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史是杜甫 诗佛是王维。
杜甫
“诗史”说在中国古代诗文评中有着极其广泛的运用。杨慎从诗歌主情的本质论、诗贵含蓄的审美论以及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等方面对“诗史”说进行了剖析，该论在“诗史”论的流变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元杨维祯的《梧溪诗集序》说："世称老杜为'诗史'，以其所著，备见时事。予谓老杜非直纪事史也，有春秋之法也。其旨直而婉，其辞隐而见。如《东灵湫》、《陈陶》、《花门》、《杜鹃》、《东狩》、《石壕》、《花卿》、前后《出塞》等作是也。故知杜诗者，《春秋》之诗也，岂徒史也哉？"(东维子集.卷七)他认为"诗史"之提法不足以涵盖杜诗的审美价值。杜诗不但"直纪事史"，而且还能通过暗寓褒贬的春秋笔法使作品具有含蓄蕴藉的审美效果。 明唐元�NFDD2�谓："'稻为鹦鹉粒'，纪实也，'梧实凤凰枝'，不以凡鸟栖故，没其本色也……世称公'诗史'，此等句法，颇类史笔，言外各有含蓄。"杜诗捃.卷三） 诗歌首先应该纪实，但是仅仅有这些还不够，还要从史书的写作汲取营养，从而达到含不尽之意于言外的效果。而且他认为诗歌应该对原有的现实生活进行取舍加工，去粗取精，而不能像记流水账一样，否则，非但不能誉为"诗史"，连诗也称不上。因为"史自有史笔，所谓简而且详，疏而不漏。若纤悉具书，如市廛账簿，且不得言史，无论诗矣" （杜诗捃.卷二）。所以后来的纪昀说："自宋人倡诗史之说而笺杜诗者遂以刘晌、宋祁二书据为稿本，-字-句，务使与纪传相符，夫忠君爱国君子之心，感事忧时风人之旨，杜诗所以高于诸家者，固在于是。然集中根本不过数十首耳。咏月而以为比肃宗，咏萤而以为比李辅国，则诗家无景物矣。谓纨绔下服比小人，谓儒冠上服比君子，则诗家无字句矣。元所论，虽未必全得杜意，而刊除附会、涵泳性情，颇能会于意言之外。" （杜诗捃四库提要）
二、 秉笔直书的创作精神
宋人已经发现了杜甫诗歌具有史书秉笔直书的创作精神。如刘克庄《后村诗话》卷四说："子美与房管善。其去谏省也，坐救管。后为哀挽，方之谢安。《投赠哥舒翰》诗，盛有称许。然《陈涛斜》、《潼关》二诗，直笔不少恕。或疑与素论相反。余谓：翰未败，非子美所能逆知。管虽败，犹为名相。至于陈涛斜潼关之败，直笔不恕，所以为'诗史'也。何相反之有？"说杜甫的诗歌有"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此书卷九又说："《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诸篇，其述男女怨旷，室家离别，父子夫妇不相保之意，与《东山》、《采薇》、《出车》数诗相为表里。唐自中叶，以徭役调发为常，至于亡国。肃代而后，非复贞观、开元之唐矣。新旧《唐史》不载者，略见杜诗。"正是因为杜甫的秉笔直书，才使得其诗歌具有补史的认识功用。
王维（701～761）
中国唐代诗人，画家。字摩诘。祖籍太原祁(今山西祁县)，其父迁家蒲州(今山西永济) 。开元九年（721）进士，因通音律授大乐丞。40多岁时 ，先后隐居终南山和辋川，亦官亦隐。思想日趋消极，佛教信仰日益发展。安史乱中被俘，被迫做伪官。乱平，降为太子中允。后复累迁至给事中，以尚书右丞终，世称王右丞。
王维的大多数山水田园之作，在描绘自然美景的同时，流露出闲居生活中闲逸萧散的情趣。或静谧恬淡，或气象萧索，或幽寂冷清，表现了诗人对现实漠不关心甚至禅学寂灭的思想情绪。加之艺术技巧很高，颇为后人所推崇。他的应制诗、唱和诗及宣扬佛理的诗，偶有名篇佳句，多不足取。
王维生前及后世均享有盛名，有“天下文宗”、“诗佛”的美称。对后人影响很大。
诗佛王维
以禅入诗，为唐诗注入特有禅趣的王维（七○一至七六一，一作六九八至七五九），出生时，他的母亲梦见维摩诘进入室中，故取字号“摩诘”。开元九年（七二一），举中进士。张九龄为宰相时，擢升他为右拾遗，不久转任监察御史；一直到他辞官退朝之前，官拜至尚书右丞，当时的人尊称他为“王右丞”。归隐后，时常与高僧共游，又和处士裴迪等日谈经典，兴趣浓厚，不觉疲乏。曾经皈依荷泽神会禅师，从之参禅。他是唐代著名的诗人、画家、书法家，兼通音乐。当时有被推崇的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而王维则被称为“诗佛”，三人在盛唐诗坛上多有建树，可说是居三足鼎立的重要地位。
