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照耀中国》又称《西行漫记》，所以是同一本书，是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不朽名著，一部文笔优美的纪实性很强的报道性作品。
作者真实记录了自1936年6月至10月在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进行实地采访的所见所闻，向全世界真实报道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以及许多红军领袖、红军将领的情况。为什么换书名，内容有什么不同，具体看以下方面：
1938年2月在中共地下党支持下，由胡愈之出面主持，经林淡秋、梅益等12人集体动手、分别承译，仅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就将《红星》全书译完，并改名为《西行漫记》，以实际并无社址和门牌的“复社”名义，在沦陷后的上海“孤岛”秘密出版了。
为避免查禁便于流传而更名的中译本《西行漫记》，全书共12章56小节，其中第5章《长征》和第4章《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可说是全书的骨骼与灵魂。同时书中还配有斯诺在陕北所摄的数十帧珍贵照片，又另附两张描绘精致的长征路线图和西北边区图。
因此该书虽秘密印行却不胫而走，大受欢迎，短短十个月即印行4版，发行5万册，轰动了国内及国外华侨聚集地。许多读者冒着极大风险争相传阅乃至辗转传抄，一些进步青年则怀揣该书奔往红星升起的革命圣地延安，投身到抭战的时代洪流中。为扩大影响和携带方便，《红星》 还曾以节译本和抽印本——将第4、第5两章更名为《毛泽东自传》与《二万五千里长征》单独出版，大量翻印发行。
《红星》的巨大影响，使日本驻上海宪兵队惊恐万分，他们严加查禁，并千方百计搜寻“复社”成员的下落，逮捕拷打进步文化人士，虽绞尽脑汁，仍一无所获，直至1945年战败投降，也始终没能搞清“复社”到底是怎么回事！在国统区，当局也对此书和斯诺的不少著作，严加查禁，不准发行。
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上海又出版了据美国兰登版译出含第13章的两种新译本：即史家康等六人所译《长征二万五千里》和亦愚翻译的《西行漫记》，新增第13章6小节文字，着重介绍红军的游击战术。
1979年12月北京同时出版两种新的重要译本：一是由人民出版社所出、经吴黎平整理定稿具有文献性的版本《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另一重要全新译本系三联书店版、出自资深翻译名家董乐山之手的《西行漫记》。
全书据1937年伦敦版忠实译出，增补了“复社”版因故未译的涉及共产国际李德的《那个外国智囊》（见第11章第5节），使全书还原为12章57小节，恢复了在英美各国风行一时的英文本初版的历史原貌。同时对英文版中一些史实错误以及人名、地名、书刊名称的拼写错误也作了一些必要校正。因此它可称之为《红星》在中国流传数十年来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崭新全译本，初版30万册，很快售罄，两年左右即发行165万册。
所以现在网上既有《红星照耀中国》，又有《西行漫记》，作为读者都可以买。
扩展资料：
写作经历：
作者于1936年6月至10月对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实地考察，根据考察所掌握的第一手材料完成了《西行漫记》的写作，斯诺作为一个西方新闻记者，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作了客观评价，并向全世界作了公正报道。
斯诺同毛泽东、周恩来等进行了多次长时间的谈话，搜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第一手资料。此外，他还实地考察，深入红军战士和老百姓当中，口问手写，对苏区军民生活，地方政治改革，民情风俗习惯等作了广泛深入的调查。
四个月的采访，他密密麻麻写满了14个笔记本。当年10月底，斯诺带着他的采访资料、胶卷和照片，从陕北回到北平，经过几个月的埋头写作，英文名《Red Star Over China》、中文译名为《西行漫记》或《红星照耀中国》的报告文学终于诞生。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红星照耀中国》的诞生传播 你不知道的背后故事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西行漫记
作者真实记录了自1936年6月至10月在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进行实地采访的所见所闻，向全世界真实报道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以及许多红军领袖、红军将领的情况。为什么换书名，内容有什么不同，具体看以下方面：
1938年2月在中共地下党支持下，由胡愈之出面主持，经林淡秋、梅益等12人集体动手、分别承译，仅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就将《红星》全书译完，并改名为《西行漫记》，以实际并无社址和门牌的“复社”名义，在沦陷后的上海“孤岛”秘密出版了。
为避免查禁便于流传而更名的中译本《西行漫记》，全书共12章56小节，其中第5章《长征》和第4章《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可说是全书的骨骼与灵魂。同时书中还配有斯诺在陕北所摄的数十帧珍贵照片，又另附两张描绘精致的长征路线图和西北边区图。
因此该书虽秘密印行却不胫而走，大受欢迎，短短十个月即印行4版，发行5万册，轰动了国内及国外华侨聚集地。许多读者冒着极大风险争相传阅乃至辗转传抄，一些进步青年则怀揣该书奔往红星升起的革命圣地延安，投身到抭战的时代洪流中。为扩大影响和携带方便，《红星》 还曾以节译本和抽印本——将第4、第5两章更名为《毛泽东自传》与《二万五千里长征》单独出版，大量翻印发行。
《红星》的巨大影响，使日本驻上海宪兵队惊恐万分，他们严加查禁，并千方百计搜寻“复社”成员的下落，逮捕拷打进步文化人士，虽绞尽脑汁，仍一无所获，直至1945年战败投降，也始终没能搞清“复社”到底是怎么回事！在国统区，当局也对此书和斯诺的不少著作，严加查禁，不准发行。
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上海又出版了据美国兰登版译出含第13章的两种新译本：即史家康等六人所译《长征二万五千里》和亦愚翻译的《西行漫记》，新增第13章6小节文字，着重介绍红军的游击战术。
1979年12月北京同时出版两种新的重要译本：一是由人民出版社所出、经吴黎平整理定稿具有文献性的版本《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另一重要全新译本系三联书店版、出自资深翻译名家董乐山之手的《西行漫记》。
全书据1937年伦敦版忠实译出，增补了“复社”版因故未译的涉及共产国际李德的《那个外国智囊》（见第11章第5节），使全书还原为12章57小节，恢复了在英美各国风行一时的英文本初版的历史原貌。同时对英文版中一些史实错误以及人名、地名、书刊名称的拼写错误也作了一些必要校正。因此它可称之为《红星》在中国流传数十年来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崭新全译本，初版30万册，很快售罄，两年左右即发行165万册。
所以现在网上既有《红星照耀中国》，又有《西行漫记》，作为读者都可以买。
扩展资料：
写作经历：
作者于1936年6月至10月对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实地考察，根据考察所掌握的第一手材料完成了《西行漫记》的写作，斯诺作为一个西方新闻记者，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作了客观评价，并向全世界作了公正报道。
斯诺同毛泽东、周恩来等进行了多次长时间的谈话，搜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第一手资料。此外，他还实地考察，深入红军战士和老百姓当中，口问手写，对苏区军民生活，地方政治改革，民情风俗习惯等作了广泛深入的调查。
四个月的采访，他密密麻麻写满了14个笔记本。当年10月底，斯诺带着他的采访资料、胶卷和照片，从陕北回到北平，经过几个月的埋头写作，英文名《Red Star Over China》、中文译名为《西行漫记》或《红星照耀中国》的报告文学终于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