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家族当了多少年皇帝

三国后

历史上只有晋朝的皇帝姓司马,经历了15个皇帝,共155年。

公元266年司马炎篡魏,建国号为晋,定都洛阳,史称西晋,公元280年灭吴,完成统一。后经历八王之乱和永嘉之祸,国势渐衰,316年西晋被北方蛮族灭亡。

317年,西晋皇室南渡江南,司马睿在建邺延续晋朝,史称东晋,东晋曾多次北伐中原汉地。383年东晋与前秦淝水之战后得到暂时巩固。

两晋时期北方南迁的汉人将先进技术带入江南,进一步开发了江南地区。420年,刘裕建立刘宋,东晋灭亡。总共延续了155年。

扩展资料:

晋朝皇帝在位时间:

1、晋武帝司马炎:265年—290年,在位26年;

2、晋惠帝司马衷:290年—307年,在位18年;

3、晋怀帝司马炽:307年—313年,在位7年;

  

4、西晋孝愍帝司马邺:313年—317年,在位5年;

5、晋元帝司马睿:318年—322年,在位6年;

6、晋明帝司马绍:322年—325年,在位4年;

7、晋成帝司马衍:325年—342年,在位18年;

8、晋康帝司马岳:342年—344年,在位2年;

9、晋穆帝司马聃:344年—361年,在位17年;

10、晋哀帝司马丕:361年—365年,在位5年;

11、晋废帝司马奕:365年—371年,在位6年;

12、晋简文帝司马昱:371年—372年,在位2年;

13、晋孝武帝司马曜:372年—396年,在位25年;

14、晋安帝司马德宗:396年—419年,在位23年;

