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文化是在众多的地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是以秦始皇、汉高祖两次“大一统”为基础和萌芽，经过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数代帝王的继续锤炼，从而形成的较为稳定的民族文化。加之两汉时期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文化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对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而形成了“汉人、汉语、汉字、汉文化”的特定称谓。
两汉崇文，大一统的鼎盛帝国，要求用文学来歌颂盛世，因而产生了一种以词藻华丽、气势恢宏为特点，以铺写帝王和都市生活为主要内容的文学样式——辞赋。赋是两汉最流行的文体，是一代文学的标志。汉初的赋是体式源于荀子的《赋篇》，并在行文上吸收了楚辞的某些形式要素而形成的，故而又被称为骚体赋；枚乘的《七发》奠定了汉代大赋的形式格局；至汉武帝时代，献赋诵赋风气大盛，产生了一大批赋家。司马相如的
《子虚赋》《上林赋》，极写帝王苑囿之盛、田猎之乐，稍后的扬雄，有《甘泉》《羽猎》诸赋。这些赋写得铺张扬厉，多以歌功颂德为宗旨。到了东汉，班固的
《东都赋》《西都赋》，张衡的
《东京赋》《西京赋》仍是散体大赋中的煌煌巨作。汉朝末期，随着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帝国强势不再，一些有识之士开始用辞赋这种文体来抒情志、刺时世，张衡的《归田赋》，，蔡邕的《述行赋》等是这方面的名作。他们的创作突破了大赋原有的体制，对以后魏晋时期的抒情小赋和唐宋时期的散文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两汉务实，魏晋务虚。魏晋风度，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由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隽秀王衍、乐广至于江左领袖王导、谢安，莫不是自在超然，心与天地精神独往来，风度翩然若神仙中人，为后世所景仰、赞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