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魏晋南北朝的时代精神

如题所述

精神解放个性舒展
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王羲之父子的字,顾恺之和陆探微的画,戴逵和戴颙的雕塑,嵇康的广陵散(琴曲),曹植、阮籍、陶潜、谢灵运、鲍照、谢朓的诗,郦道元、杨炫之的写景文,云岗、龙门壮伟的造像,洛阳和南朝的闳丽的寺院,无不是光芒万丈,前无古人,奠定了后代文学艺术的根基与趋向.
因为乱世太长 ,社会心理情绪转向内化,思索人自身以及从自我角度看人与世界的关联,文学史人学,不是治理之学和蒙混之学,关照人、关照个体与生命的思想和文艺出现,因此是文史的自觉。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乱世”。深刻地影响了文人的心态与精神风貌,同时也影响到整个文学创作的主题、题材与作品的基调。因为战争造成的大量的人口死亡,使心灵敏感的文人普遍地感受到了人生命的脆弱、命运多变难卜,人生祸福无常以及生命个体面对多变的时代的无能为力,于是,我们便在魏晋南北朝文学里看到了一些集中的文学主题,如生死主题、游仙主题及隐逸的主题。在乱世之中,文人的生活方式表现为或慷慨悲歌、或任诞放达、或及时行乐,追求声色,而文学风貌也呈现出或梗概多气、或隐约曲折、或绮丽华靡的特点,这些都和特定的时代背景相关。这一时期在哲学思想领域的特点是,思想活跃,各种思潮纷纷兴起。简而言之,可概括为儒学衰微、玄学兴起,佛、道二教广泛传播。 自从汉武帝始,儒家思想作为一种官方意识形态一直居于支配地位,汉末黄巾起义动摇了两汉数百年间儒学独尊的地位。曹操提倡法治,用人唯才,而选拔“不仁不孝,而有汉国用兵之术”(《求逸才令》)的人,则加速了儒学的衰落。儒学的地位一旦打破,人的思想一旦从桎梏中解放出来,于是便出现了思想界的活跃局面,各种“异端”思想便流行起来。
魏晋南北朝时期,汉大一统集权政治的衰落,传统儒家文化和经学统治的松动、长期稳定的家族地位,支离破碎的社会格局,纷乱无序的社会现实,使曾经有权的,有钱的,有文化的等一些特殊阶层自然而然的开始对生命价值和生命本体的探寻与思考,这就是所谓的“人的觉醒”。这种“人的觉醒”虽然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集团中有着很大的不同,但它无论如何是一次重大的历史进步。
这时代以前——汉代——在艺术上过于质朴,在思想上定于一尊,统治于儒教;这时代以后——唐代——在艺术上过于成熟,在思想上又入于儒、佛、道三教的支配.只有这几百年间是精神上的大解放,人格上思想上的大自由.人心里面的美与丑.高贵与残忍、圣洁与恶魔,同样发挥到了极致.这也是中国周秦诸子以后第二度的哲学时代,一些卓超的哲学天才——佛教的大师,也是生在这个时代.
这是中国人生活史里点缀着最多的悲剧,富于命运的罗曼司的一个时期,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南北朝分裂,酿成社会秩序的大解体,旧礼教的总崩溃、思想和信仰的自由、艺术创造精神的勃发,使我们联想到西欧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这是强烈、矛盾、热情、浓于生命彩色的一个时代.
但是西洋“文艺复兴”的艺术(建筑、绘画、雕刻)所表现的美是秾郁的、华贵的、壮硕的;魏晋人则倾向简约玄澹,超然绝俗的哲学的美,晋人的书法是这美底最具体的表现.
这晋人的美,是这全时代的最高峰.《世说新语》一书记述得挺生动,能以简劲的笔墨画出它的精神面貌、若干人物的性格、时代的色彩和空气.文笔的简约玄澹尤能传神.撰述人刘义庆生于晋末,注释者刘孝标也是梁人;当时晋人的流风余韵犹未泯灭,所述的内容,至少在精神的传模方面,离真象不远(唐修晋书也多取材于它).
要研究中国人的美感和艺术精神的特性,《世说新语》一书里有不少重要的资料和启示,是不可忽略的.今就个人读书札记粗略举出数点,以供读者参考,详细而有系统的发挥,则有待于将来.