15、晋恭帝司马德文:418年—420年,在位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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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2-03-22
共15帝,156年。
第2个回答  2012-03-22
西晋东晋合起来差不多100多年吧
第3个回答  推荐于2017-11-25
  晋武帝太康元年 (280)平吴,统一南北,全国计有司、冀、兖、豫、荆、徐、青、扬、幽、平、并、雍、凉、秦、梁、益、宁、交、广十九个州,一百七十三个郡、国。,二百四十余万户。
  晋武帝司马炎即位后采取宽和节俭的方针,继续推行废止典农官的政策,把曹魏以来的屯田民编入郡县为自耕小农,全国百姓的赋税徭役负担归于一律。
  在朝廷大臣中,存在以山涛、羊祜为首的和贾充、荀勗为首的两派政治势力。但晋武帝“宽而能断”,在重大问题上择善而从,平吴统一全国的决策,就是力排贾充等反对意见,坚决采纳羊祜、张华等人的主张而制定的。
  对于吴蜀故地,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措施,加以安抚。同时也注意防范,如派中央兵到江南驻守,把吴人向北迁徙。
  吴蜀人士在朝廷的仕进,无形中受到一些限制。出身于东吴高门的顾荣和陆机、陆云兄弟,虽有“三俊”之称,平吴后到洛阳,只被任命为八品的郎中。
  晋武帝立白痴的惠帝为太子,又为他娶了凶狠狡诈的贾南风为妃。平吴以后,武帝不再兢兢业业,开始奢侈放纵。他死后,元康元年 (291),贾后联合楚王玮先后杀死辅政的杨骏和汝南王亮,接着又消灭楚王玮。贾后专擅朝政任用裴頠、张华,维持了短暂平稳的政局。但延绵十六年之久的八王之乱也从此开始。
  贾后于元康九年废太子遹,次年杀之。统领禁军的赵王伦联合齐王冏起兵杀贾后。永宁元年(301),赵王伦废惠帝自立。至此,政变局限在宫廷此后方镇军参加内战,战乱规模扩大,战场从洛阳、长安延展到黄河南北的广大地区。
  赵王伦篡位后,镇许昌的齐王冏起兵讨伦,镇邺的成都王颍与镇守关中的河间王颙举兵响应。洛阳城中的禁军将领王舆也起兵反伦,迎惠帝复位,杀死赵王伦。齐王冏以大司马入京辅政。
  太安元年(302)底,河间王颙又从关中起兵讨冏,洛阳城中的长沙王乂也举兵入宫杀齐王冏,政权落入乂手。
  太安二年,河间王颙、成都王颍合兵讨长沙王乂。司马颙命都督张方率精兵七万,自函谷关向洛阳推进,司马颙调动大军二十余万,也渡河南向洛阳。司马乂所能指挥的洛阳军队不下数万人,这是八王之乱以来人数最多的一次集结。
  二王的联军屡次为长沙王乂所败。但由于双方兵力悬殊,洛阳陷于包围之中。次年正月,东海王越擒长沙王乂,将其交给张方,被张方烧死。成都王颍入洛阳为丞相,但仍回根据地邺城,以皇太弟身份专政,政治中心一时移到邺城。
  东海王越对成都王颍的专政不满,率领禁军挟惠帝北上进攻邺城。荡阴一战,被成都王颍大败,惠帝被俘入邺,东海王越逃往自己的封国。
  但并州刺史司马腾与幽州刺史王浚联兵攻破邺城,成都王颍与惠帝投奔洛阳,转赴长安。永兴二年(305),东海王越又从山东起兵进攻关中,击败河间王颙。光熙元年(306),东海王越迎惠帝回洛阳,成都王颍、河间王颙相继为其所杀,大权落入越手中,八王之乱到此终结。八王者,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颍、河间王司马颙、东海王司马越。
  光熙元年 (306)惠帝被东海王越毒死。永嘉五年 (311),刘曜攻陷洛阳,怀帝被俘至平阳。五年后,即位于长安的愍帝投降于汉。
  西晋的政治、经济、军事措施,多沿袭曹魏旧章,又加以改革。
