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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人物传记在描写人物上取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作者禀承着“实录”精神，通过对人物生平活动加以描绘，用人物的言行，活动场面，再现了历史人物的生动面貌，塑造了富有个性的一系列历史人物形象，综合《史记》中各篇人物传记的写人的艺术手法。主要以以下几个特点对其粗论：
一、精心选取材料，突出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
对于这一写作手法，我们可以通过司马迁在《留侯世家》里曾经说过的一段话来进行了解。司马迁写道：“（张良）所与上从容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张良是辅佐汉高祖刘邦定天下的人物，是当时一位著名的谋臣，他平时对刘邦谈论天下的事绝不会少，但司马迁把张良和天下兴亡无关的言行，这些不足以表现这个人物性格的因素都舍弃不录。这句话虽然是司马迁自己说的，同时也是司马迁写人物传记选择材料方面的一项总的原则。我们知道，任何一个人，他的生平活动总是很多的,那么在人物传记中不可能也没必要完全写到传记中去,主要应该选择那些对这一人物来说,最有代表性的事件和言行,只需能够说明和表现出他的主要业绩和性格特征就可以了.相反地,如果有闻必录,巨细不分,反而会模糊人们对这一人物的基本认识。因此，严格地取舍材料，可以说是能否成功地写好一篇人物传记的关键。司马迁在写人物传记时，是十分精于材料的取舍和选择的，在他写的传记中，尽力避免一般地梗概地叙述，而是抓住主要事件，具体细致地描写人物的活动，使人物性格突出。 如《廉蔺列传》仅用完壁归赵、渑池会、将相和三个典型事例来写蔺相如，《李将军列传》以三次战斗为主要材料构成李广的一生，《孙子吴起列传》以吴宫教战塑造孙武其人，《张释之冯唐列传》,也只用几个生活片断,就写活了二人。因为作者要表现的是蔺相如的大智大勇与无私为国，李广的善战与过人的胆略，孙武的执法如山、不畏权贵，张释之、冯唐的犯颜直谏与大公无私。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司马迁对一些琐屑之事特别感兴趣，如张良为圯上老人进履，李斯见仓鼠、厕鼠掠治，韩信胯下受辱，以及刘“大丈夫当如此”的感叹，项羽“彼可取而代”的壮语，陈涉“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嗟叹。这些材料的选择，用文学的原理来说，实在接近于典型化的手法，即用典型事件典型细节来表现人物性格，塑造典型形象。
司马迁写的是历史人物，必须根据历史事实，对人物事迹是不能凭空虚构的。但在刻画人物时，却精于判断。司马迁善于在一个历史人物身上发掘出最有价值的东西，判断出他的主要倾向而给以公正的评价。因些，司马迁所写的史传，既形象鲜明，又深刻动人，且又本着历史事实而不损害人物的历史真实性。
二、运用“互见法”，既让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鲜明突出，又揭示了人物多个侧面的性格特点，使之有血有肉，形象完整。
司马迁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创造了“互见法”。所谓“互见法”，指司马迁所创造的一种述史方法，即是将一个人的事迹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其本传为主；或将同一件事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一个地方的叙述为主。靳德俊先生总结为：“一事所系数人，一人有关数事，若为详载，则繁复不堪，详此略彼，详彼略此，则互文相足尚焉。” 为了使每一篇传记都有审美意味上的统一性，使人物形象具有艺术上的完整性，就必须在每一篇传记中只写人物的主要特征和主要经历，而为了使整部《史记》又具有史学意义上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就必须在其他地方补写出人物的次要特征和次要经历。互见法最基本的形式是在本传中着意刻画人物形象，集中描写和叙述矛盾最尖锐、斗争最激烈的事件，突出人物的主要精神面貌，而将人物的侧面载于他传。 这样，司马迁必须更加讲究选材，筛选出最有典型意义的事迹写入本传，而将其他枝蔓和有损人物形象的材料放于他传之中，这也就是苏洵所说的“本传晦之，而他传发之”的方法。 既突出了人物的典型形象，又不失历史的真实。
司马迁运用互见法塑造人物最成功的例子是《高祖本纪》和《项羽本纪》。《高祖本纪》，刻画了刘邦的适应时势、知人善任、宽厚为怀、机智有谋略的一面，突出了刘邦政治家战略家的形象。而对于刘邦的缺点，只是轻轻提点而已，如高祖本纪中记载刘邦的秉性时只用了“好酒及色”四字。然而在《项羽本纪》中，则毫不留情地记载了刘邦的许多流氓无赖之本性。《项羽本纪》中记载：
“楚军大乱，坏散，而汉王乃得与数十骑遁去。欲过沛，收家室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取汉王家；家皆亡，不与汉王相见。汉王道逢得孝惠、鲁元，乃载行。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滕公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曰：‘虽急不可以驱，奈何弃之？’于是遂得脱。” ①
