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这种文体的创始人是谁?

宋词这种文体的创始人是谁?
谁可以被称为词祖词宗?

宋词
宋词是继唐诗之后的又一种文学体裁,基本分为:婉约派、豪放派两大类

婉约派的代表人物:南唐后主李煜、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等

豪放派的代表人物:辛弃疾、岳飞等

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皇冠上光辉夺目的一颗巨钻,在古代文学的阆苑里,她是一块芬芳绚丽的园圃。她以姹紫嫣红、千姿百态的丰神,与唐诗争奇,与元曲斗妍,历来与唐诗并称双绝,都代表一代文学之胜。远从《诗经》、《楚辞》及汉魏六朝诗歌里汲取营养,又为后来的明清对剧小说输送了有机成分。直到今天,她仍在陶冶着人们的情操,给我们带来很高的艺术享受。

词的初期极尽艳丽浮华,流行于市井酒肆之间,像曾因写过"且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而得罪了当时皇帝的柳永,郁郁不得志,一生就流连于歌坊青楼之间,给歌妓们写写词,所谓"凡有井水饮处,必有柳词"之说,以至于宋朝的一个宰相(他的名字我不太记得了,好像叫什么宴殊的在当上宰相之后,他对于以前所做的词都不承认是他写的.我们也都知道,宋朝的艳妓之多,水平之高为其他朝代所罕有,她们和宋朝的士大夫们一起,构成了宋朝的享乐主义,虚华的文化.

一个朝代,一个国家,若强盛,那么它在文与质两方面是并重的,这里文指的是文风或者说一个社会的风气吧,我们知道,一个人若专门读书,钻研学问的话,那么就必须脱离生产劳动,也不能去打仗,这在宋朝就叫做"养士""八股"确立之后,天下的秀才就专门来钻这个东西捞取功名利禄养活自己,所以也就没得工夫去思考事情,去造反了,如果一个国家"文风"越盛,那么做实事的人就越少,这个国家也就会出问题了.历朝写诗的人很多,宋诗也很有名,为什么独独诗以 "唐"命名呢?唐诗就算是歌颂风花雪月,也有一股质朴的美,透露出这个民族质朴,粗野与宏伟的气魄,而宋词则是比较多矫饰浮夸的文风,一个国家的文化若是推动这个国家的发展的,那么它就是强势的,有生命力的,

在进化论和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如果”和“假设”,只有残酷的现实,宋朝被野蛮民族灭掉,这就是结果,而士大夫群体人格的堕落,从这个帮闲享乐的社会就开始出现征兆了。

