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伦理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1992年，在美国西雅图举行庆祝生命伦理学诞生30周年的学术活动。如果以此为标准，生命伦理学也才只有40年的历程。考察其发展轨迹，不难深切感受到一个鲜明特点，那就是充满争议。生命伦理学的40年，几乎每一步每一个问题都有争议。其中，争论最激烈、影响最大的也许是克隆人之争。对于这场仍在进行中的争议，我不想评述其是非曲直，而是关注其提出的或蕴含的可能更根本更重要的问题：生命伦理学能否成立，能起什么作用，有没有界限？
克隆人之争：错综复杂的情况
自从1997年2月，英国罗斯林研究所宣布克隆羊“多利”问世以来，有关克隆人的争论一直不断。从表面上看，也许会给人以反对和赞成两派“壁垒分明”的印象。其实，情况错综复杂。反对的也好，赞成的也好，都有不同的理由，甚至不同的立场。而且，有时反对者和赞成者举起同一面旗子，却有不同的解读。
我一直坚持反对生殖性克隆。据我所知，反对的理由主要有：（1）不安全。虽然克隆技术近几年发展迅速，但目前克隆动物的成功率还只有2％左右，贸然应用到人身上，克隆出畸形、残疾、早夭的婴儿，是对人的健康和生命的不尊重和损害。科学界普遍认为，由于对细胞核移植过程中基因的重新编程和表达知之甚少，克隆人的安全性没有保障，必须慎之又慎。（2）可能影响基因多样性。克隆人的“闸门”一旦开启，人们很有可能会以多种多样的理由来要求克隆人或“制造”克隆人，出现所谓“滑坡效应”或“多米诺骨牌效应”。法国科学家让——保罗·列纳曾指出：“到那时候，萦绕在每个人心灵的最高梦想将是从生物角度完善自身。随着我们消灭疾病的愿望越来越强，有朝一日我们也一定会出于要传给后代一个可靠的基因的愿望而真心接受一个克隆生殖、已事先设计完毕的孩子”。果真发生这种状况，将危及人类基因库的多样性，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3）有损人的尊严。根据公认的人是目的而非工具以及每个人都享有人权和尊严的伦理原则，生命科学界和医疗卫生界自然也要遵循。克隆人恰恰背离了这些原则。比如，克隆人把人当作产品甚至商品，克隆人损害了每个个体生命的独一无二性，都侵犯或伤害了人的尊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人类基因组组织以及美国总统生命伦理咨询委员会、法国国家生命伦理咨询委员会等都以此作为反对克隆人最重要最根本的理由。
赞成或支持克隆人者，往往（或明或暗地）认为反对者站在反科学的立场上，妨碍了科学发展。对于这样的责难，多数人（包括我）是不接受的。但是不是真的有人从反科学的立场出发来反对克隆人呢？应该承认，有。1997年3月14日，在美国总统生命伦理咨询委员会讨论有关克隆技术（包括克隆人）的伦理问题时，一个叫“善待动物”的组织曾打出“克隆是恶魔”的横幅。当然，这只是一个极端的小例子。
赞成或支持克隆人者，更多的是强调伦理规范和原则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变革。被称为“克隆人三剑客”之一的美国生殖学家札沃斯说得很形象。他说，试管婴儿刚出现时，也发生过激烈的伦理争论，遭到许多人的反对，而现在试管婴儿就像“切片面包一样平常”。言下之意很清楚，克隆人也一定会被普遍接受，像切片面包一样平常的。我国科学家何祚庥院士也曾多次以试管婴儿为例来为克隆人辩护。他认为，伦理道德只有随科学的发展而发展才会有利于科学。不幸的是，我国多数伦理学家（包括我）不是固守传统伦理观念就是盲目接受西方天主教的伦理观念，因而他对我国伦理学家“感到悲哀”。
对于反对克隆人的上述三个理由，赞成或支持克隆人者自然不会首肯，而是加以这样那样的批驳，但也并不尽然。一些主张在严格控制条件下允许克隆人的学者，如我的朋友和同事陈仁彪教授提出，必须在克隆人的安全有保障的前提下，制定严格周详的法律法规，才允许极少数用辅助生殖技术仍不能生育的适龄夫妇用克隆技术来“传宗接代”。可以说，这些建议已充分考虑了反对者的意见。
更有趣，也更发人深思的是，反对者和赞成者都举起了科学和人道这两面大旗。赞成者认为，克隆人有助于深入认识人的生老病死，体现了科学不断进取的精神和科学自由的原则，是阻挡不了的。同时，对于那些无法生育的人和痛失亲人的人，生殖性克隆是福音。早在1998年初，美国科学家理查德·锡德就说：“人类克隆技术能够延长人类生命，改善人类文明。”
反对者有不同的理解。他们强调，为人类造福是科学的最高目的，科学进取精神和自由原则也不能背离这一目的。克隆出畸形、残疾、夭折的人，会败坏科学的形象和声誉，反而不利于科学发展。禁止生殖性克隆，正是为了科学更健康更有序地发展。从极少数用辅助生殖技术仍无法生育的夫妇看，克隆人也许是福音，但从整体看长远看，会不会对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灾难呢？两相比较，哪一个更人道并不难选择。被誉为克隆羊“多利”之父的维尔穆特、坎贝尔等著名科学家一再表示反对克隆人，不是没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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