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人日记>>写了什么?

如题所述

《狂人日记》是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也是他的成名作。在中国仍至世界文学史上以“处女作”成名的作家为数不少,但在37岁时才发表处女作,而且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并成为大文豪的作家却为数不多。鲁迅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文学革命造成的机遇。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文学革命,也就没有鲁迅。鲁迅在发表《狂人日记》之前,不但写了《文化偏至论》、《魔罗诗力说》等文学论文,翻译了许多“域外”的进步小说,还创作了文言小说《怀旧》,其主要思想都在于唤起人们的觉醒。然而,作为一个先进的知识分子,声音虽然激进,但毕竟缺少呼应,不能造成一个运动。而《新青年》向封建思想和封建文化首先发难后,虽然也一时有些寂寞,但大家一起鼓动,终于形成了一股势力,其影响就震撼人心了。沈雁冰曾在《读<呐喊>》一文中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形:“那时《新青年》方在提倡‘文学革命’,方在无情地猛攻中国的传统思想,在一般社会看来,那一百多面的一本《新青年》几乎是无句不狂,有字皆狂的,所以可怪的《狂人日记》夹在里面,便也不见得怎样怪,而曾未能邀国粹家之一斥。前无古人的文艺作品《狂人日记》于是遂悄悄地闪了过去,不曾在‘文坛’上掀起了显著的风波”。与后来郁达夫的《沉沦》、汪静之的《惠的风》等作品相比,《狂人日记》确实“不曾在‘文坛’上掀起了显著的风波”,没有因此而展开一场文艺论战;但是,《狂人日记》在扩大文学革命的影响,开拓现代小说的道路特别是在批判封建礼教的流毒方面,其影响仍然是巨大而深远的。所以,鲁迅的成功,又在于他对我们民族和社会的深刻认识。
《狂人日记》的主题十分明确,就是“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他还曾在1918年8月20日致许寿棠的信中说道:“《狂人日记》实力拙作……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后以偶阅《通鉴》,”乃司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此成篇。此种发见,关系亦甚大知者尚寥寥也。”由此可见,作品小序中所谓“今撮录一篇,以供医家研究”等语,完全可以理解为作者有意摹传统笔记小说作法而写的反语,也可以理解为作者所说的“医家”有更深广的含义,并非狭义的“医生”、“大夫”。在这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狂人虽然具有迫害狂的精神特征,诸如“今天全没有月光,我知道不妙”,“赵贵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想害我”,“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等等,但作品的深层意蕴却是有意识地指向几千年的历史和当时社会上的“吃人”现象从古代的“易子而食”,到“前天狼子村佃户来说吃心肝的事”;从“易牙蒸了他儿子,给桀纣吃”,到徐锡林(即徐锡霖)被炒食心肝。作品内容虽然带有狂人的非逻辑心理特征,但始终围绕着“吃人”,围绕着中国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不断发生的有史可查和无史记载的形形色色的吃人现象,其意图是显而易见的。
《狂人日记》在表现其主题时,也表现出鲜明的启蒙主义的思想特征。鲁迅对中国国民性中的“看客”心态最为深恶痛绝,他的“弃医从文”的重大抉择便直接由于这个因素。而顾在五四运动前后写的所有杂文和小说,都是以启蒙主义为总的思想特征的。
《狂人日记》的创作,下是鲁迅在经历了沉默与思索之后的第一声呐喊,其中自然而然地融入了他多年来的愤怒、怨恨、不满、焦虑,以及希望、企求等各种复杂的情绪,也必然地体现了他多年来对中国历史的深思和对现实社会的认识,是一篇彻底的反封建的“宣言”,也是作者此后全部创作的“总序言”。
《狂人日记》的启蒙主义思想特征,主要表现在对封建礼教的深刻揭露,对麻木愚昧的国民性的批判,以及对将来的坚定信念和热烈希望。作者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礼教就是吃人,仁义道德是礼教虚伪的面具,这就是鲁迅对封建道德的定义,也是他多年来思考和认识的结果,也是这篇作品最辉煌的成就。
作品借主人公的眼睛,观察了他周围的人:“他们也有给知县打过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给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然而,他们不但没有起来反抗吃人的人,反倒也要吃人。作者为此感到不解和愤怒:“还是历来惯了,”不以为非呢?还是丧了良心,明知故犯呢?”作品还写道:“我诅咒吃人的人,先从他(即狂人的大哥引者)起头;要劝转吃人的人,也先从他下手。”“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作用!你们也会吃尽。”在作品的最后一日记里,作者深切地希望:“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不有?”并具大声疾呼:“救救孩子……” 《狂人日记》不仅表现了彻底批判封建礼教的勇气,而且还表现了鲁迅“忧愤深广”的人道主义情怀,表现了他以文艺创作来改造社会和人生的总体精神。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狂人日记》的意义,确实远远超出了文学的领域。
作品的主人公虽然是一个患有迫害狂恐惧症的“狂人”,但作品的主旨却并不是要写下层劳动人民所受到的迫害,更不是一个精神病人的“纪实文学”,而是要借狂人之口来揭露几千年来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因此作品中的狂人,实际上是一个象征性的形象。“历史上多少反抗旧传统的、离经叛道的人,曾经被视为疯子,如孙中山,也曾被人叫做‘疯子’。从世俗的眼光看去他是疯子;站在革命的立场看去他是先知先觉。同一个人、同一个思想却在社会上有截然对立的两种看法和评价,这也是变革时代的社会矛盾的反映。鲁迅塑造这具有狂与不狂两重性的形象,就是对社会矛盾的一种揭示。这也是狂个形象本身所具有的深刻含义”。掌握狂人形象的关键,就在于对狂人是真狂还是假狂的理解。鲁迅曾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说过:当时“大约所仰仗的全是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知识”。