  中央最高官职有三公。尚书省长官有令、仆射,执行皇帝诏命,统领百官,处理政务。令以外有时设总录一人,或录尚书六条事若干人。前者地位高于尚书令,后者地位与尚书令大致相当。尚书左丞掌监察省内及群官。太康年间(280~289)尚书省所属有吏、左民、度支、五兵、田曹、殿中六曹,曹郎三十四人。掌任命官员的吏曹,在诸曹中最为重要。
  中书省的监、令掌起草诏令。侍中侍从皇帝左右,以备顾问,兼司谏诤和评议。尚书所奏文案若有不妥,侍中即加封驳。西晋时,尚书令一般地位在中书监令及侍中之上,只有贾后执政期间诏令多出中书,不经尚书省。还有御史中丞和司隶校尉,掌纠弹不法,廷尉掌断刑狱。
  西晋用人途径,除开府的三公自己辟召掾属和刺史举秀才,太守察孝廉外,仍袭用九品中正制。中正一般只注意被评定者家世的封爵与官位,很少注意真正才能。但州中正的作用加强,吏部选用任命之前,又须经司徒府核实九品的评定这些都是朝廷为了集中用人权力以加强控制。
  法制方面,西晋改变了秦汉以来律令不分的状况,把属于行政规章制度的条文独立为令,为后代所沿袭。晋律篇目体系比较完备,而条文大为减少。
  西晋规定,高官显爵者各按官品高下占有田地。第一品多达五十顷,二品四十五顷,以此类推,九品亦可占有十顷。
  西晋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以法令形式承认私家依附农民。高官可按官品高低庇廕亲族,多者荫九族,少者及三世,免除其租税徭役负担。为了耕种所占田地,还允许他们庇廕劳动人手,作为佃客和衣食客。限定第一、二品官占有佃客不超过十五户,第三品十户,第四品七户,第五品五户,第六品三户,第七品二户,第八、九品一户。
  虽然法令规定免除国家租税、徭役的户数,寓限制之意。但在占有大量田地情况下,高官显爵者仍拥有超过法令规定的依附人口。某些高官,朝廷赐给菜田、厨田,同时赐给从事耕种和其他劳役的田驺与厨士。地方政府与官吏,从朝廷获得公田与禄田。
  西晋灭亡七八十年后,南燕存在“百室合户,千丁共籍”的局面,正是西晋承认私家依附农民的恶性发展。
  在占有大量土地和依附人口的基础上,后汉、曹魏以来世代高官而且世袭封爵的家族,在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据有特殊优越地位,形成门阀士族。
  西晋本着古代一夫一妇耕田百亩的遗意,承认男子占有田地的限额为七十亩,女子三十亩。
  课租不问每户占田多少,按一丁交纳租谷。丁男五十亩,收租四斛。即课田每亩定额交租八升,改变了屯田民按收成比例纳租的方式。
  同时沿用曹魏之制,丁男之户交纳实物,称为调。户依资财贫富分为九等,调按户等收取,九等平均定额,大致每户年纳绢三匹,绵三斤,称为九品混通之制。这种田租、户调的名称与方式一直沿用到唐代。
  西晋时,世代为兵的士家(兵家)继续存在,同时也实行募兵,并徵发良人补充兵源。
  中央直辖部队,称为中军,宿卫宫殿和首都,分别由领军、护军、左卫、右卫、骁骑、游击等六将军统领。中军被派遣到地方驻屯或作战,则称为外军。领军、护军将军还主管武官的选拔任用。
  西晋初,刺史加将军号,统领州郡兵。平吴以后,刺史专理民事。另有都督某州或某几州诸军事,大都由诸王担任,驻守军事要地,统领州郡军队。他们有处死部下的权力,依使持节、持节、假节三级称号而范围大小不同。都督的主要僚属由中央任命,以防止都督专擅。都督起初不一定管地方行政,西晋末开始例行兼领治所所在的刺史职务。
  西晋分封宗室为王,封国内民户的租调,三分食一。东晋渡江以后九分食一。诸王主要职责在于分驻军事重镇。西晋初年所封诸王,其封国大都即在都督区内。八王之乱后期的主要人物齐王冏、成都王颍、河间王颙、东海王越皆是统领重兵坐镇许昌、邺、长安和下邳的都督,这时封国所在已经和都督区没有关系。
  惠帝时,人为祸患与疾疫饥馑等天灾频繁,百姓背井离乡,流离失所。各地方的统治者不但不妥善安置,反而迫使他们还乡,甚至滥加残害。如荆州刺史王澄沉溺巴蜀流民八千人于长江。