词牌名的来历

渔歌子:又名《渔父》。唐教坊曲名,词调由张志和创制。

潇湘神:又名《潇湘曲》。唐代潇湘地带祭祀湘妃的神曲。

长相思:调名取自南朝乐府“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原唐教坊曲名。

望江南:本名《谢秋娘》,李德裕为亡妓谢秋娘作,因白居易词中有“能不忆江南”,而改名《忆江南》,又名《梦江南》《望江南》《江南好》等。

谒金门:原唐教坊曲名,敦煌曲辞有“得谒金门朝帝廷”句,疑为此词调本意。

苍梧谣:通称《十六字令》。

如梦令:后唐庄宗李存勖创制,因词中有“如梦,如梦”而定名。

青玉案:调名出自汉张衡《四愁诗》:“美人赠我锦绣段,何以报之青玉案”。

八声甘州:依唐边塞曲《甘州》改制而成,因上下片八韵,故名八声。

念奴娇:念奴,唐天宝年间著名歌妓,曲名本此。

天仙子:原唐教坊曲名,本名《万斯年》,因皇甫松词有《懊恼天仙应有以》句而改名。

水调歌头:唐大曲有《水调歌》,是隋炀帝开凿汴河时所作,此调是截取其开头一段另制的新曲。

菩萨蛮:原教坊曲名,又名《子夜歌》、《巫山一片云》等。据记载,唐宣宗时,女蛮国入贡,其人高髻金冠,璎珞被体,故称菩萨蛮队,乐工因作《菩萨蛮曲》。

钗头凤:取无名氏《撷芳词》“可怜孤似钗头凤”为调名。

西江月:调名取自李白《苏台览古》“只今唯有西江月,曾照吴王宫里人”。

临江仙:原唐教坊曲名,最初是咏湘灵的。

南歌子:原唐教坊曲名,取自张衡《南都赋》“坐南歌兮起郑舞”。

一剪梅:因周邦彦词“一剪梅花万样娇”而定名。

水龙吟:调名取自李白诗句“笛奏水龙吟”。

沁园春:沁园本为汉代沁水公主园林,唐诗人用以代称公主园。

蝶恋花:原唐教坊曲名,取自梁简文帝诗句“翻阶峡蝶恋花情”,又名“鹊踏枝”“凤栖梧”。

破阵子:原唐教坊曲名,又名《十拍子》,出自唐初秦王李世民所制大型武舞曲《秦王破阵乐》

词牌浅释

词都有词牌。例如满江红,西江月等等。所谓词牌,就是词的格式的名称,清代万树的《词规》中共收一千一百八十多个,实际上词牌比这个数字还要多。

词牌的来历,大约有下面三种:

一、本来是乐曲名称。词的前身是配曲的歌,如菩萨蛮,相传是唐代宣宗时,女蛮国进贡,她们高髻金冠,一身璎珞(;身上佩带的珠宝),形如菩萨,于是,时人有作菩萨蛮一曲咏之的,以后就成为词牌。西江月、沁园春等也是如此。

二、取词中几个字做词牌的。如忆江南,即因白居易的“江南好……能不忆江南”而来。而念奴娇亦名大江东去,即因苏东坡的“大江东去”句而来。

三、原来是词的题目。如渔歌子是咏渔家生活的,浪淘沙是咏大浪淘沙的,更漏子是咏夜的。凡是词牌下注明“本意”的,那词牌也就是题目了。

大多数词牌不是词的本意,而只是一种词谱的代号,词题和词牌不发生关系。一般人填词要另立题目或在下面注引小字以言其所咏之志。

宋词的发展共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晏殊、张贤、晏几道、欧阳修等承袭“花间”余绪,为由唐入宋的过渡;第二个阶段,柳永、苏轼在形式与内容上所进行的新的开拓以及秦观、赵令畤、贺铸等人的艺术创造,促进宋词出现多种风格竞相发展的繁荣局面;第三个阶段,周邦彦在艺术创作上的集大成,体现了宋词的深化与成熟。这三个阶段在时间上非截然分开,而是互相交错在一起的;就其发展演变的实际情况看,继承与创新也不是相互脱节的。

晏殊与欧阳修生当承平之世,二人喜爱南唐冯延巳词,而又无有冯延巳的经历与感慨,其所作词,或“风流蕴藉”、“温润秀洁”而多带“富贵气”,或“疏隽”、“深婉”而兼有“鄙亵之语”,与西蜀“花间”并有许多共通之处。晏殊的《珠玉词》以及欧阳修的《近体乐府》和《醉翁琴趣外篇》,在思想内容上,未曾突破传统题材,在艺术形式上,也未见新的创造。在北宋词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中,晏殊、欧阳修的创作,主要在于继承;张先、晏几道的创作,则已稍露宋人特色。

张先、晏几道二人,在承袭“余绪”的同时,已出现“革新”的苗头。张先歌词创作,宛转典丽,思想内容虽未曾突破“花间”范围,但他创制了若干慢词,在艺术形式上,为词体的变革作了准备。晏几道的创作,在艺术形式上,虽仍为“花间”式的令词小曲,但其“寓以诗人句法,清壮顿挫,能动摇人心”(黄庭坚《小山集序》),在思想内容上为宋词的革新开了先例,不可视之为“追逼花间”(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而已。宋词发展至张先、晏几道,真正完成了由唐入宋的过渡。

