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解放个性舒展
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王羲之父子的字,顾恺之和陆探微的画,戴逵和戴颙的雕塑,
嵇康的广陵散(琴曲),
曹植、阮籍、
陶潜、谢灵运、鲍照、谢朓的诗,郦道元、杨炫之的写景文,云岗、龙门壮伟的造像,洛阳和南朝的闳丽的寺院,无不是光芒万丈,前无古人,奠定了后代文学艺术的根基与趋向.
因为乱世太长 ,社会心理情绪转向内化,思索人自身以及从自我角度看人与世界的关联,文学史人学,不是治理之学和蒙混之学,关照人、关照个体与生命的思想和文艺出现,因此是文史的自觉。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乱世”。深刻地影响了文人的心态与精神风貌,同时也影响到整个文学创作的主题、题材与作品的基调。因为战争造成的大量的人口死亡,使心灵敏感的文人普遍地感受到了人生命的脆弱、命运多变难卜,人生祸福无常以及生命个体面对多变的时代的无能为力,于是,我们便在魏晋南北朝文学里看到了一些集中的文学主题,如生死主题、游仙主题及隐逸的主题。在乱世之中,文人的生活方式表现为或慷慨悲歌、或任诞放达、或及时行乐,追求声色,而文学风貌也呈现出或梗概多气、或隐约曲折、或绮丽华靡的特点,这些都和特定的时代背景相关。这一时期在哲学思想领域的特点是,思想活跃,各种思潮纷纷兴起。简而言之,可概括为儒学衰微、玄学兴起,佛、道二教广泛传播。 自从
汉武帝始,儒家思想作为一种官方
意识形态一直居于支配地位,汉末
黄巾起义动摇了两汉数百年间儒学独尊的地位。
曹操提倡法治,用人唯才,而选拔“不仁不孝,而有
汉国用兵之术”(《求逸才令》)的人,则加速了儒学的衰落。儒学的地位一旦打破,人的思想一旦从桎梏中解放出来,于是便出现了思想界的活跃局面,各种“异端”思想便流行起来。
魏晋南北朝时期,汉大一统集权政治的衰落,传统儒家文化和经学统治的松动、长期稳定的家族地位,支离破碎的社会格局,纷乱无序的社会现实,使曾经有权的,有钱的,有文化的等一些特殊阶层自然而然的开始对生命价值和生命本体的探寻与思考,这就是所谓的“人的觉醒”。这种“人的觉醒”虽然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集团中有着很大的不同,但它无论如何是一次重大的历史进步。
这时代以前——汉代——在艺术上过于质朴,在思想上定于一尊,统治于儒教;这时代以后——唐代——在艺术上过于成熟,在思想上又入于儒、佛、道三教的支配.只有这几百年间是精神上的大解放,人格上思想上的大自由.人心里面的美与丑.高贵与残忍、圣洁与恶魔,同样发挥到了极致.这也是中国周秦诸子以后第二度的哲学时代,一些卓超的哲学天才——
佛教的大师,也是生在这个时代.
这是中国人生活史里点缀着最多的悲剧,富于命运的罗曼司的一个时期,
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南北朝分裂,酿成社会秩序的大解体,旧礼教的总崩溃、思想和信仰的自由、艺术创造精神的勃发,使我们联想到西欧十六世纪的“
文艺复兴”.这是强烈、矛盾、热情、浓于生命彩色的一个时代.
但是西洋“文艺复兴”的艺术(建筑、绘画、雕刻)所表现的美是秾郁的、华贵的、壮硕的;魏晋人则倾向简约玄澹,超然绝俗的哲学的美,晋人的书法是这美底最具体的表现.
这晋人的美,是这全时代的最高峰.
《世说新语》一书记述得挺生动,能以简劲的笔墨画出它的精神面貌、若干人物的性格、时代的色彩和空气.文笔的简约玄澹尤能传神.撰述人刘义庆生于晋末,注释者刘孝标也是梁人;当时晋人的流风余韵犹未泯灭,所述的内容,至少在精神的传模方面,离真象不远(唐修晋书也多取材于它).
要研究中国人的美感和艺术精神的特性,《世说新语》一书里有不少重要的资料和启示,是不可忽略的.今就个人读书札记粗略举出数点,以供读者参考,详细而有系统的发挥,则有待于将来.
(一)魏晋人生活上人格上的自然主义和个性主义,解脱了汉代儒教统治下的礼法束缚,在政治上先已表现于曹操那种超道德观念的用人标准.一般知识分子多半超脱礼法观点直接欣赏人格个性之美,尊重个性价值.桓温问殷浩曰:”卿何如我?”殷答曰:“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这种自我价值的发现和肯定,在西洋是文艺复兴以来的事.而《世说新语》上第六篇《雅量》、第七篇《识鉴》、第八篇《赏誉》、第九篇《品藻》、第十篇《容止》,都系鉴赏和形容“人格个性之美”的.而美学上的评赏,所谓“品藻”的对象乃在“人物”.中国美学竟是出发于“人物品藻”之美学.美的概念、范畴、形容词,发源于人格美的评赏.“君子比德于玉”,中国人对于人格美的爱赏渊源极早,而品藻人物的空气,已盛行于汉末.到“世说新语时代”则登峰造极了(《世说》载“温太真是过扛第二流之高者.时名辈共说人物,第一将尽之间,温常失色.”即此可见当时人物品藻在社会上的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