(一)魏晋人生活上人格上的自然主义和个性主义,解脱了汉代儒教统治下的礼法束缚,在政治上先已表现于曹操那种超道德观念的用人标准.一般知识分子多半超脱礼法观点直接欣赏人格个性之美,尊重个性价值.桓温问殷浩曰:”卿何如我?”殷答曰:“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这种自我价值的发现和肯定,在西洋是文艺复兴以来的事.而《世说新语》上第六篇《雅量》、第七篇《识鉴》、第八篇《赏誉》、第九篇《品藻》、第十篇《容止》,都系鉴赏和形容“人格个性之美”的.而美学上的评赏,所谓“品藻”的对象乃在“人物”.中国美学竟是出发于“人物品藻”之美学.美的概念、范畴、形容词,发源于人格美的评赏.“君子比德于玉”,中国人对于人格美的爱赏渊源极早,而品藻人物的空气,已盛行于汉末.到“世说新语时代”则登峰造极了(《世说》载“温太真是过扛第二流之高者.时名辈共说人物,第一将尽之间,温常失色.”即此可见当时人物品藻在社会上的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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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8-05-21
解放、舒展、自由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历史上是社会动荡不安的时期,文人士大夫为了远离政治迫害,纷纷地采取了回避政治,对政治不闻不问及面向自然的生活态度。这些文人士大夫们特别崇尚老子、庄子的哲学思想,寄情于山水之间,追求一种清净无为的生活,美丽的山山水水成为文人、士大夫们从事休闲娱乐、审美静观的消遣对象。文人士大夫的旅游休闲意识比以往更加成熟,人们在游玩山水中领略玄趣,追求与道冥合的境界,力图使自己的精神回到自然状态之中去。当时社会政治动荡不安的现实和文人、士大夫们那种崇尚自然、田园生活的纯洁的心态,也直接促成了这一时期休闲思想的逐渐成熟。宗白华在《美学散步》中,曾对魏晋南北朝的艺术作了一个概括的描绘:“汉末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魏晋南北朝是一个艺术的自觉的时代,也是一个美学的自觉的时代,也是一个人的自觉时代。”
魏晋南北朝时期可以被视为我国古代休闲思想形成的重要时期,丰富的自然与人文旅游资源为休闲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这一时期的休闲思想主要体现在日益兴起的山水诗及田园诗的创作之中。登山玩水这种休闲方式很早就成为士大夫及贵族阶层享乐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政治上的不得意,往往使这些士大夫们将怀才不遇和怅惘之情凝聚于诗文之中。游山玩水这种休闲方式也常常使他们忘却胸中的苦闷与烦恼。因此,旨在描写山水之美的山水诗以及歌颂美好田园生活的田园诗便成为此时文学作品中最主要的创作素材。这一时期的著名的山水诗人的主要代表有谢灵运、鲍照、谢脁等人,他们是开创山水诗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北朝的郦道元、杨炫之的游记散文,不仅生动地描绘了自然景观,而且还描写人文景观,都是很有学术价值的佳作。而东晋末年的陶渊明,则另辟蹊径。他不肯为五斗米而折腰,便转而热爱大自然,赞美大自然,特别向往隐逸生活,“诗书敦夙好,园林无世情”,“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他开创的田园诗充满了对自然而又美好的田园生活的热爱。而他写的《桃花源诗并记》,勾勒出一个静谧、淳朴自然的“桃花源”理想的境界,实在令人神往!而郦道元与陶渊明不同之处在于他注重纪实的创作手法,陶渊明则注重对理想生活的描述。他们不仅为中国古代休闲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对近现代中国休闲思想也产生了深远。
第2个回答  2016-09-08
民族融合,五胡乱化,汉化过程。
第3个回答  2016-09-08
汉末魏初,在“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社会背景下面,建安文人的作品,具有“慷慨任气”这种共同的时代风格,其中曹操的诗歌,沉雄悲凉,反映了动乱的社会现实,表露了诗人渴望建功立业,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
魏晋之交,随着世风的变易,诗歌创作呈现出与建安时代不同的风貌。阮籍、嵇康的作品,或沉郁艰深,或风调峻切,他们继承了建安文学的优秀传统,进一步推动了五言古诗的发展。陶渊明的时代,“真风告逝,大伪斯兴”,他因贫而出仕,目睹官场黑暗,不愿同流合污,决心辞官归隐,保持自我的人格精神。他的田园诗描绘自然风光的美丽,歌颂田园生活的平和,也表现了亲身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喜悦和辛劳。创造了情、景、理交相融合,平淡和醇美统一的艺术境界。
南北朝时期,许多文人专力于文学创作,而主要运用的文学样式是诗歌和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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