然而,在这一过渡阶段中,宋词的变革已经开始。其中,第一位变革者就是柳永。柳永比晏殊大4岁,比欧阳修大12岁,三人同属于北宋前期的歌词作家。但是,柳永的影响却不限于北宋前期,而波及于整个北宋词坛。柳永所走的道路与晏、欧完全不同。晏、欧是政界、文坛的显要人物,柳永却是个“失意无聊,流连坊曲”的落拓文人。但正因如此,柳永有机会深入社会下层,他的创作广泛地接触了社会人生,除了男女恋情,还反映了都市生活的某些侧面,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部分城市下层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情感。而且,他还善于吸取民间歌词的养分,采摘民间曲调入词,大量创作慢词,有效地扩大了词的体制。因此,柳永的创作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对宋词的发展起了奠基的作用。北宋中后期,苏轼登上词坛,为北宋词的发展打开了新的局面。苏轼把词当作“诗之裔”(《祭张子野文》),在柳永开拓疆界、扩大体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加以“变革”。《东坡乐府》中出现了〔沁园春〕“孤馆灯青”、〔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以及〔念奴娇〕“大江东去”等一类篇章,为北宋词坛增添异彩。词至苏轼,“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刘熙载《艺概》卷四),已成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在欧、晏时,词的创作已不仅仅为了应歌,为妓女立言,而且可以直接用以言情、述志。苏轼的出现,促进了北宋词朝着多极方向发展。一方面,柳永的影响极为深远,北宋慢词创作,自苏轼、秦观继起之后,更加兴盛;另一方面,苏轼同时及稍后,若干追随者学其作词,虽各有所得,却不拘一格,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柳、苏的“变革”及其相互竞争的结果,使得北宋词坛出现了多种风格竞相发展的繁荣局面。发展变革阶段中的北宋词,并非所谓“婉约”“豪放”两种风格、两种流派所能概括。在这一阶段中,除了柳永、苏轼的“变革”,秦观、赵令畤、贺铸等人的艺术创造,也为北宋词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进作用。秦观出于苏轼门下,他“自辟蹊径,卓然名家”(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二)。他的词“俊逸精妙”(王灼《碧鸡漫志》卷二),与苏轼并不相近。赵令畤为苏轼门客,学苏轼作词,亦未得其真髓。但是,秦观所作〔调笑令〕10首(并诗),歌咏历史上许多美女的故事,赵令畤的商调〔蝶恋花〕12首,将张生、崔莺莺的故事谱入歌词,构成了大曲的雏形,不仅为后世戏剧之滥觞,而且也为多种风格的北宋词增加了品种。此外,贺铸的歌词,“高绝一世,盛丽如游金、张之堂,而妖冶如揽嫱、施之祛,幽洁如屈、宋,悲壮如苏、李”(张耒《贺方回乐府序》),这同样也为发展中的北宋词增添了姿态。

北宋后期,周邦彦兼采众家之所长,进行了一系列集大成的工作,促进词体的成熟。在歌词创作的思想内容上,周邦彦“以旁搜远绍之才,寄情长短句”(刘肃《片玉集》序),增强了词的“体质”;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周邦彦“多用唐人语檃括入律”(《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并注重词调的整理与规范化,为词的创作提供了典型。

南宋词体的蜕变南渡后,歌词创作出现了新的情况。一方面,江左偏安,出现了经济、文化的“繁荣”局面,社会上唱词之风仍然盛行,为歌词创作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社会历史的大变革,由北宋而南宋,政治上的动荡必然波及词坛与歌坛,对词体的发展演变产生一定的影响。南宋时期的歌词作家,在各自不同的创作道路上,以各自不同的态度与方法进行创作,为宋词的继续发展及蜕变,发挥了各自不同的作用。南渡作家李清照与向子諲,由北而南,他们的创作是歌词由北宋向南宋发展的过渡。