再如“当此时，彭越数反梁地，绝楚粮食，项王患之，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汉王曰：‘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项王怒，欲杀之。项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为天下者不顾家，虽杀之无益，只益祸耳。’项王从之。” ②
同样的，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则塑造了一个才气过人的盖世英雄的完美形象，而对于项羽的缺点，也仅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而在《高祖本纪》中，则补叙项羽的“所过无不残灭”等暴行；刘邦列数项羽十罪，则代表了司马迁对项羽缺点的集中批评。《高祖本纪》中记载汉王数项羽曰：
“始与项羽俱受命怀王，曰先入定关中者王之，项羽负约，王我于蜀汉，罪一。项羽矫杀卿子冠军而自尊，罪二。项羽已救赵，当还报，而擅劫诸侯兵入关，罪三。怀王约入秦无暴掠，项羽烧秦宫室，掘始皇帝冢，私收其财物，罪四。又强杀秦降王子婴，罪五。诈坑秦子弟新安二十万，王其将，罪六。项羽皆王诸将善地，而徙逐故主，令臣下争叛逆，罪七。项羽出逐义帝彭城，自都之，夺韩王地，并王梁、楚，多自予，罪八。项羽使人阴弑义帝江南，罪九。夫为人臣而弑其主，杀已降，为政不平，主约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无道，罪十也。”③
当然，了解刘邦，还可参见《 留侯世家》 、《张丞相列传》、《佞幸列传》等传记；认识项羽，还应参照《陈丞相世家》、《淮阴侯列传》《鲸布列传》等篇，多传互见，相得益彰，只有将这些传记结合起来读，才能见出刘邦与项羽的完整性格。总之，有了互见法的运用，司马迁可以在人物传记中集中笔墨把人物塑造得更完美，性格更鲜明，这对于叙事文学塑造人物形象，提供了新的艺术法则。
三、善于选择富有表现力的细节暗示人物的性格志趣与未来，使人物形象丰满，个性更加鲜明。
《史记》人物传记中对人物的描写，固然主要是描写他们的重大社会活动，是靠着对重大历史事件的描写来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的，但《史记》中也描写了一些似乎离主要事件较远的琐事，有些看似闲笔，但却在展示着人物思想性格上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些“小事”的描写，有助于使人物形象丰满，个性更鲜明。有些“琐事”还往往使人见微知著，预示着人物日后发展， 《留侯世家》写张良为圯上老人进履；《李斯列传》开头写李斯观厕鼠之别而叹；《 陈丞相世家 》写陈平为里中社分社肉甚均；《张汤传》写张汤劾鼠掠治如老狱吏；《淮阴侯列传》写韩信得食于漂母及甘受胯下之辱，等等。这些细节实无关史事之大体，然而却富于代表性，具有典型意义，它们常准确地表现出人物的性格、好尚、志趣、抱负，由此勾勒出人物性格的基调，或由此透露出人物性格的逻辑走向。章学诚说：“陈平佐汉，志见社肉；李斯亡秦，兆端厕鼠。推微知著，固相士之玄机；搜间传神，亦文家之妙用也。”这一点，的确见出司马迁巧运之匠心。
《萧相国世家》写刘邦以萧何功最盛，封为鄼侯，众人不服。此时：高帝曰：
“‘诸君知猎乎？’曰：‘知之。’‘知猎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且诸君独以身随我，多者两三人。今萧何举宗数十人皆随我，功不可忘也’。”④
群臣皆莫敢言。刘邦的“功人”“功狗”之说，语言粗俗，透露出一股乡野无赖之气，仍然是刘邦的性格特征。而用这样通俗易懂的比喻来说明萧何与众人的区别，又非常形象准确，显示出刘邦在粗俗之中所具有的才智,善于用巧妙的方式折服众人。这又是刘邦的本质特征。这一细节,深刻表现了人物性格。生动、真实而又能表现人物性格的细节描写，在《史记》中的确俯拾即是，又譬如《韩长孺列传》：
“其后（韩）安国坐法抵罪，蒙狱吏田甲辱安国。安国曰：‘死灰独不复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居无何，梁内史缺，汉使使者拜安国为梁内史，起徒中为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国曰：‘甲不就官，我灭而宗。’田甲因肉袒谢。安国笑曰：‘可溺矣！公等足与治乎？’卒善遇之。”⑤
事件本身颇具戏剧性，而其中的细节就很合乎人物性格。田吏之言，显示出下层吏卒的粗野和小人得势时的张狂。韩安国之行事，又表现出忠厚长者的个性。《万石君张叔列传》写万石君父子：
“万石君以上大夫禄归老于家,以岁时为朝臣。过宫门阙,万石君必下车趋，见路马必式焉。”⑥
“建为郎中令，书奏事，事下，建读之，曰：“误书！'马'者与尾当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谴死矣！”甚惶恐。其为谨慎，虽他皆如是。”⑦
“万石君少子庆为太仆，御出，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庆于诸子中最为简易矣，然犹如此。”⑧
万石君父子是谨小慎微的典型，司马迁给他们的评价是“无他大略”，唯“恭敬无与比”、“文深审谨”，上举几个细节，便将他们的性格刻画得维妙维肖。
四、善于把人物事迹、历史事件故事化。
司马迁写人，总是用一些具体的故事情节来表现人物形象。与先秦史传文学作品相比，《史记》的情节更加完整，往往可以独立成篇，成为一个完整的故事。我们在前面举过的许多名篇如此。如《项羽本纪 》《吕后本纪》、《孙子吴起列传》、《田单列传》等。就是一些轶闻轶事，司马迁也写得首尾完整，自成一章。请看《司马相如列传》中“琴挑文君”一节：
