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在古代，军事权力一向是非常重要的，很多时候只要手里握有兵权，都会让统治者觉得忌惮。然而在三国时期，孙策不幸身亡之后，周瑜回来奔丧，可是他居然带着军队，这不禁让人冷汗直冒，他为什么会这样做？这样一个可以说有些不安稳的时期，难道他是想要胁迫孙权逼宫篡位吗？
孙权与周瑜，在民间一向被认为是君明臣贤、琴瑟和谐之楷模。两人合力，一主政事，一主军事，将江东治理得井井有条，不动如山。建安十三年，曹操挟大军南下，迫降刘琮，收取荆州，直逼江东。孙权与周瑜君臣定议，发兵拒曹，终于在赤壁一把大火，歼灭曹军主力，保得国境无虞。又追至荆襄，苦战而下江陵，据长江而抗中原。三分之大势，由此而兆端。
周瑜亦因为赤壁之胜，得名传千古。苏东坡一曲《赤壁怀古》，虽然怀错了地方，但那句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活脱脱染出一风流倜傥之青年英豪，雄略无双，立下旷世之武功。纵千载之下，读之仍令人意气霓生，心向往之。
孙权一生，十九岁继位成为江东领袖，至七十一岁崩逝，统领江东五十二年，论年头实乃三国第一。即使放在整个中国历史上看，帝王之在位年限，亦属前列。孙权于历史或民间记忆中，武功均非其长，但亦因为赤壁与夷陵两战取胜，也成为一代雄主。可在真实的历史记载中，孙权与周瑜的面目，以及二人之间的关系，似乎并不那么单纯。我们还得回到那段历史中，才能看清这二人的不解之缘。
首先孙策之死，极为仓促，白天被刺，夜间便丧命。因此孙策托付后事，也只能托付于当时在吴之人，包括孙权、张昭等。其余尚有在外之重臣，便不能领受遗言。张纮当时尚在许昌出使未归，而周瑜屯于巴丘、程普屯于石城、吕范在鄱阳。在外之重臣，听闻孙策死讯，便有两种反应，第一种是赴吴奔丧，第二种是不奔丧。奇怪的是，上述诸位行动之记载，均不相同。周瑜为将兵赴丧，吕范是奔丧，虞翻是留制服行丧，程普则无记载。
当然，各人因地制宜，选择奔丧与否，并无高下，但史书中的表述，却颇堪玩味。周瑜最为特异，带兵赴吴奔丧，其意欲何为？如果是公心，可以解释为怕都城不安定，恐生变乱，而带兵抚镇。如果是私心，那便有点逼宫的意味。但从各人之表现来看，周瑜之带兵，想必不是出自孙权和张昭的命令。虽然张昭亦怕天下不服，而令孙权祛丧服而上马巡军，以定人心，但没有明确命令请各地驻守将军带兵吊丧，吕范、程普便无带兵之举。将兵赴丧，实乃春秋笔法。
周瑜此时屯驻巴丘(与周瑜丧命之巴丘不同)，位于豫章、庐陵两郡之交，这也是一年前刚打下来的地盘，仍属于深险未服之地，否则孙策也不会派周瑜来镇守。巴丘与虞翻所处之吴、会稽两郡之交的富春相比，形势好不到哪去。周瑜与虞翻所处环境相似，但采取之行动，截然相反，既然虞翻之行动史书颇有赞许之意，更可反观周瑜行动之异常。
从结果来看，周瑜带兵赴丧，便与张昭共掌国事。张昭掌国事，乃孙策明言托孤，可谓顺承；而周瑜掌国事，却看不到任何法理依据，仅书于带兵赴丧之后，颇似逆取。两年之后因为遣子任质之事，吴太夫人让孙权以兄事周瑜，不过这也说明在这之前，太夫人并未说过同样的话。罗贯中于此都看不下去了，只好穿凿一个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来为周瑜辅政正名。
孙权此时只是个十九岁的年轻人，刚刚接过权力，还处于惊魂未定的状态。本来只听命于师傅张昭行事，但这位长自己七岁的周瑜，兄长生前的义弟，手握兵权的大将，忽然以强硬之姿态来到面前，只怕也是敢怒而不敢言。但孙权亦极有韬晦，把不满藏于心中，未与周瑜发生正面冲突，而是表面上仍尊周瑜于辅政之位，但却是尊而不用。
孙权建安五年继位，至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赤壁之战前，均是巩固政权，讨平不服的阶段。周瑜则名义上为将率，与张昭同领国事。但实际上却被孙权雪藏，至少有六年时间，未见周瑜有何任用。
周瑜本传记载中，建安十一年之前，周瑜未参与任何战事。其间孙权方面至少有三场大仗，一是讨平皖城李术，二是击破黄祖舟军及附属战，三是遣贺齐平定建安诸县及其他。其余各将领讨伐山越，平定叛乱，则未可胜数。三场大战，周瑜均未参与，这与在孙策帐下，每战必从，已有大不同。