李清照亲身经历了由北而南的社会变革,她的生活遭遇、思想情感发生了巨大变化,歌词的内容、情调,乃至色彩、音响,都随之发生了变化,由明丽清新变为低徊惆怅、深哀入骨,但是,词的“本色”未变,她的创作为南渡作家如何以旧形式表现新内容,树立了榜样。向子諲于“靖康之变”前,过着闲适的和平生活,所作词多为“花间”“尊前”的娱乐品,是地地道道的酒边词;“靖康之变”后,他被卷入急剧变化的社会生活旋涡当中,其所作词,内容、风格都与前不同。向子諲将“江南新词”排列于前,而退江北所作于后,称之为“江北旧词”,这是有其用心的。向子諲的创作,同样为大变革中的歌词创作提示了门径。

南渡以后歌词作家,诸如陆游、辛弃疾、陈亮、刘过、刘克庄、刘辰翁以及姜夔、史达祖、吴文英、张炎等人,在李清照、向子諲的基础上,继承、发扬了前代作家的艺术创作经验,为词体继续发展起了推进的作用,同时,在“工”与“变”的过程中,他们的创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词体的蜕变。

辛弃疾生当衰世,“负管、乐之才,不能尽展其用”,他将自己无处发泄的“一腔忠愤”及其“抑郁无聊之气”寄之于词。不但在词中抒写抗金、恢复的大题材、大感慨,而且在词中歌咏自然风光,赞颂农家生活,多方面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在艺术创造上,辛弃疾经过多种探讨与尝试,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辛弃疾的创作体现了南宋词的最高成就。但是,辛弃疾的某些作品,表现形式上“大声鞺鞳,小声铿鍧”(刘克庄《辛稼轩集序》,似十分狂放;某些作品着力太重处也不免剑拔弩张,这对于词体的蜕变也产生了一定的作用。

与辛弃疾同时代的作家陆游、陈亮、刘过,或者与稼轩“人才相若,词亦相似”(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或者效法稼轩,“词多壮语”(黄升《花庵词选·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卷五);或者激昂感慨,有过于稼轩(刘克庄《后村大全集》卷一百八十《诗话》续集)。可以说是辛弃疾的“同调”或“附庸”。南宋后期及宋元间歌词作家刘克庄与刘辰翁,是辛弃疾的崇拜者,在南宋词坛上,称得上辛词后劲。陈亮、刘过以及刘克庄、刘辰翁等人的创作,是对辛词的补充,同时,对于辛词的缺点也有所发展。

南渡以后作家,陆游、辛弃疾等人的成就主要在于以歌词形式反映时代生活,体现时代精神;姜夔、吴文英等人的成就则在于他们对于词的艺术表现所作的探讨与尝试。

姜夔登上词坛,正面临着词体的蜕变问题。姜夔依据自己关于“合”与“异”的理论(《白石道人诗集自叙二》),以江西诗派诗法入词,别裁风格,于清真、稼轩之外,自创一体。同时,因其长于音律,精通乐理,词与音乐相结合已臻极诣,所谓“音节文采,并冠绝一时”(《四库全书总目》)。其艺术追求也获得了较高的成就。

史达祖的词奇秀清逸,风格颇与姜夔为近。论者或以姜、史并称,或将史作为姜之羽翼。在艺术创造上,史词“妥帖轻圆”,“辞情俱到”,“有镶奇、警迈、清新、闲婉之长,而无訑荡、污淫之失”(张镃《梅溪词序》)。但因其缺乏深刻的思想内容,而且“用笔多涉尖巧,非大方家数”(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其成就仍逊于姜夔。

