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文学上春风得意，但仕途多舛。他出仕时，正赶上王安石变法。他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和独立人格，不完全赞同王安石的观点，站在保守派司马光一边。他因此不被变法派的赏识，被贬到外地做官。数年后，变法派失败，司马光派执政。按说苏轼可以鹞子翻身了。
可他的独立见解和独立人格依然故我，又不赞同司马光全盘否定王安石的新法。于是他又不得司马光派的赏识，不曾飞黄腾达。又过了数年，司马光派失势，苏轼却被认定为司马光派，又被贬官。司马光执政时宋哲宗的年号是“元祐”年号，这一时期的官员被称为“元祐党人”，被打入“另册”，苏轼自然也在册中。此后苏轼被一贬再贬，直到贬到遥远的海南岛。好在宋朝不杀文士，所以苏轼也只是被一贬再贬，而没有削职为民，更没有被杀。官小了，俸禄低了，但温饱还是有保证的。
所以他也才被列入了诗词的“豪放”一派。不仅如此，他每到一处，都不凑合地过日子，“食不可无鱼，居不可无竹”，尽量把自己安排得舒适一些，为自己盖自己设计的房子。也“入乡随俗”地享用当地的特产。如在惠州，当地出产荔枝，他就“日啖荔枝三百颗”，让自己活得有滋有味。给有的人，处在这样的一贬再贬的背井离乡中，还不知道怎么怨天尤人、痛不欲生呢，可苏轼，无论多么颠沛漂泊，都保持着一种好心情，乐观、潇洒、豁达地生活着。
苏轼一生仕途坎坷，三起三落，他最重要的历史成就不在于政治，而在于文学，他是宋代历史上文学成就最高的代表，诗词书画加之散文，都能占有一席之地，甚至很多还是那方面的巅峰代表。
从政治上来说，苏轼是一个想要有所成就，且关爱百姓的官员。但是因为他在某些方面过于执着，导致他很多时候的想法都会存在着偏见，以至于他的仕途不顺。
王安石与苏轼同处于一个时代，但王安石的政治成就却比苏轼要高得多，他所提倡的王安石变法，至今也是许多学者研究的课题，同时也是北宋政治历史不可轻视的一点。但是对于历史而言如此重要的“王安石”变法，却是苏轼仕途的绊脚石。苏轼一生仕途的起伏，都皆与此次办法有关。
苏轼第一次进士及第之后，任从八品陕西凤翔府判官。担任了一些小职位后没有多久，他就因为母亲去世，丁忧回乡，暂时告别了官场。后来丁忧期满，他复职回京，一路上看见许多百姓因为王安石变法深受其痛，所以自此以后他对待王安石的变法都采取一种坚决反对的态度。
苏轼关爱百姓的心是好的，但是他也许不知道一场变法，本来就是将那些腐朽发脓的伤处割开，然后挖掉里面已经腐烂的肉，这样才能让伤口彻底的好起来。正是因为这样的局限性，他从复职开始，一直到政治生涯的结束，都对新政持反对态度。
苏轼是一个豁达之人，在因为反对新政，而遭到新政一派的诬陷贬谪之后，他虽然因为被贬谪而郁闷，但是一直都用自己的内心来排解。他醉心山水，求得心灵上的平静。
历史上的评价，多见于苏东坡于文学和艺术方面，如黄庭坚：“人谓东坡作此文，因难以见巧，故极工。余则以为不然。彼其老于文章，故落笔皆超逸绝尘耳。”又如陆游：“世言东坡不能歌，故所作东府词多不协。晁以道谓：绍圣初，与东坡别于汴上，东坡酒酣，自歌《古阳关》。则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再如：“东坡词，胸有万卷，笔无点尘。其阔大处，不在能作豪放语，而在其襟怀有涵盖一切气象。若徒袭其外貌，何异东施效颦。东坡小令，清丽纡徐，雅人深致，另辟一境。设非胸襟高旷，焉能有此吐属。”
苏东坡在文学与艺术上的成就确实极高，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在文学与艺术方面的天才。宋代是一个重文轻武的朝代，所以宋代的文学发展要远高于后世，以至于在当时人杰辈出，文曲星大放异彩。但是就是在这样一个才俊林立的时代，苏轼仍然在诗、文、词、书、画等方面均能取得登峰造极的成就，甚至成为一脉开山之师，为后世人敬仰与学习。
在诗歌方面，苏轼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苏轼之诗现存四千首，内容丰富，风格多变，多以豪放派为主，极具浪漫主义色彩，为宋代诗歌开创了一个新方向。《原诗》形容他的诗：“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
从词作方面来看。苏轼与豪放派另一代表辛弃疾并称“苏辛”，他的词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开豪放派之先河，是宋代词作革新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