  各地流民不断反抗先后有太安二年 (303)张昌于安陆()光熙元年 (306)刘伯根、王弥于东莱等。
  但颠覆西晋王朝的根本力量是“五胡”中的匈奴与羯。“五胡”或加巴賨人称为“六夷”。
  西晋时北方、东北和西北,尤其并州和关中一带住着很多少数民族。江统曾说“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关中百余万口,“戎狄居半”。
  平吴以前,凉州鲜卑族人秃发树机能起兵反晋,不少羌胡人民参加(270~279年)。惠帝时,氐人齐万年在关中起兵(296~299年),“秦、雍、氐、羌悉反”。
  郭钦、江统都主张“徙戎”,即把与汉族杂居内地的少数民族集体迁徙到边远之地。他们预见到少数民族对统治的威胁,但建议都未见实行。
  惠帝永兴元年 (304),率领流民由西北进入益州的賨人李雄在成都称成都王,匈奴五部与杂胡的首领左贤王刘渊在左国城称汉王,这是少数民族最初建立的两个政权。愍帝降于汉,西晋亡。以后其他少数民族相继崛起,汉族张氏、李氏也先后在凉州据地自保,形成十六国局面。
  编辑本段|回到顶部东晋
  西晋覆亡后,少数民族竞相建立政权,战争不已。中原的汉族人士不愿受胡族统治,纷纷南迁。
  西晋时,北方诸州人口约七百余万。永嘉之乱后几次大批南渡者达九十万人,约占八分之一。东晋和南朝境内人民,大约土著占六分之五,北来侨人占六分之一。
  司马睿与封国琅邪的大族王氏建立默契,各自出镇南方要地,以预谋退路。早在永嘉元年 (307),司马睿已出镇建业。长安陷后,建武元年(317)睿称晋王,次年即帝位。
  西晋末年,江南也不平静。但孙吴以来的世族义兴周率领乡里私兵,支持司马睿。为司马氏政权的南迁扫除了障碍。
  东晋政权优遇南来的北人,在他们聚居的地方设立所谓侨州、侨郡、侨县。侨州郡县沿用北方原籍的旧名,但隶属关系极其错综复杂。
  有的侨州下只领侨郡、侨县,也有侨州下既领侨郡、侨县,也领实郡、实县。有的侨郡、侨县又隶属实州。实郡也有时领侨县,侨郡往往也领实县。有的侨郡县由于是高门大族的原籍,由侨郡县改为领有实土的郡县,而更多的侨郡县因不具备此条件,只有等待土断,以备领有实土。
  侨州郡县人民不属当地编户,豁免租赋、徭役,另立白籍,以别于土著的黄籍。侨人中的下层多投附世家大族,成为受其廕庇的户口。
  其上层亦即门阀士族,如琅邪王氏、颍川庾氏、陈郡谢氏、谯国桓氏等,都是司马氏政权依靠的主要力量,在中央和地方担任要职。
  此外,如祖逖、郗鉴、刘遐、苏峻等次等士族,则先在北方立堡坞自固,聚集宗族乡党数百以至上千家,然后南来,归附东晋。他们的武装成为早期抗胡的主要力量。
  江南广大土著人民是东晋王朝财政、徭役和兵力的主要来源,负担沉重。但东晋初年南方与北方民族明显对立,内部问题退居次要地位。东晋政权建立八十年之后,才爆发大规模起事。
  孙吴时大族的上层人物,对于司马氏被迫南来所建政权,起初并不竭诚拥护。如陆玩目王导为伧,拒绝与王氏通婚。晋元帝对于江南士族,如顾荣、贺循、纪瞻、陆玩等,渡江之初已加意笼络。元帝由于自己没有强大兵力,对于拥有武装力量的南方豪强,也不得不倚重。如周、甘卓、纪瞻。
  侨姓大族渡江后,避开江南大族的田园聚集之地,都深入到内地会稽、临海一带广占土地与山泽。政治上对南人更有戒心,如陶侃立大功后反被王敦从荆州迁官广州。元帝对义兴周氏心怀疑惮,以致周懮忿而死。沈充、钱凤怂恿王敦起兵反司马氏,陶侃对庾亮积怨之深,都反映侨人、南人之间的对立。
  晋元帝初年,有扬、江、荆、湘、交、广、宁、梁、益、徐、豫十一个实州,领九十六实郡,同时开始置立侨郡、侨县。至孝武帝太元四年 (379),有扬、江、荆、湘、交、广、宁、豫、徐九个实州,幽、燕、冀、青、并、雍、秦、梁、益九个侨州,领实郡八十四,侨郡四十余。