从作口中狂人的言行来看,他的确是一个“迫害狂”患者,具有恐惧、多疑、知觉障碍和逻辑思维不健全等特征,属于精神病学的“迫害妄想型”精神病患者。如作品所写:“早上小心出门,赵贵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怕我。还有七八个人,交头接耳的议论我,又怕我看见一路上的人都是如此。”像这样的以为人人都要害他、要吃他的心理,在作品中处处可见。如果只看到这一方面,那就很容易认为狂人是真狂了。其实狂人的评议和心理有许多错乱和偏执的地方,却又表现出清醒的认识、深刻的思想和发言人的洞察力。在这方面,最为突出的就是前面提到的他从写满“仁义道德”几字的历史字缝里所发现的吃人的本质。这段话揭开了几千年中国封建礼教的面纱,揭露了封建礼教在精神上对人民的残害,揭示了封建制奴役压迫人民的罪恶。几千年来,敢于站出来说出这个本质的人难道不就是被世人看作是“狂人”的人吗?作品开头,有这样一段话:“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作者按照一个迫害狂患者的思维特征来写人物的语言,其逻辑虽然常常很不清晰,但是,其含义却是相当丰富而且深刻的。所以,作品中的狂人,实际上是一个敢于向传统世俗社会挑战的清醒和反封建的民主主义者的象征形象。
如果我们很好地解决了狂人形象是真狂还是假狂的问题,那么,对狂人形象所具有的“狂与不狂”的两重性就容易掌握了。狂人的“狂”,一方面是由于他所具有的精神病人的某些特征,更重要的一方面却是他对传统和世俗的反抗;狂人的“不狂”,则在于他“超前”的思想认识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并且被历史所证明是正确的,只是他说出了当时的人们不敢说或者是还没有说出的骇人听闻的话。我们说《狂人日记》是鲁迅全部创作的“总序言”,除了思想主题方面的因素外,还包含着它在鲁迅小说艺术上的开拓意义。鲁迅小说正是从这里开始,就一直既借鉴外国小说的长处,又继承传统小说的优点,从而创造出一种现代小说的新的民族形式。
《狂人日记》一发表,就以其“格式的特别”而引起了许多关注新文学的人们的注意。而它的特别,主要就在于它采用的是中国传统小说从来没有过的“日记体”形式。此外,作口中所带有的“淡淡的象征主义色彩”和新形成的具有独特个性的“寓热于冷”的凤格也引起了人们的重视。所以,茅盾说:当时“还没有第二个同样惹人注意的作家,更找不出同样成功的第二篇创作小说”。
在中国,以前没有日记体小说,只有笔记体和章回体小说。笔记体是“采风式”的,章回体是“说书式”的,它们在都采用第三人称,而日记体则全部采用第一人称,整篇作品几乎都是主人公内心世界的表白。鲁迅的《狂人日记》不但从题目上,而且从整体形式上都借鉴了俄国著名作家果戈理的同名小说。鲁迅在借鉴果戈理小说的同时,不仅在思想内容方面表现得更为“忧愤深广”,把矛头直接指向封建礼教,很好地表现了本民族的生活和意识,而且在艺术手法方面,并没有因此而完全抛弃本国的小说传统,在以自我表白为主要特征的日记体小说中,仍然能很好地运用白描手法,极简明地通过语言和行为刻画出人物的形象和性格。此外,作者对白话的运用,也达到了非常娴熟的程度。比如:早上,我静坐了一会。陈老五送进饭来,一碗菜,一碗蒸鱼,这鱼的眼睛,白而且硬,张着嘴,同那一伙想吃人的人一样。吃了几筷,滑溜溜的不知是鱼是人,便把它兜肚连肠的吐出。从这短短的几十个字里,就可以看出作者文字功夫,其中有心理、有动作、有细节,用的都是标准的白话,自然朴实,却又处处生动形象,充满意趣。作品中还有一些警句式的词句,如“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他们会吃人,就未必不会吃我。”“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等等,其概括的力度和含义的深度,都绝不亚于文言文。鲁迅正是他高超的语言功力,在借鉴外国小说形式的同时,很地与传统小说的优点结合在一起,深刻地表现了本民族的思想和生活,才创造出了“日记体”这样一种中国现代小说的新形式。
从创作方法上看,《狂人日记》主要采用的还是现实主义的方法。这表现在作品重视典型环境的描写、重视细节的真实性、重视人物性格的统一性等方面。我们在阅读中时,如果把狂人的“错觉”加以矫正,就可以发现,无论是路人对他的态度,还是何先生对他的诊断,都是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的生活现象。而“从盘古开辟天地以后,一直吃到易牙的儿子;从易牙的儿子,一直吃到徐锡林”,甚至于“去年城里钉了犯人,还有一个生痨病的人,用馒头蘸着血舐”(这个细节后来被作者用于他的另一篇小说《药》之中),确实是“从来如此”。
《狂人日记》的现实主义精神,最重要的是念念不忘对封建道德的批判、对愚昧国民的同性和鞭挞。在作品中,除了现实广义的方法外,象征主义也时常可见。无论是“很的月光”,还是“赵家的狗”;无论是狼子村的炒吃心肝,还是李时珍写的人肉可以煎吃,都既可以看作是现实主义的刻画,也可以看作是象征主义的结合。狂人的精神病状的描写是逼真的,而他的几乎所有语言又都是带有一定的象征意义的。他的形象本身的象征意义则更为突出。
茅盾曾在1923年这样写道“这奇文冷隽的句子,挺峭的文调,对照着那储蓄半吐的意义,和淡淡的象征主义色彩,便构成了异样的风格,使人一见就感着不言而喻的悲哀和愉快。”鲁迅从《狂人日记》开始就形成了一种“异样的风格”,即作品虽然一开篇就使人笼罩在阴冷的恐惧之中,虽然处处使人感到毛骨悚然,但是,作品中狂人昂扬的斗志,却不能不使人振奋,不能不使人觉得作者在冷峻的文字中还流淌着热烈的感情,还寄托着热切的希望。概而言之,是鲁迅小说“异样的风格”就是寓热于冷。
《狂人日记》将彻底的反封建精神与崭新而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结合,深刻地体现了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实绩,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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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7-11-19
首先,《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所患的病是“迫害狂”,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其突出的症状是病患者处于一种反应性妄想之中,对于周围的一切,都可能因某一事物特征引起多疑性反应:或怀疑有人害他,或怀疑有人侮辱他。所以,《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带着显著的“多疑”特征,或反过来说,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所着重表现的是狂人的“多疑”。(当然,我们不能将作品中狂人的多疑套在鲁迅身上,这待下述。)

