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贫富、等贵贱”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具体化
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长期处于封建王朝的统治之下，封建地方阶级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使广大人民群众常常处于衣不蔽体、食不裹腹的饥寒交迫的生活之中，尤其到封建王朝的家庭统治的末期，政治统治、经济压迫，使社会民不聊生，人民群众被逼上梁山，一次又一次的农民起义，无不以“均贫富、等贵贱”为旗帜，贫苦的农民一呼百应。
人类自组成社会，从生存的角度讲，由于生产水平的低下和个人生存能力的低下，加之母系社会的发源，从家庭而氏族而部落而社会，“集体主义”成为人们生存、社会发展的精神和物质源泉，是人们在实践过程中，对自己、对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对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朴素而深刻的认识。而这种“集体主义”形成、发展、传承的条件，就是集体中的所有人‘均贫富，等贵贱”，即是后人总结的所谓“原始共产主义”。在这样的集体中，所谓领袖、干部、负责人所拥有的只是责任——让这个集体生存、发展的责任，让这个集体，保持“均贫富、等贵贱”的责任。也可以说：均贫富、等贵贱，是社会发展的最初的原始动力。人们之所以相信、维护这个集体，就是因为这个集体无论在任何种情况下，可以保证每一个生命个体生存与发展权的平等的实现。这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原始形态和从未变异的DNA。
而每一次农民起义，便是这一原始形态的回归和这一从未变异的DNA的重生。这正是“均贫富、等贵贱”这一口号具体影响力与号召力的原因所在。它经过长期的社会发展，已经从一种社会质变成了一种遗传质。不平则呜——，平者，均、等也。
“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造成目前贫富差距越拉越大、腐败现象愈演愈烈的理论根源！这个理论即没有说哪一部分应该先富起来，也没有说怎么样富起来，更没有可操作性的政策进行相应的规范化管理，整个社会在“谁发家谁英雄，谁受穷谁狗熊”反社会理念和“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黑社会哲学支配下，因而导致官商勾结、黑社会、黄赌毒都成为先富起来的人！特别是“先富带后富”，这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混乱的。自私是人的天性，在人类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先富带后富的例子！如果先富可以带后富，西方发达国家都富了数百年了，为什么世界上还有那么多落后国家？即使在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皇亲国戚、贪官污吏、地主都早就富起来了，你听说过他们“带后富”的例子了吗？国民党统治时期，蒋宋孔陈四大家族都富可敌国了，如果他们想着“带后富”，中国共产党人就不可能动员起穷苦百姓起来革命！还用得着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吗？到共产主义阶段人们的觉悟也许可以达到这种程度，但在私有制条件下，人们的觉悟永远也不可能达到“先富带后富”的程度，何况眼下只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不患贫而患不均！不均，这是中华民族数千年社会动荡的政治原因。不是财富多少的问题，说到底，是权利如何公平、公正分配的问题。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统治并没有很好解决这一问题，历代的统治者，一直到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都因此无法跳出中国政治历史的那个“怪圈”。只有到了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实际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从而使中国革命在全国各族、各界人民的全力相助之下，二十几年就夺取在全国的胜利。新中国建立后，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以全国一盘棋的思路合理地分配权利（社会资源），各地区、阶层差距不大，较好地解决了不患贫而患不均这个历史难题。这是中华民族社会稳定的核心问题。但也不是绝对平均主义。由于那个时代的经济基础才建立，社会财富还不多，再加之国际上政治、经济因素对中国生存与发展的严重制约，造成生产力的发展严重滞后于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状况，所以大家都比较清贫。但我们应该知道，生产力的提高也是需要一个过程的。遗憾的是毛泽东没有等到这个时机。现在过于强调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从而造成各地区之间越拉越大的贫富差距，也自然形成各地区不同阶层的贫富差距。这是中国走向动乱的信号和导因！因为地方政府对地方自主权的理解就是——我就是这儿的皇帝！什么国家利益、人民利益根本不在地方政府的考虑范畴内，他们想要的只是“权利”，而不是“责任”。或者说，有意地把“责任”偷换成了“权利”。“责任”代表着“付出”，而“权利”对应着“享有”。因此，从社会管理的角度讲，对其成员的教育，不应该是“权利”的使用，而应该是“责任”的恪守。
资本主义制度无法解决的，生产资料个人占有与生产方式社会化之间的矛盾，正是由于个人占有生产资料，从而导致社会为全体社会成员“尽责”的物资基础的缺失，造成社会矛盾的不可调解。因为社会资源，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中的“生产资料”，大部甚至全部被个人占有，而作为社会管理者，没有了利用这些资源（生产资料）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物质文化需求的前提，必然造成与生产方式社会化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因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中，生产的社会化，是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最优方式，而生产的社会化，必须依靠社会管理机构的组织与协调，但作为社会生产的生产资料却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这些少数人追求资本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与社会管理的公平、正义的职能，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种种冲突，解决这种冲突的最终办法，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推翻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制度，使生产资料真正为全体社会成员所拥有，从而使社会管理者，能够运用这些生产资料，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物质文化需求，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没有对于生产资料的占有，社会管理者，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物质文化需求，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也就失去了保证社会公平与正义的物质前提！正是在这个特定的意义上，毛泽东同志才将马克思主义通俗化，向广大人民群众通俗易懂地讲解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指南的精髓所在：“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句，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只有通过“造反”的方式，才能打破私有制，使社会资源归全体社会成员所有，使社会管理者能够利用社会资源，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物质文化需求，从而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什么是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从这个角度讲，就是社会成员，平等地分享社会资源（通过生产资料的社会化生产）所带来的物质文化成果！由此，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过程与目的言简意赅地概括为两句话：“我们不但要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毛泽东同志集毕生之精力，创立中国共产党并带领全国人民，做的就是这两样两件事，而且取得令世人瞩目，并且使全国人民共享了这场革命的实实在在的阶段性成果。这正是毛泽东及其创立的中国共产党得到全国人民拥护与爱戴的原因所在——尽社会管理者的责任，让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社会资源（生产资料的社会化生产）所带来的物质文化成果，从而达成了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但这并不是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怀与抱负的全部，他们的胸怀与目标绝不是让中国人民永远地享用低水平的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周恩来总理，在四届全国人大会议上，宣布的中国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向全世界展示了他们作为社会管理者的责任意识让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远大前景。
“均贫富，等贵贱”是中华民族数千来形成的公认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理想！因为“均贫富、等贵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具体化。但“均贫富，等贵贱”并不是绝对平均主义，也不是抹杀个体差异与分工差异，这是保证社会和谐的大前提，是人类社会的最原始、最朴素、最合理、最科学的社会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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