姜夔之后,南宋词坛的另一巨擘当推吴文英。吴文英曾提出论词四标准:“音律欲其协,不协则成长短之诗;下字欲其雅,不雅则近乎缠令之体;用字不可太露,露则直突而无深长之味;发意不可太高,高则狂怪而失柔婉之意。”(沈义父《乐府指迷》引)所谓协与不协,雅与不雅,直突与深长,狂怪与柔婉,相对立论,说明吴文英的主张是针对词坛现状而提出来的。吴文英“以隽上之才,举博丽之典,审音拈韵,习谙古谐”,其词“沈邃缜密,脉络井井,缒幽扶潜,开径自行”(朱祖谋《梦窗词集补》跋)。应该说与这一主张相关。但是,吴文英过分强调内容上的“雅”,过分追求形式上的“协”与不露,其词“用事下语太晦处,人不可晓”(沈义父《乐府指迷》)。这对于南宋词的衰微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宋元之间,号称“乐笑翁”的张炎,是一位兼擅乐律的词学家。张炎既“大段瓣香白石,亦未尝不转益多师”(《艺概·词曲概》),对于词坛先辈的各种长处,多所采摘,又“能以翻笔、侧笔取胜”(《词林纪事》卷十六引),“研究声律,尤得神解”(《四库全书总目》)。他的词“清远蕴藉,凄怆缠绵”(《艺概·词曲概》),自成一家。但是,在“声音之道久废”的情况下,张炎“独振戛乎丧乱之余”(殷重《山中白云》序),终究无法挽救宋词的厄运。至此,宋词的时代已经结束。

南宋歌词作家,无论是陆游、辛弃疾,或者是姜夔、张炎,他们虽在各自不同的道路上,对于词的艺术世界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与开拓,但他们都未能圆满地解决词学上的新问题。词至南宋,一方面“渐于字句间凝炼求工”(冯煦《蒿庵词话》),朝着雅化、文人化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继续合乐应歌,曼衍旁流,与民间抒情“小调”(主要是“嘌唱”“唱赚”与诸宫调)相融合,蜕变为曲。

这就是长短句歌词发展的总趋势。

宋词最大的特点就是能把人带入其中的意境。简单的例子,柳永的八声甘州会让每一位读者头脑中浮现出那“天际归舟”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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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词》,珠海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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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7-11-11
词的起源和发展,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南北朝时期。南朝梁代的开国君主萧衍精通音乐、爱好民歌,在其夺取帝位之前,被称为“竟陵八友”之一。其诗作现存有九十余首,多数为乐府,且多模仿民歌。最著名的诗作有《子夜四时歌》、《襄阳蹋铜蹄》、《江南上云乐》、《江南弄》等。由于他对诗歌的热忱和作为帝王的特殊身分,梁代诗歌的演变开始有了向词发展的苗头。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第2个回答  2007-11-11
好像难以追溯,文学史上因为没有可靠史料所以也难以把谁称为词祖词宗。
第3个回答  2007-11-11
赋的特点有:具体性、感性、形象性、叙事性。其定义蕴含着两个最重要特征:直言、铺陈。直言,即简单的陈述,直接叙述事物之过程,把事物原貌反映出来。这是赋的最简单的形态。“铺陈”,叙述中表达思想感情,并且这种陈述死一种有节奏的陈述。反复铺陈,把要表达之事物原装刻划形象丰满,从而达到淋漓尽致的抒发感情。在这一直言与铺陈的过程中,具体而形象,感性地叙述,体现出赋的特点。
“以雅相尚”,是宋代词人创作中的共同审美追求。在理论上明确揭示“雅”的创作标准,是从南宋作家开始。王灼《碧鸡漫志》卷一说:“或问雅郑所分,曰:中正则雅,多哇则郑。”张炎《词源》卷下说:“词欲雅而正,志之所之。一为情所役,则失其雅正之音。”宋末元初的陆辅之作《词旨》,明确归纳出“以雅相尚”的创作标准,说:“雅正为尚,仍诗之支流。不雅正,不足言词。”并说:“凡观词须先识古今体制雅俗。”可见,到了南宋以后,“以雅相尚”已经成为词人特有的一种审美心态,表现为一种特有的创作倾向。这种审美观念绵延于以后的整个词作流变过程之中,直至清代,词论家还反复强调。刘熙载《艺概》卷四说:“词尚风流雅正。”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七说:“入门之始,先辨雅俗。”王国维《人间词话》说:“词之雅郑,在神不在貌。”而“以雅相尚”的创作演变以及观念的形成,则大致完成于唐末五代北宋之整个过程之中。
宋词创作中“以雅相尚”审美观念的形成及演化,有着其特定的历史和社会背景,及特定的审美渊源。

