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11月，原国防科工委召开“国防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讨会”，正式部署国防科技发展战略的研究和制定工作，当时仍处于筹备阶段的系统工程研究所奉命参与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作为系统工程研究所筹备组主要成员之一的汪成为第一次接触到如此重要和复杂的战略研究任务，深深感到自己所具备的“知识和能力”与上级所赋予的“使命和任务”存在很大差距。系统工程研究所成立后，汪成为任该所总工程师。由于时任原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的钱学森不仅十分关注该所所承担的任务和面临的困难，多次听取所领导班子汇报并给予具体指示，还亲自组织军内外有关运筹学、系统学、模拟仿真技术的人才，举办了历时数年的“系统学讨论班”；乃至亲自指导研究人员如何从正确掌握深化战略研究的高度，去收集资料、分析情报、提炼结论，并特意把自己在1983年发表的《科技情报工作的科学技术》一文送给时已成为该所总工程师的汪成为阅读，同时还对他提出如下的要求：①学会预测社会发展的趋势，向决策者提供及时、准确、有针对性的情报；②建立一个功能强大的检索体系，提高工作效率；③提高从资料提炼成知识、从知识汇聚成决策建议的能力，逐步地建立一个有效的决策支持环境。为了落实钱学森的这一重要指示，必须迅速加强系统工程研究所的软件研制能力和环境建设，同时，系统工程研究所还承担组织和领导了“全军军用共性软件”研制任务。汪成为与全所科研人员一起日夜奋战，按时完成了这一软件的总体设计，并对其中的某些关键部分开展研究工作。 通过对作战仿真系统、决策支持系统和军用语言的编译系统等的研究，汪成为预感到“人的认知过程与计算机的处理过程的不一致是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瓶颈，而面向对象技术具有克服这一瓶颈的潜力”。于是他与其他同志合作，于1992年出版了《面向对象的分析、设计和应用》专著。 在钱学森改任原国防科工委科技委高级顾问后，汪成为遂在朱光亚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了。朱光亚学风严谨、知识渊博、为人谦和，对革命事业具有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在工作中给予汪成为以同样的关怀和帮助。这两位领导和师长给予汪成为的影响使他终身不忘。汪成为常说，能生活在这个时代中、工作在这个环境内是十分幸运的，振兴中华——赋予他富国强军的使命，国际斗争——提供他抗衡拼搏的舞台；钱学森——提高他战略分析的能力，朱光亚——培养他严谨踏实的学风。正是由于民族的振兴、国家的兴旺、领导的重用、尤其是老一辈科学家的悉心培植，再加上汪成为本人数十年如一日、持之以恒的刻苦学习，以及一心为公、协同攻关的胸襟和能力，使他在国防科技和发展战略研究的领域内作出了成绩。他曾两次在国务院组织的会议上、数次在中央军委组织的会议上作报告，曾数次参与处理重大专项任务，多次向有关部门提供战略咨询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