其间还发生过曹操派蒋干前来，刺探周瑜心意的故事。曹操本是极善用间之人，亦极敏锐，官渡一战，便颇得其效，详见拙文《官渡疑云》。他盯上周瑜，亦是察觉到周瑜此时，在孙权手下不得志，因此谓可游说动也。周瑜对蒋干所说：丈夫处世，遇知己之主，外讬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恩，言行计从，祸福共之。其实他欲报的是孙策知遇之恩，而非孙权。因为孙权既谈不上知己之主，也谈不上骨肉之恩，言听计从更是笑话。
建安十三年上半年，孙权讨江夏，击杀黄祖，既为其父报仇，亦除身侧大患。这次攻伐乃赤壁战前，东吴最大规模的战役，战果也最为卓著。名义上是以周瑜为前部大督，但除了这几个字之外，史书中仍找不到其他关于周瑜有何表现的记载。反而是甘宁、吕蒙、凌统、董袭、冯则这些小字辈建功立业，或献策谋，或骋疆场。战后一应人等，均有赏赐，周瑜寸赏皆无，看来此一前部大督，基本也属于挂名而已。赤壁之战，无疑是东吴最为重要的一战，亦是周瑜成名之作。后世凡认为孙权与周瑜琴瑟和谐者，无不奉赤壁之战为圭臬。
孙刘联盟于乌林、赤壁破曹，实为鲁肃之本谋。刘表一死，鲁肃便主动请缨，去荆州结好刘备，劝其与东吴并力抗曹。刘备深以为然，派诸葛亮到京口见孙权，此时联盟大计便已初定。回到京口后，又是鲁肃力劝孙权抗曹，此时孙权之意实已决。当时周瑜尚在鄱阳，亦是鲁肃劝孙权追回周瑜。周瑜回来后，当然亦力主用兵，与孙、鲁谋同。
可以看出，虽然面临生死之战，孙权对周瑜，仍不能放手任用。关于交给周、程之兵力，史书中有两万、三万两说，具体兵数，无关大局。当时东吴兵力如何，举几个例子可窥端倪。同年蒋钦与贺齐同讨黟、歙之贼，光蒋钦便率领万人，贺齐之兵亦当不少于此数。当年底，周、程攻南郡时，孙权、张昭又分兵围合肥、攻当涂。可见，派给周瑜、程普之兵力，亦远非举国相托。
幸亏周瑜不负众望，率领这支部队，用火攻之计，以少克多，战胜曹军，保得江东安宁。其后又进攻南郡，用一年多时间，逼退曹仁，夺取江陵。夺取南郡，屯据江陵，为建安十四年事，据周瑜之死，亦不过一年耳。此一年间，再无战事，赤壁南郡之战，实乃周瑜一生之绝唱。虽无战事，但这一年中周瑜仍有两次献策。
孙权以前，从未考虑过取蜀，江东亦无一人提起过取蜀。便是有东吴隆中对之称的鲁肃榻上策，亦仅目指荆襄，而未窥巴蜀。因此孙权此前未做此想，亦属正常。而周瑜仓促间提出这个战略构想，也未向孙权请兵，那当是以自身荆襄之兵力，而图取蜀地之意。孙权一改以往重大决策均需大家讨论的惯例，便直接同意了周瑜的建议。
赤壁、南郡战后，周瑜功勋卓著，使本来就对周瑜不放心的孙权，更加疑惧起来。他自己便与刘备说，恐周瑜不久为人臣。而仿佛看到裂隙的曹操、刘备，更是趁机散布谣言，离间其君臣。
这次取蜀，以周瑜道卒而终止。史书记载周瑜乃是病死，很可能与南郡战时之箭伤有关。则周瑜到献取蜀策时，已是临终时的光景，没过几天便死于巴丘。周瑜死后，倒是恩荣不断。孙权素服举哀，费用无限制供给，又数次出言恩恤。周瑜两子一女，孙权将自己大女儿孙鲁班嫁给周瑜长子周循，为自己长子孙登迎娶周瑜女儿；周瑜小儿子周胤亦妻以宗女。
周瑜一死，孙权之疑心病已除，又想到周瑜的功劳及忠诚，不禁感由心生。因此他说的那些话，赐的那些赏，倒也未必不是发自肺腑。但其对周瑜既用且忌，亦充分体现其雄猜之主的本性。
有任何一个人完全继承周瑜，而是三人瓜分周瑜遗留的位置。吕蒙后来有提多人分权会「遂共不睦，几败国事」，因此孙权若完全相信周瑜，恐怕不会如此平衡配兵，这从周瑜一生总是助攻也能得知。讲得好听是周瑜督导孙瑜，事实上孙瑜在建安九年就已经领丹阳太守，众万余人，周瑜赤壁战前方请兵万人，两瑜同时出战，谁带谁打仗可能还有疑问。如果孙权真的相信周瑜，让曹操掉箸的荆州都督就不应是刘备，而是周瑜。
周瑜带兵入京，肯定不是谋反，而是借此事来换取政治上的筹码。最终他应该也做到了。文韬武略，万人之英，少年开国之勋。羽扇轻摇，百战成威名。任他几多艰辛，笑挥手，云开天晴。春归处，宾主共饮，微醺亲抚琴。一顾，琴曲误，佳人相伴，无语倾心。旌旗电扫，气贯三军。遥忆点兵赤壁，虎狼师，一片心惊。临风立，江东烟云，皆感周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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