  东晋时侨州不冠南字,刘宋时侨州始冠南字,如南徐、南兖。东晋疆土缩小,而州郡之数远远超过西晋。刺史本人或所带将军府的长史、司马,往往兼任州治所在的郡守。州以上分区置都督,以刺史充任,有兼督数州以及某几州中的数郡军事,都督镇守之地常依形势变化而有改动。
  东晋仕宦途径大体不变。但此时已非西晋,元帝自称“寄人国土”,因而中央官制虽沿自西晋,然颇加简化,以求事权统一、行事简便。如光禄勋等九卿或省或并,地方官如郡丞亦曾省罢。
  魏晋以来尚书与中书、门下职责原有分工,起相互制约作用,而东晋的录尚书及尚书令有时兼中书监、令,尚书仆射有时兼门下、中书官职,但仍以尚书之职位为主。单任中书令者,多优游无事。
  扬州是政治、经济、军事重心所在,录尚书或尚书令,往往兼都督中外军事或数州军事、扬州刺史或丹阳尹等京畿地方长官,以控制实权。所以东晋大权集中于宰相,与西晋的皇帝集权,尚书、中书、门下并立,互相牵制的形势不同。
  成帝咸和五年 (330),始度百姓田收租,改变西晋课田每亩税米八升办法,大率每亩税米三升。户调可能仍沿西晋每户绢三匹、绵三斤之制。
  孝武帝太元二年(377) 废除度田收租制,以口为对象,王公以下口税三斛。八年,又增税米每口五石,大抵比西晋时赋税为重。
  东晋的徭役也极繁重,孝武帝时“殆无三日休停”。东晋户口应不少于东吴时,而桓温上疏说当时户口凋寡,不当汉之一郡。这主要是由于依附人口太多。
  东晋规定给客制度,品官可以庇廕流民为佃客,政府所承认的荫占佃客数字又比西晋增多。而官僚贵族所廕庇的佃客,还远不止于规定的数字。他们不负担国家的租税徭役,但须把收获的一半交给主人。
  兵户依然存在,同时也以逃亡农民、罪犯及其家属、被俘少数民族、豁免的奴隶等色人为兵。招募的军队也占重要地位,如著名的北府兵,就是招募劲勇组成的。
  东晋疆域狭窄,贵族官僚大量占山固泽。世家大族大量庇廕人口,未入私门的侨人流民,又不编户贯,影响政府的财源与兵源。
  成帝咸和时(326~334)已开始实行土断,即把侨人从白籍移入黄籍,成为所居地方的正式编户,纳税服役。在实行土断的同时,必然也搜检官僚贵族隐匿的户口。桓温、刘裕执政时期,两次大规模实行土断,收到“财阜国丰”和开拓兵源的效果。
  东晋存在北人与南人、士族上层与下层、皇室与士族、中央与地方等错综复杂的矛盾。
  “王与马,共天下”说法,既反映王氏扶持司马氏政权,也反映皇室与侨姓大族的矛盾。元帝对王敦和简文帝对桓温,都曾有过“请避贤路”的表示,为君臣关系所罕见。“君弱臣强”的局面,是司马氏与士族“共天下”的结果。
  王敦担任都督江、扬、荆、襄、交、广六州军事、江州刺史,拥重兵镇守武昌。元帝畏恶王敦,任用刘隗、刁协与之相抗。刘、刁维护皇室威权,“崇上抑下”,大批徵调士族的奴僮和依附的客,以充兵役。
  永昌元年(322),王敦以问罪于刘隗、刁协为名,起兵攻下建康,杀死刁协等。又从武昌移镇姑孰,自领扬州牧,集大权于一身。两年后王敦病故,虽被遣责为叛逆,琅邪王氏的地位却未受任何影响。
  成帝即位年幼,舅父庾亮执政。北宋来的寒族苏峻、祖约都拥有重兵,分别驻在历阳和寿春。他们不满大族庾亮、卞壸等人的排挤,咸和二年 (327)起兵进攻建康。江州刺史温峤乞援于荆州刺史陶侃,联合击败苏峻。
  陶侃死后,庾亮代为江、荆、豫三州刺史,既拥强兵据上游,又执朝廷大权。他代表皇室利益,与王导产生对立。但在冲突表面化之前,王导、庾亮相继去世。
  桓温继庾氏之后据有荆楚,又领扬州牧,也集内外大权于一身,企图夺取司马氏政权。桓温先废司马奕为海西公,立简文帝,实则企望其让位于己。穆帝时,简文帝为会稽王辅政,任用殷浩以抵制桓温,但未成功。庾氏家族中,多人被桓温杀害,桓温病中要求朝廷赐他“九锡”,以为禅让的前奏。由于谢安等人的拖延策略,桓温不及待而死。
  谢安辅政,侄儿谢玄在肥水之战中立了大功。但孝武帝的兄弟会稽王司马道子排斥谢氏。东晋前期,政权一直在大族手中。肥水战后,转入孝武帝及司马道子之手。战后两年,谢安被迫避往广陵,不久死去。战后四年,谢玄又从边境要地彭城被调移内地任会稽内史。
