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07-11-13
前亚洲经济已经基本趋于稳定，但是，由危机引发的全球
范围的理论大讨论却方兴未艾。
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复杂，影响重大，所涉及的
问题很多，加上每个讨论者的积极参与，因此形成了“百
家争鸣”的热烈场面。为了使读者便于理解这场讨论的内
涵，我把各种观点归纳为三个主要流派，简要地介绍其理
论要点和政策建议，并在最后阐述这场讨论的意义。
1、结构主义或主流学派
这一派人多势众，不仅包括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的专家
学者、政府官员和工商人士，还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等国际机构的大部分领导成员，甚至包括一些亚洲
国家的政府和民间人士。
这一流派主要从结构分析入手，认为亚洲金融危机爆
发的基本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金融、产业等
领域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问题。例如，政府与大企业的关
系过于密切，银行的管理和监督系统失灵，企业的借款和
投资战略失误，任人唯亲和贪污腐败盛行，等等。其中，
原先一直受到世人称赞的“东亚模式”也受到了严厉的批
判。他们认为，这种模式虽然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具有
明显的优势，但是它所固有的特点，即“政府主导”，经
过一定时期以后变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因为正是政府的
干预，才造成了市场机制的扭曲，影响了资源的合理配置，
加剧了原有的各种内部结构的缺陷，并最终为金融危机的
爆发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根据上述分析，这一派给亚洲国家提出的政策建议是：
放弃亚洲模式，采纳美国模式；同时进行各种结构性的改
革，特别要对政府的行为和作用进行严格的限制，大力削
减政府预算，并对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具体
的结构改革方案是由IMF制订的，目前泰国、韩国、印度
尼西亚等国的政府正在遵照执行。
2、市场主义或自由主义
这一流派人数不多，主要包括发达国家中的部分专家
学者和政府官员。
此派的基本特点是崇尚市场机制和自由竞争。在他们
看来，亚洲经济的基础是良好的，虽然这些国家的内部也
存在某些缺陷和问题，但是与金融危机的爆发并没有直接
的关系。因此，他们进行分析和说明的重点是，金融危机
的爆发实际上是市场机制、特别是国际金融市场机制发挥
作用的结果。
例如，他们中间有的人把国际金融市场的力量比喻为
“原子弹”，认为它威力无比，但又喜怒无常：如果市场
以赞许的目光看待一个国家的金融表现，那么这个国家的
经济就会稳定繁荣；如果市场下了相反的定论，那么这个
国家就会陷入灾难。例如，80年代的拉美各国、1994年的
墨西哥和去年的亚洲。
根据这一观点，他们提出了与结构主义完全相反的政
策建议：不论是危机的爆发还是经济的恢复，都应当顺其
自然，不必加以人为的干涉。因此，他们严厉地批评了IM
F的结构改革计划，认为它实际上等于代替亚洲政府对经
济实行了新的干预，其结果不仅对亚洲经济的恢复毫无帮
助，而且必然会影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同时，他们还指
出，IMF虽然给遭受危机最重的泰国、韩国和印度尼西亚
提供了数百亿美元的紧急援助，但是它与每天在国际金融
市场上流动的2万多亿美元相比，不过是九牛一毛，根本
于事无补。有些人甚至提议，应当解散IMF。
3、激进主义或新经济论
这一流派的人数也不多，但是成员比较复杂，既包括
亚洲国家中像马哈蒂尔那样的民族主义领袖，也包括发达
国家中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以及那些不同意结构主义
和市场主义的专家学者。
这一流派的特点是，强调指出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原
因在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实力的差异，以
及现行国际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内部缺陷。同时，他们论证
