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368年至公元1644年，是我国的明朝时期，前后长达二百七十多年。
作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末期，明代社会有着与其他朝代不同的特点：第一，政治黑暗，强化君主独裁。朱元璋建立起明王朝后，一人独揽朝政大权，为巩固皇权，特别设立了锦衣卫、东西厂等特务组织，对全国官吏乃至全国百姓都实行监视，稍有越轨，便遭严惩，一人犯法，株连九族。对有功大臣也不例外，实行恐怖统治。清人赵翼说：“明祖借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举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廿二史札记》卷32）明代统治者还对知识分子和自由思想进行恐吓和禁锢，加强文化统治。所以，明代（特别是明初）的文字狱层出不穷，以此树立绝对皇权。文人为了免祸，谨小慎微成为一时风气。第二，在思想领域里，明代皇帝极力鼓吹程朱理学，以程朱理学为指导思想的八股文成为科举考试的唯一选择，从而钳制人们的思想。但是，与此同时，皇权高度集中又导致了统治集团的堕落，明中叶以后的一些皇帝，不是修斋建醮，书符咒水，就是声色犬马、贪婪荒淫。所以，在明代，无处不见程朱理学，又无处不见对金钱、权势、女色的追求。第三，明代的商品经济极为发达，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破土而出。一个数量庞大的市民阶层跻身于社会，他们有着特殊的思想意识与价值观念，务实、重利、开放，较少僵化的思想，成为不同于士、农的一个新群体。以上三个方面对明代文学新特色的形成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明代文学有以下一些特色：
一是小说、戏曲等俗文学的地位不断提高，各类创作呈现百花争艳、全面繁荣的局面。其中小说的勃兴最为引人注目。特别是章回小说的发展和定型，对中国文学作出了最为宝贵的贡献。明代是中国古代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辉煌时期，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时期。它一方面使宋元出现的长篇小说萌芽发展、壮大、成熟，另一方面又在许多方面有了新的创造，所谓“四大奇书”，即《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都是在明代最后完成的不朽杰作。由宋元话本小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白话短篇小说，在明代中后期，也出现了一个鼎盛局面，冯梦龙的“三言”、凌濛初的“二拍”成为这方面的代表。另外，文言小说的创作较前代也有新的变化。瞿佑的《剪灯新话》和李昌祺的《剪灯馀话》，以及邵景詹的《觅灯因话》是明代文言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内容多“粉饰闺情，拈掇艳语”，以写市民阶层的青年男女为主，更为世俗。在文体上，其显著特点是议论减少，行文中加入很多诗词。某些作品故事性较强，情节曲折生动，为拟话本提供了大量素材。戏曲方面，杂剧、传奇，昆曲和地方戏，相互争奇斗艳，涌现了大批的著名作家与作品，在元代高度繁荣的基础上，又形成了一个高潮。明代戏曲的主流是由宋元南戏演变而来的传奇。明中叶三大传奇，即《宝剑记》、《鸣凤记》和《浣纱记》的出现，标志着传奇的繁荣时期的到来。之后出现了大批的剧作家和曲论家，并形成不同流派争奇斗艳的局面。明代杂剧形式上较前代也有较大变化发展，结构上不再严格遵守一本四折旧制，短剧创作兴起。音乐上可南可北，甚至出现南北合套。演唱形式也不拘成法、自由灵活，可对唱、合唱、接唱，传奇化的倾向很明显。
二是文学群体众多、流派纷呈。明代文人的结合，改变了过去以围绕或追随某些大家组成一个圈子的模式，形成以主张相结合的风气，比如台阁体、前七子、唐宋派、后七子、公安派、竟陵派、吴江派、临川派、复社、几社等等，其中有诗文流派，也有戏曲流派。他们标新立异，争讼不息。明代这些不同流派之间的论争，有着鲜明的特点。比如他们大多具有自己明确的纲领和主张，而不是停留在创作上风格相近、趣味相投上，完成了从文学实践的流派向文学理论的流派的过渡。又如明代很多流派的争论，大多是围绕“复古”与“反复古”这个中心。无论主张大相径庭，还是理论千差万别，均是以革新为出发点，希望能革除前弊，使文学创作符合于自己认可的标准。虽然他们的成就有大有小，但都能从内容、形式等不同的方面提出一些有益的看法与见解，为丰富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宝库，繁荣整个明代文学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当然那些纠缠文学枝节问题，缺乏对文学根本问题的思考；存在较深的门户之见，拉帮结派；矫枉过正，另走极端等现象，是存在明显的不良影响的。
三是许多民间艺人和下层文人跻身文坛，作家队伍有所扩大。正由于大批的下层文人进入文坛，雅文学（诗词散文）与俗文学（戏曲小说）出现了空前的融合。从钱谦益《列朝诗集》可见市井诗人为数不少，陋室穷巷中的民间诗人也见于其中。在传统的诗文创作领域不再属于贵族、士大夫等上层人物的同时，又有大批正统作家开始关注与参加俗文学的创作，这一特点导致了雅文学“俗化”和俗文学“雅化”的双重变化。
四是追求文学的独立性和主体性，把情感作为品评作品美学意义和社会功能的准则，要求文学表达真情、肯定自我，以实现对个体意识和欲望的表达。明代文学家们有的指出“曲本取于感发人心”（徐渭《南词叙录》），有的强调“真诗乃在民间”（李梦阳《诗集自序》），还有唐宋派主张的“直据胸臆”、李卓吾提出的“童心说”、公安派和竟陵派坚持的“独抒性灵”等等，都体现了对程朱理学束缚的冲击与背离。这些主张在明中叶以后出现的才子佳人戏曲，以及言情和世情小说之中得到了具体体现，汤显祖的《牡丹亭》就是一部极具代表性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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