王维早年就信仰佛教，曾“十年座下，俯伏受教”于道光法师。他一生习禅，与南、北二系的禅师均有交往，先受北宗神秀一系禅学思想的薰陶，又受南宗荷泽一系禅学思想的影响。他的母亲崔氏曾“师事大照禅师三十余岁，褐衣蔬食，持戒安禅，乐住山林，志求寂静”，大照禅师就是神秀的高足普寂。王维并写有《为舜闍黎谢御题大通大照和尚塔额表》、《谒璇上人并序》、《过福禅师兰若》等，大通就是神秀的諡号，璇上人就是瓦官寺的道璇，出于神秀门下，福禅师就是受神秀亲传，与普寂同门的义福或惠福，可见王维与北宗禅师有密切的接触交往。
王维与南宗的关系更为深厚，他除了皈依慧能大师的弟子神会外，还受神会之托，撰著《能禅师碑》，这是最早撰述南宗创始人思想的文献资料。他经常向神会请教佛法，他的许多诗作更常常“遥契南宗”，说明王维深受慧能、神会禅学思想的影响。另外，王维在《送衡岳瑗公南归诗序》中写到“滇阳有曹溪学者，为我谢之”，曹溪是慧能的传法处，曹溪学者是指南宗禅师，由此可知，他与南宗禅师交往的频繁密切。
王维非常推崇佛教史上的维摩诘居士，尤其《维摩诘经》的“净名杜口，文殊绝名”的“不二法门”，对禅宗影响很大。所以王维推崇禅宗与推崇维摩诘居士是一致的。
此外，王维对于净土宗的信仰，也倾心归向，他在《西方净土变尽赞并序》中说：“愿以西方为导首，往生极乐性自在。”王维常去听法的香积寺，就是净土宗寺院。他还与传扬密宗的温古和尚交往颇深。这一切都说明了王维对于佛教十分崇信，而且涉猎很广。
在安史之乱时，王维被安禄山拘留在洛阳，并被迫担任官职，待动乱平息，朝廷以附贼之罪要将他下狱，后来肃宗怜惜他的诗才，只贬了他的官职，让他任“太子中允”，再经多年的升迁，才任职尚书右丞。但是经过这一次的动乱，王维自觉倍受屈辱，又看到朝廷纲纪紊乱，不思振作，使他更想落尽繁华，回归田园。当时他一再表示要奉佛报恩，苦行斋戒，避开纷扰人世。于是他在京师每天供养十数名僧侣，以玄谈为乐。三十岁丧妻后，就不再续弦，独自生活三十年。平日茹素，不着彩衣，居室当中，只有茶铛、药臼、经案、绳床，此外一无所有，完全过着禅僧一般的生活。每当退朝后，在净室焚香坐禅诵经，别无余念。又营建辋川别墅，与友人裴迪谈禅赋诗，悠游度日，以至终老。
王维不仅对佛学有深厚素养，还是一位虔诚的佛教修行者，他把自己的生活体验与禅宗思想相互印证后，而有自己独特的看法。
他主张“自性内照”，强调以内心的自我解脱来克服现世的苦难，因为自性本自清净，一切苦难的感受不过是自寻烦恼罢了，要做到明心见性，就要能忍。这是他对禅宗哲学的一种深刻领会。
王维是一位优秀诗人，他不仅写过一些阐扬佛理的诗文，还把宗教思想与宗教感情化为诗思，在唐代诗坛上独树一格。他所作的诗文，风格淡远，意境幽绝，王维的诗篇主要是山水诗，通过田园山水的描绘，宣扬隐居生活和佛教禅理。如《辋川集．鹿柴》：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他善于在诗中表现一种“空”、“寂”、“闲”的境界，正是得力于他的禅学修养的完美呈现。如《终南别业》：
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
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
禅宗影响王维的诗歌创作艺术，可分为三个层次：以禅语入诗、以禅趣入诗、以禅法入诗。如《过香积寺》：
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
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
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
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
这是一首好诗，参入禅语，影响整体的禅趣。另有一首《送别》：
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
君言不得意，卧归南山陲。
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
这是表现随遇而安，自由自在的生活象征，也是“禅心”的流露。
王维的诗歌受佛教影响很深，因此早在生前，就得到“当代诗匠，又精禅理”的赞誉，后来更有“诗佛”的美称。他不仅能把佛教义理化为诗的语言来表现，而且能以其对佛教的认识来丰富诗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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