从文学创作和审美传统来看,“以雅相尚”、“去俗复雅”是汉民族一种特定的审美意识表现。“风雅”、“骚雅”、“雅正”,其实一也。其渊源可以推溯到《诗经》之“风”与“雅”,以及“楚辞”之《离骚》。“风”与“雅”原来只是一种音乐划分标准,“风”大致为先秦诸侯国的土风歌谣,“雅”大致为周王朝京畿地区的音乐。儒家学派的创始者孔子,曾经对《诗经》做过一番整理,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孔子的审美立场是屏斥“国风”中淫俗的“郑声”,将《诗经》中风雅篇什解释为:“《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孔子是以“中庸”作为审美尺度,要求文学创作对声色之美的追求与社会伦理道德的规范互相吻合。所以,孔子又归纳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儒家的“雅正”审美观念,就是从孔子的思想发展而来。主张文学创作应该具有“兴、观、群、怨”的社会效用,同时在表现上又必须含而不露、委婉得体。《礼记·经解》将这种创作审美追求归结为“温柔敦厚”的“诗教”。孔颖达《礼记正义》疏云:“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性情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曰温柔敦厚。”因此,合乎儒家“雅正”审美理想之文学创作标准,便具有两方面的内涵:其一,是作品的内容必须具有一定的社会效用,表现一定的社会伦理道德,所谓“尽善”;其二,文学表现时须含蓄委婉、中和得体,所谓“尽美”。这种“尚雅”精神,积淀成儒家传统的审美意识,在古代文学创作中占据主导地位,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普泛的民族审美需求。

比之不同朝代的其它文体,歌词创作中“复雅”之呼声更为迫切、更为强烈,贯彻得亦最为彻底,以至形成“雅词”这样一个特殊概念。其间必定有歌词创作特定的社会和历史背景。对此,可以做两个方面的考察。�

其一,“曲于词”源自民间,俚俗粗鄙乃是其天然倾向。由于敦煌石窟中大量的“曲子词”被重新发现,词源于民间俗文学的观点已得到广泛承认。隋唐之际发生、形成的曲子词,原是配合一种全新的音乐--“燕乐”歌唱的。“燕”通“宴”,燕乐即酒宴间流行的助兴音乐,演奏和歌唱者皆为文化素质不高的下层乐工、歌妓。且燕乐曲调之来源,主要途径有二:一是来自边地或外域的少数民族。唐时西域音乐大量流入,被称为“胡部”,其中部分乐曲后被改为汉名,如天宝十三年(754)改太常曲中54个胡名乐为汉名。《羯鼓录》载131曲,其中十之六七是外来曲。后被用作词调的,许多据调名就可以断定其为外来乐,如《望月婆罗门》原是印度乐曲,《苏幕遮》本是龟兹乐曲,《赞浦子》又是吐蕃乐曲等等。《胡捣练》、《胡渭州》等调,则明白冠以“胡”字。部分曲调来自南疆,如《菩萨蛮》、《八拍蛮》等等。部分曲调直接以边地为名,表明其曲调来自边地。《新唐书·五行志》说:“天宝后各曲,多以边地为名,如《伊州》、《甘州》、《凉州》等。”洪迈《容斋随笔》卷十四也说:“今乐府所传大曲,皆出于唐,而以州名者五:伊、凉、熙、石、渭也。”伊州为今新疆哈密地区,甘州为今甘肃张掖,凉州为今甘肃武威,熙州为今甘肃临洮,石州为今山西离石,渭州为今甘肃陇西,这些都是唐代的西北边州。燕乐构成的主体部分,就是这些外来音乐。二是来自民间的土风歌谣。唐代曲子很多原来是民歌,任二北先生的《教坊记笺订》对教坊曲中那些来自民间的曲子,逐一做过考察。如《竹枝》原是川湘民歌,唐刘禹锡《竹枝词序》说:“余来建平(今四川巫山),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卒章激讦如吴声。”又如《麦秀两歧》,《太平广记》卷二百五十七引《王氏见闻录》言五代朱梁时,“长吹《麦秀两歧》于殿前,施芟麦之具,引数十辈贫儿褴褛衣裳,携男抱女,挈筐笼而拾麦,仍和声唱,其词凄楚,及其贫苦之意。”宋代民间曲子之创作仍然十分旺盛,《宋史·乐志》言北宋时“民间作新声者甚众”,如《孤雁儿》、《韵令》等等。
燕乐曲调的两种主要来源,奠定了燕乐及其配合其演唱歌辞的俚俗浅易的文学特征。歌词在演唱、流传过程中,以及发挥其娱乐性功能时,皆更加稳固了这一文学创作特征。歌词所具有的先天性的俚俗特征,与正统的以雅正为依归的审美传统大相径庭。广大歌词作家所接受的传统教育,历史和社会潜移默化之赋予他们的审美观念,皆在他们欣赏、创作歌词时,发挥自觉或不自觉的作用。努力摆脱俚俗粗鄙、复归于风雅之正途,便成了词人们急迫而不懈的追求。