了弱小国家的政府对民族经济进行干预和保护的合理性与
必要性，并且试图提出一种与众不同的发展道路。例如，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认为，亚洲货币的暴跌是少数投机
家“人为操纵”的结果。他还指出，由于国际金融资本的
实力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因此后者甚至无力决定本国货
币的汇率水平。他原先的副手安瓦尔也指出，这些“邪恶
的”投机活动的成功证明了国际经济体系内部存在着严重
的缺陷。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亚洲国家领导人的观点，不仅得
到了发达国家中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们的支持，也得到了非
马克思主义学者和一些国际经济机构官员们的赞成。例如，
美国《波士顿环球报》的一篇文章指出，亚洲政府对经济
的管理虽然可能使某些私人企业的利益受到一定的限制，
但是它有利于保护社会和公众的利益。反之，不受管制的
贪婪必然导致不公正，而不公正又必然导致社会的不安和
动荡。世界银行副行长斯蒂格利茨也明确指出，亚洲金融
危机的原因不是由于政府的干涉过多，而是由于干涉过少，
比如在建立健全管理框架之前就取消了对外资的必要限制。
他进一步指出，许多人在批评亚洲各国政府的时候忘记了
一个基本事实，即每一笔贷款不仅要有借方，也要有贷方，
因此，对金融危机的发生，双方“共同负有责任”。
从上述观点出发，这一流派对结构主义和市场主义的
政策建议都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们认为，那两派的观点
和主张，实际上是有利于发达国家的贷款者，而不利于亚
洲国家。因此，他们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建立新的国际经济
机构，或者强化现有国际机构的职能，以便对短期国际流
动资本实施严格的管理和监督，防止亚洲式金融危机的再
度爆发。而且，最近马来西亚政府已经对外国资本实施了
管制；香港特区政府也进入股市，与国际投机资本进行了
直接的较量。
综上所述，当我们分别考察这三个主要流派的时候，
可以发现它们各自都包含着合理因素，因为它们都在一定
程度上揭示了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并且提出了对策
建议。不过，当我们把它们综合起来的时候，也可以发现
各派之间存在着许多难以调和的分歧。
尽管如此，通过一年多来的激烈辩论，各派的观点得
到了比较充分的阐述，相互之间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理解
和接近。例如，不少发达国家的专家学者和国际机构也意
识到了短期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带来的巨大的破坏性，因此
对原先一味责怪亚洲的做法进行了自我批评。同时， IMF
也逐渐发现当初制订的结构改革方案过于简单生硬，并没
有使亚洲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得到明显的改善，因此它已经
准备进行调整。同样，亚洲领导人在怒斥了西方“邪恶的”
投机家们之后，冷静下来也看到了自身的毛病，因此在韩
国和泰国等亚洲国家，新当选的领导人已经开始了反对贪
污腐败的运动。与此同时，著名的国际金融家绍罗什本人
也坦率地提出警告说，不要盲目相信市场机制，因为它不
会自动纠正其无节制的状况。
当然，由于各个流派的理论依据不同，政策主张各异，
因此目前还没有取得一致的见解；加上各国经济利益的矛
盾，因此许多合理建议也依然停留在讨论阶段。
最后，我想指出的是，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已经
先后波及到了日本、俄罗斯、南亚、南非和拉丁美洲，现
在又波及到了美国，因此，上述各个理论流派在争论的过
程中也在随时补充新的材料，并且对各自的观点和建议不
断地进行着修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去年爆发的亚洲
金融危机，不仅仅是“亚洲”的，也不仅仅是“金融”的，
在本质上，它是现行国际经济体制和现有经济理论的危机。
因此，这场深入和持久的理论大讨论不仅具有重大的现实
意义，而且，由此产生的思想解放和可能出现的理论突破，
也必将对亚洲和世界的前途产生深远的影响。