其次,结合鲁迅的创作情况来看,在鲁迅的小说中,有一些作品不像《阿Q正传》、《孔乙己》、《祝福》、《故乡》等作品侧重刻画人物性格的外现(形貌、言行、履历、事件等),而是以人物的内心及精神世界的某一因素的活动为主,展示其某一精神意识倾向,比如《狂人日记》、《白光》、《长明灯》、《伤逝》等。这类作品虽有人物的言行活动,但主宰作品的因素是某种精神意识。以《狂人日记》来看,小说开头的第一部分就采用这样文字: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

我怕得有理。

小说一开场,登场的是人物的意识,鲁迅不用很亮很清之类的单一视觉的文字,而用“很好”这样综合意识来把握月光。接下来,“我”出场了,但对于读者来说,“我”无形无状,更不用说是高是矮,是胖是瘦,是年轻是年老,实质上,“我”即“我”的意识在继续牵着读者走:“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是对“很好的月光”这种感觉的意识重认;“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这一句,是意识再次把握;“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这是意识重认后新意识的出现;“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新出现的意识开始把新的客观对象纳入意识范围———注意,此处不是对赵家的狗那两眼的客观描述,而是意识对于这一事实的一种把握。“我怕得有理。”这一句,意识走向判断。依此分析的路子,使之贯串整部小说,都不难得出意识流动的轨迹。因此,从这一视角看,《狂人日记》是一部展示意识过程的一部小说,简单说,《狂人日记》是一部意识性小说。