  以后桓温的幼子桓玄又以荆州为据点,攻入建康,杀司马道子父子,总揽朝权。元兴二年(403),桓玄称帝,国号为楚。刘裕从京口起兵讨伐,桓玄退归江陵,失败被杀。
  东晋政权所受外部威胁,主要来自黄河流域的胡族和长江上游(益州)的政治势力。
  北人南渡之初,上下同仇敌忾,要求驱逐胡人,返回故土,祖逖可为代表。祖逖从淮水流域进抵黄河沿岸,联系保据坞壁不甘臣服胡族的北方人民,谋划恢复中原,经营达八年(313~321)之久。当时北方匈奴刘氏与胡羯石氏相争,形势有利于东晋。但元帝无意北伐,对祖逖所需人力物力都不予支持,加以皇室与王敦矛盾尖锐,祖逖备遭掣肘,壮志未伸而死。
  石氏兵力一度威胁江南,后赵建国,据有幽、冀、并诸州后,军事优势更为显著。庾亮、庾翼虽先后拟议北伐,由于力量对比悬殊,都未实现。石虎死后,河北大乱,西晋遗民二十余万口渡河欲归附东晋。褚裒北伐,先锋达到彭城,战败退回。以后北方前燕与前秦东西并立,殷浩北伐也屡次失败。
  永和十年 (354)桓温伐前秦,深入敌境,但未乘胜夺取长安,只徙关中三千余户而归。两年以后,又伐前燕,夺取了洛阳,但不久复归于燕。太和四年(369)再度北伐,到达距前燕首都邺不远的枋头,未再前进,退败于襄邑。桓温晚年藉北伐以树立威名,谋求禅让,但未成功。
  前秦苻坚吞并前燕(370年)后,屡次南向出兵,意图统一南北。太元八年 (383),苻坚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威胁江南,谢玄率北府兵以寡敌众,肥水一战秦军大败。乘前秦衰弱,后秦姚氏占有关中,后燕慕容氏立国河北,东晋虽暂时解除了大军压境的威胁,并未能在北伐事业上有所进展。
  义熙六年(410)刘裕灭南燕,此后青、兖等州归属南方五十余年。十三年,灭后秦。由于关中悬远,东晋很难从江南遥控,刘裕又忙于南归夺取政权,无意进一步恢复中原,一度收复的长安与洛阳,随即为赫连夏与北魏所得,终东晋之世,未能长期恢复西晋的两京。
  江南政权稳固与否,和长江上游益州的归属很有关系。成汉李氏据蜀三十年,永和三年 (347)桓温西征灭之,巩固东晋政权。二十六年以后,益州又被前秦占领,肥水战后才复归东晋。到义熙元年,谯纵据益州,又从东晋分裂出去。刘敬宣一度攻益州,距成都五百里而败还。及至九年,刘裕西征,灭谯氏,从此益州再归东晋统治。
  东晋百年间,益州不受其统治的期间达五十年。只是由于占有益州的势力未与北方密切联合,不具备能顺流东下、吞并江南的实力,东晋政权才得免除来自益州上游的后顾之懮。
  隆安三年 (399)爆发了孙恩、卢循民变,持续近十二年,司马氏政权受到沉重打击。孙恩死后,桓玄起兵称帝。刘裕对内镇压孙恩、卢循民变,讨平桓玄,对外北灭南燕,西平谯纵,江南政权摆脱了最直接的外部威胁,得到稳定。灭后秦之后,420年刘裕取代了东晋。
  两晋一百五十年间,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贡献。
  两汉经学这时已经衰落,但儒家经典的研究并未中断。西晋流行郑玄注,东晋流行王肃注。后代传习的《左传》杜预集解、《谷梁传》范宁集解、《尔雅》郭璞注,都出于晋人之手。
  晋代史学颇为发达,晋人所撰古代和当代史的书极多。其中西晋陈寿的《三国志》、东晋干宝的《晋纪》、孙盛的《晋阳秋》、常璩的《华阳国志》,都为当时和后代所推重。
  荀勗继承刘向以来的图书目录之学,改变图书七种分类为甲乙丙丁四部,亦即经、史、子、集四大类。千余年来,这种分类法未全废弃。史部著作从经书独立出来,自成一类,也自晋代始。
  由于门阀士族的兴盛,重视世系谱牒,西晋挚虞曾撰《族姓昭穆记》,东晋贾弼始创谱学,齐梁时人继承,近二百年不衰。
  咸宁五年 (279)汲冢发现竹简所写古籍,有《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