创造了战后经济奇迹的日本，进入九十年代后，泡沫经济的负面效应越来越明显。当亚洲金融风暴刮到日本列岛，这种负面效应和经济结构的深层矛盾终于激化，1997年11月以后，中小金融机构一个接一个地倒闭，金融业的核心也很快遭殃。11月3日，负债累累的三洋证券公司宣布破产。日本大藏省立即指示几家大银行筹措补偿资金，并特别允许三洋证券公司在4日以后继续进行偿还资金和有价证券的业务。
消息一传出，4日清晨，投资者纷纷赶来，在三洋证券公司的各个分店前排起了长蛇阵，公司职员不得不靠发号码来维持秩序。虽然公司一再保证全额退还投资金额，但拥挤在店门前的投资者还是非常紧张。
紧接着，日本第十大商业银行北海道拓殖银行、第四大证券公司山一证券公司等，如多米诺骨牌一个个地倒台破产。到年底，日经指数比上一年下跌了百分之二十五。到1998年，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全国共有两万多家企业倒闭，负债总额超过十三万亿日元。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第2个回答 2007-11-19
亚洲经济危机给中国的启示
尽管中国经济有着坚强的内部动力，外部影响也不容忽视。谈到中国当今的经济环境，不能不涉及来自东南亚的金融危机，这场危机给中国的启示也是多方面的，在阿根廷外交学院最近举行的中国研讨会上，美国加州大学教授、世界银行高级顾问、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巴里．霍顿在会上作了如下发言。
由于改革使得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联系日益密切，亚洲经济危机使得中国经受了近代史上第一次真正的外部冲击，但同样为中国提供了近代史上第一次体现一个真正大国在世界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在亚洲地区发挥领导作用的大好机会。危机中，中国对亚洲国家慷慨解囊，帮助他们渡过难关，确有大国风范。由于日本在危机中的种种不佳表现，其国内经济政策屡屡失误，使得中国有机会填补它所留下的大国责任真空。
亚洲经济危机同时也向中国领导人发出了警告，因为这场危机不但显示了那些国家经济改革的问题，同时反映了他们的政策缺乏连贯性、失误和政权腐败等政治问题，不能因为他们曾经创造过经济奇迹，就原谅他们政治上的失误，否则迟早也会出现危机，从而导致丧失以前所取得的全部成果。
危机已使得中国领导人意识到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正确性，提醒中国领导人必须继续进行困难的改革，改革必须小心翼翼，任何一点微小的疏忽都是十分危险的。
中国与陷于危机中的亚洲国家经济结构和模式相同、金融体制类似，出口大都基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寄希望于吸引大量外资，资本市场不发达，银行体系不健全，银行接受政府的支配，各级政府介入银行贷款决定，银行贷款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值相当大。这次中国之所以在这场危机中受害较小，主要是因为其金融体系尚较为封闭。
危机告诉中国领导人，他们将迅速面对金融体制改革带来的压力，失业和腐败在人民中所造成的不满，世界其他国家经济波动的影响，必须妥善解决国内各种社会差别加剧、失业等社会问题，在这一变革的特殊时期，必须谨慎地加强政治领导和控制，以保证改革深入进行。
经济危机在亚洲一些国家出现之后，中国为了避免经济步入萧条，采取了某些刺激性措施，如加大投资、降低利率、推动房改，放宽外资条件、提高出口退税等。但政策制定者们面对着一个十分现实的难题：一方面要放宽宏观经济环境，增加信贷以促进经济增长，而这样做必然会软化银行对企业的贷款条件，危及到迄今在国有企业和金融体系改革已经取得的成果。
亚洲经济危机影响了中国的国内需求，失业增加的程度之大、速度之快为中国领导人始料所不及，这已成为今后改革的重大障碍。政府面临最严重而紧迫的是失业问题。城市失业人数飞快增长，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和城乡矛盾。
国有企业的整顿，除去必须面对本身的问题以外，还将必须面对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矛盾，各级政府官员的腐败问题。
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各级政府的利益密切相关，目前在中国，凡是从国有企业得益多的地区，那里改革形势就好。目前国有企业的整顿在经济发达地区进展快，落后地区进展慢。各级官员的腐败不但妨碍改革进度，而且在改革过程中不断出现舞弊现象，损害了国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