再次,在小说的结尾,有这样的一句话:“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鲁迅此处冠以“我”有“四千年履历”,并把“真的人”与“我”相对,暗示着“我”并非具体存在的人而是一种艺术设置,当然,“我”只能是人,只有人才能承载某种人的意识,但在《狂人日记》中,这个人又不会是真实的具体的“迫害狂”病人,鲁迅作为艺术家不会像医生和心理研究者那样,去记录描述一个病患者的征状。在《狂人日记》中,假如从一个“迫害狂”患者的角度来看,鲁迅对其所作的能充分表现这一患者的特征规定是极少的,“我”无名无姓,没有病因解释,没有病史说明,所生活的环境和时代也有极宽的范围。而另一方面,鲁迅又极为精细传神地把握“迫害狂”这类患者的共同特征。这说明,“我”作为一个具体存在并不重要,鲁迅对于狂人的选择并不在于这个狂人是谁,而是因为选择狂人符合于鲁迅的艺术设置和艺术表述,假如小说中的“我”是一个一般的人,那么鲁迅就无法在其身上表述“多疑”的这一意识。从小说的实际情况来看,“我”这一狂人所表现出来的病状是“迫害狂”一类的共同特征。实际上,“我”只是一个承载物。一方面,“我”承载着狂人所共有的病状,以达到小说所要求的艺术真实的要求,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的病状在某一层次上与作家所要表述的东西相吻合。而在具体的文本创作之中,作家不可能直裸裸地把自己的东西强加给作品中的人物,相反只能是遵从所选择的人物性格特点和发展规律,融入自己的东西。由于艺术选择加上艺术家的艺术表述能力,鲁迅的《狂人日记》一方面极为真实地描述了“迫害狂”的征状言行,但另一方面又极为巧妙地昭示小说并不是要表现“迫害狂”的征状,而是要表述狂人所承载的合乎狂人身份其实是作者自己的东西。也即鲁迅之所以选择狂人是因为狂人有显著的“多疑”特征,它暗合着鲁迅“多疑”意识的内核表述。所以鲁迅选择了狂人来承载“多疑”这一意识,作者着重要表现的不是这个人,而是这个“我”所承载的意识“多疑”。

经过这样一番梳理,《狂人日记》这一部小说可以说是一部以狂人所承载的“多疑”并依据这一意识的某种特征展开的小说。

问题是:《狂人日记》中的“多疑”能够与鲁迅的“多疑”相联系起来吗?

这也是要谈的第二个条件。

鲁迅先生是一个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并以此去支配自己行动的人,这同样也体现在其文本创作之中。鲁迅曾一再强调作品中的自我意识:“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从宽泛意认上说,所有作家的作品都肯定包含着作家的精神意识世界的表述,但由于作家的艺术思维不同,其在具体的作品表现也不同。有时候,作品的客观内容与作家表述的精神意识相互分离,有时候,作品的客观内容与作家表述的精神意识融一。前者如《祝福》,透过《祝福》文本的客观内容,可以把握到鲁迅对于“祥林嫂”这类人物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感,而后者如《狂人日记》、《长明灯》、《过客》、《这样的战士》等,作者客观上描写某一人物某一事实,同时又把某种意识融入其中。举个例子说,《狂人日记》中“从来如此,便对么?”的诘问,可以是狂人的、也完全是鲁迅先生的诘问。对于鲁迅与《狂人日记》的关系,已逐渐引起研究者的注意:“鲁迅的几乎所有的心理特征和表现,都能在《狂人日记》中一窥端倪。”“《狂人日记》中,那种‘迫害狂’式的病态心理,本身就是他(鲁迅)切身体验的‘变形记’。”“因此,‘狂人’实际上不仅仅是一个反封建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而且是一个文化先觉者形象,是鲁迅反抗精神的形象外化。”��这些看法都是中肯的,但没有注意狂人形象与鲁迅的差别。在《狂人日记》中,“多疑”这一意识的活动特征首先是归属于患“迫害狂”的狂人属性,这些属性是不能套在鲁迅身上的,而狂人这一艺术设置及如何设置、对于“多疑”的表述,则是按着鲁迅心灵对于“多疑”的解读和描述实现的,同时对于“多疑”的解读和描述,自然受着鲁迅“多疑”的主体支配。因此,从《狂人日记》去把握鲁迅的“多疑”成为可能,并具有重要意义,但要从中把握鲁迅的“多疑”的本质及个性色彩,必须进入作品,并以一定的方法对狂人的多疑与鲁迅的“多疑”加以分离。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第2个回答  2007-11-19
写的是一个害怕被人吃的人
他害怕所有的人
就象杞人忧天的
第3个回答  2007-11-20
就是写了一些黑暗社会的不公平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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