）。二萧跟鲁迅接触过程中，萧军写信多，萧红
上门拜访多。因鲁迅当时多病，萧红来时多半是由许广平出面作陪。
在萧红心目中，鲁迅是敬爱的导师，慈祥的长辈，并没有留下让人猜
量的感情空间。

三，与弟媳关系暧昧说。这种说法起因于鲁迅与二弟周作人突然
失和，而双方都没有公开失和的真相，致使众说纷坛，莫衷一是。
1991年，千家驹先生在海外发布了一个耸人听闻的消息：周作人的日
本老婆羽太信子曾经是鲁迅的妻子，证据是鲁迅1912年7月10日的一则
日记。原文是：“午前赴东交民巷日本邮局寄东京羽太家信并日银十
元。”千家驹解释兑，“羽太”即羽太信子，鲁迅把寄羽太信子的信
函称为“家信”，可知他们是夫妻关系。（千家驹：《鲁迅与羽太信
子的关系及其它》，1991年《明报月刊》第1期）这种妄解不仅蒙蔽了
一些对鲁迅生平不熟悉的青年人，同时也蒙蔽了一些学富五车的学者
教授。有人据此解释，“鲁迅”这个笔名中的“鲁”字取其母鲁瑞的
姓，而“迅”（xùn）与“信”（xìn）在南方是谐音字，系指羽太
信子，所以“鲁迅”这个笔名反映了鲁迅内心深处母爱与性爱的冲突。

事实是：羽太信子是鲁迅二弟周作人之妻，1909年在日本成婚。
羽太信子家贫，人口多———有祖母，父母，一弟二妹。为帮助周作
人及羽太一家的生活，鲁迅毅然中断了留学生活。鲁迅对友人许寿裳
说：“你回国很好，我也只好回国去，因为起孟（即周作人）将结婚，
从此费用增多，我不能不去谋事，庶几有所资助。”（《亡友鲁迅印
象记》）1911年5月，周作人夫妇归国。1912年5月16日，羽太信子分
娩，得一子。其弟羽太重九携妹羽太芳子来绍兴，照顾产妇。鲁迅7月
10日寄“羽太家信”，并不是寄给羽太信子的信，而是寄给日本羽太
家的信。当时羽太信子在浙江绍兴，6月12日、6月29日曾两次给鲁迅
来函，据推断似为向鲁迅要钱。鲁迅“寄羽太家信并日银十元”显然
与羽太信子来信有关。鲁迅也曾复羽太信子信，日记写明是“与二弟
妇信”，而不是“寄羽太家信”。由此可见，望文生义会得出多么荒
唐可笑的结论。

四，“濯足”系手淫自慰或其它性行为说。在鲁迅日记中，间或
有“夜濯足”的记载。濯，洗涤之意。《孟子·离娄上》：“清斯濯
缨，浊斯濯足矣。”意思是清水用以洗涤帽子上的丝带，浑水则用来
洗脚。《楚辞·渔父》：“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
兮，可以濯吾足。”后来就用濯缨表示清高自守的行为，而以濯足作
为被道学家视为污浊的性行为的隐语。因为一般人有每天洗脚的卫生
习惯，但在鲁迅日记中却有时大半月、甚至几个月才出现“濯足”的
记载，于是有人怀疑这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洗脚，而是性生活或性行
为的隐语。这种理解也是一种妄测。因为鲁迅日记并非皇帝的起居注，
是写给自己看的，有很大的随意性。生活中的要事经常有意或无意不
录，小事则经常失记，更何况鲁迅生前也并不是每天都洗脚，特别是
在寒冬。鲁迅日记中濯足的记载时断时续，其中并没有什么隐秘之处。
比如鲁迅1915年至1918年独居于北京绍兴县馆时，日记中有“夜濯足”
的记载，而在与许广平开始同居的1927年10月日记中反无“濯足”的
记载，可见“濯足”与性行为并无关连。再如，鲁迅临终前不久的日
记中（如1936年9月21日，10月12日）都有“夜濯足”的记载。当时鲁
迅正在发烧，病情严重，当然不会有性生活的雅兴。所以，应该把鲁
迅日记中的“濯足”如实地解释为洗脚，而不应作其它的奇想和发挥。

五，鲁迅狎妓说。前些年，海内外一些以反鲁为职志的作家还发
布了另一个爆炸性新闻：“鲁迅狎妓。”证据是：鲁迅日记中出现过
“邀一妓略来坐，与以一元”的记载。经查核，这句引文出自鲁迅
1932年2月16日记，前后文是：“夜全寓十人皆至同宝泰饮酒，颇醉。
复往青莲阁饮茗，邀一妓略来坐，与以一元。”所谓“全寓”，系指
鲁迅一家三口及其三弟周建人全家。如狎妓，哪有全家同往并携夫人
的道理？事实是，日记中所谓“妓”系指“一·二八”事变之后沦为
歌女的女性。“略来坐”，无非是借聊天进行社会调查。鲁迅同年创
作的旧体诗《七绝·所闻》《七绝·无题》就都是以这些下层妇女流
离失所的痛苦生活为题材。所以，这种谣传丝毫无损于鲁迅的人格，
只能暴露出造谣者内心的阴暗。

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中，鲁迅谈到论及一个作家
必须顾及全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譬如
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性交，如果只取他末一点，
画起像来，挂在妓院里，尊为性交大师，那自然也不能说是毫无根据
的，然而，岂不冤哉！”我想，在谈及作家婚恋生活时，如果捕风捉
影，移花接木，或背离事实，凭空杜撰，那必将使论述对象蒙受更大
的冤屈，这种做法更是不足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