  裴秀绘制《禹贡地域图》,定出制图的六条原则,成为一直沿用到明末的中国绘制地图的基本方法。
  曹魏时兴起的玄学,在西晋仍然是盛行的显学。它以老庄思想为骨架,讨论中心为“本末有无”问题,即有关天地万物为何如此存在和如此存在又有何根据的问题,是研究远离“世务”和“事物”的哲学本体论。西晋谈玄学知名的有裴頠、郭象,东晋有张湛。
  玄学是先秦两汉哲学发展的结果,提出了新的讨论对象、概念、范畴、方法,形成思辨性较强的哲学。对于中国哲学的发展和魏晋南北朝时期思想的解放,都起了积极作用。
  西晋在文学方面也有其独特成就。一般而言,西晋人的诗文多重词藻雕饰及写作技巧,但也出现了左思、刘琨这样的作家。
  左思以咏史诗形式抒发怀抱,表达对当时社会的不满,诗风雄健高远,超越前人。刘琨在民族矛盾尖锐的情况下,身处斗争前沿,写下不少悲凉慷慨的诗歌。
  西晋以文学知名的,还有陆机与潘岳,他们的作品都以艺术技巧取胜。
  陆机有《文赋》讨论文学内容与形式、创新与承袭等关系,声律的作用,文体的分类,等等。挚虞有《文章流别集》及《文章流别志论》,实即包含作品选、作者略历及各种文体的评论,惜其书失传。陆挚两家著作的出现,标志着西晋时文学和史学一样,独立于经学之外,开始成为系统研究的对象。陆挚两家是《文心雕龙》与《文选》的先驱。
  由于玄学影响,东晋诗歌作品多理过其词,淡乎寡味,但也出现了陶渊明这样的田园诗人。陶渊明的诗歌是他全部生活和对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关于农事的歌咏、景物的描写、遗世独立的艺术风貌,都对后代诗人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到晋代仍不断有僧人西行求法。东晋末法显赴天竺,历尽艰险,刘宋禅代后始归,携来当时急需的律藏。还撰佛国记,极具史料价值。
  西晋佛教的发展,中国僧人的贡献渐多。道安在襄阳编定的《综理众经目录》成书于东晋宁康二年 (374),为中土第一部佛经总目。不仅标列岁月,还评论译笔,对后汉以来传译的佛经做了总结。道安还制定僧徒戒规,组织僧人四出传教。
  在佛教教义与佛教哲学方面,慧远宣传因果报应,以为轮回转生是人生最大痛苦,应当信佛修持,超出轮回,求永远解脱。
  僧肇撰《不真空论》,主张万物无真实性,但并非不存在,万物皆虚妄不真而空,是不真的存在。
  道生提出人人皆可成佛,又主张顿悟,以为真理玄妙一体,不可分割,因此悟证真理才能顿悟而成佛。
  西晋时天师道流行,为王谢等高门所信奉。葛洪的《抱朴子》内外篇,内篇论述神仙方药、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外篇则主要为儒家和刑名家观点的政论。
  葛洪还着有《肘后卒急方》,讲述各科病症的治法与药方,对结核性传染病和天花已有记载和认识。
  王叔和的《脉经》总结西晋以前脉学经验,是现存最早脉学专著。
  皇甫谧撰《针灸甲乙经》,是中国针灸学的重要著作流传到朝鲜、日本等国。
  绘画方面,人物画像仍是流行题材,晋宋之际才出现山水画。著名画家顾恺之强调人像画传神之处全在目睛,指出了绘画技法要领。
  书法自后汉以来被作为艺术来欣赏,晋代索靖、卫夫人和王羲之、献之父子有关书法的理论和笔法,都为后代所重视,影响广泛。
  共154年。
  晋朝分西晋和东晋。
  西晋:公元266年,司马懿孙司马炎废魏称帝,建立晋朝,史称西晋。司马炎 即晋武帝。到316年,匈奴贵族攻破长安,俘虏晋愍递,西晋灭亡。
  东晋:公元317年,西晋皇室司马睿,以建康为都城,建立晋朝,史称东晋。420年,掌握实权的大将刘裕,废晋帝自立,东晋灭亡

  故,共154年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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