是时，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之临邛，从车骑，雍容闲雅甚都。及饮卓氏，弄琴，文君窃从户窥之，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既罢，相如乃使人重赐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与驰归成都。家居徒四壁立。卓王孙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杀，不分一钱也。”人或谓王孙，王孙终不听。文君久之不乐，曰：“长卿第俱之临邛，从昆第假贷犹是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与俱之临邛，尽卖其车骑，买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当垆。相如身自著犊鼻裈,与保庸杂作,涤器于市中。卓王孙闻而耻之,为杜门不出。昆弟诸公便谓王孙曰：“有一男两女,所不足者非财也。今文君已失身于司马长卿，长卿故倦游，虽贫，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会客，独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孙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钱百万，其乃嫁时衣被财物。文君乃与相如归成都。买田宅，为富人。⑨
故事从相如琴挑写起，经文君夜奔，王孙发怒，文君当垆，相如酤酒，翁婿和好几个情节，最后是大团圆的结局。其情节完整,简直就是一篇小说。再请看《滑稽列传》中优旃的故事：
优旃者，秦倡侏儒也。善为笑言，然合于大道。秦始皇时，置酒而天雨，陛者皆沾寒。优旃见而哀之，谓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优旃曰：“我即呼汝,汝疾应曰诺。”居有顷,殿上上寿呼万岁。优旃临槛大呼，曰：“陛楯郎！”郎曰：“诺。”优旃曰：“汝虽长，何益，幸雨立。我虽短也，幸休居。” ⑩
于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这一情节比较简单，只写一件事件，但事情的起因、经过、结局同样交代得分明有序，由此可见出优旃的聪明。作者写来，人物声口逼肖，情态宛然，故事性极强。
从先秦到两汉，史传文学从对人物的粗略勾勒变为对形象的细致刻画，从按时间顺序“随举一事”叙述发展到“包举一生”之行事，司马迁已经把人物一生的言行故事化了，历史的运动也就溶化在这些故事情节之中。一部《史记》，就是几千年历史人物的故事集。可以说，司马迁的《史记》强化了中国古代史学上以形象和情节解绎历史这一特征。《史记》是史传文学作品的典范，也是古代散文 的楷模。《史记》中一系列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不少传记中的曲折情节，为后代小说创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小说中塑造人物形象的许多基本手法，在《史记》中已开始运用。《史记》中的许多故事，广为流传，成为后代小说戏剧取材的对象。如明代出现的《列国志传 》以及后来的《东周列国志》，人物故事有相当一部分取自《史记》；戏剧方面，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所载，取材于《史记》的剧目就有180 多种。在散文方面，《史记》的文章风格、写作技巧，尤其是平易简洁又富于表现力的语言，无不令后代散文家倾倒，从唐宋八大家，到明代前后七子、清代桐城派，都对《史记》推崇备至，文风深受司马迁的影响。
追问还可以有吗？我决定采用你了。但是可不可以再给找点，我这是毕业论文，有点难搞···
追答司马迁的《史记》和东汉班固的《汉书》人物传记标志着汉代史传的辉煌。首先，司马迁在传记文学创作实践中已形成自己的传记文学思想；其次，《史记》有博大精深的内容，表达了他对社会与人生、治国与做人的系列理想，尤其侧重体现了他的人格理想和命运哲理；再其次，在写人艺术、情感力量和语言艺术上更具有审美价值。这一切使司马迁的传记文学成为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典范。班固《汉书》再创辉煌，使史传在中国的“正史”中站稳了脚跟。
《史记》人物传记的艺术成就主要有三方面：
第一、提高了写人艺术，丰富了写人方法。
其一、扩大了写人的范围，塑造了一大批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其中又多是悲剧英雄人物。如屈原、项羽、韩信等。
其二、突出了人物形象的个性和完整性，使人物形象更为生动感人。
其三、司马迁写人创造性地运用了多种方法。如细节描写，“互见法”，铺写矛盾冲突集中、尖锐的场面，增加人物心理描写等。
第二、加强了抒情色彩。对历史人物的褒贬中表达自己的爱憎；在叙述或评价历史人物中寄寓自己的身世感慨；在正文中较客观叙述传主生平，序赞中较集中抒情。抒情与人物形象结合，使人物形象更为感人。
第三、朴拙生动的语言艺术。《史记》语言总的风格是朴拙生动，气势沉雄，接近口语。人物语言个性化，叙事语言准确生动，大胆吸收民间口语、俗语、谣谚，改写上古书面语，增强语言的形象性和可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