其二,宋词以描写艳情为主。张炎说:“簸弄风月,陶写性情,词婉于诗。盖声出于莺吭燕舌间,稍近乎情可也。”(《词源》卷下)就是对这方面特征的一个总结。宋词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第一个抒写艳思恋情的专门文体,“诗言志词言情”、“词为艳科”都是宋词这种创作主流倾向的归纳。宋词的题材集中在伤春悲秋、离愁别绪、风花雪月、男欢女爱等方面,与“艳情”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被后人推尊为“豪放词”开山祖的苏轼,其绝大多数词仍属“艳科”范围。即使是“艳情”之外的题材,也要受到主流倾向的渗透,或多或少地沾带着“艳”的情味
宋词创作的主流倾向,正属于被孔子屏弃的淫靡的“郑卫”之声一流,与风雅篇什背道而驰。它只有表层次上的享乐生活追求,决没有深层的意蕴供回味。所以,宋词人们一面沉湎于声色的快乐享受,另一面又自我掩饰,自我辩解,“自扫其迹”。后人“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也为其曲意解释。贪图享受,人所难免,兴发情动,形诸歌咏。事后又觉得不合雅趣,有失颜面。这种矛盾普遍存在于歌词的创作之中。如能将艳情的表述含蓄化、朦胧化,似有兴寄,让接受者产生无限言外托喻之想。且将字面、句子、声韵皆加以锻炼,使其具有典丽高雅之风貌,岂不是两全其美?基于这样的立场,“去俗复雅”作为宋词创作的主要努力方向,从不自觉到自觉,从零星的努力到形成创作流派,从创作的实践到出现较完整.

苏轼是文人抒情词传统的最终奠定者。陈师道用“以诗为词”评价苏词,道中苏词革新的本质。从整体上观照,词的“雅化”进程,某种意义上也是词逐渐向诗靠拢的一个过程,努力跨越“言志”与“言情”界限的过程,所以,陆辅之才说:“雅正为尚,仍诗之支流。不雅正,不足言词。”苏轼以前,这个过程是渐进的,至苏轼却是一种突飞猛进的演变。首先,苏轼词扩大了词境。苏轼之性情、襟怀、学问悉见之于诗,也同样融之于词。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他外出打猎,便豪情满怀地说:“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他望月思念弟弟,便因此悟出人生哲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水调歌头》)他登临古迹,便慨叹:“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念奴娇》)五彩纷呈,令人目不暇接。刘熙载《艺概》卷四概括说:“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其次,苏轼词提高了词品。苏轼的“以诗入词”,把词家的“缘情”与诗人的“言志”很好结合起来,文章道德与儿女私情并见乎词,在词中树堂堂之阵,立正正之旗。即使写闺情,品格也特高。《贺新郎》中那位“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的美人,可与杜甫《佳人》“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之格调比高。胡寅《酒边词序》因此盛称苏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豪气超乎尘埃之外。”词至东坡,其体始尊。再次,苏轼改造了词风。出现在苏轼词中的往往是清奇阔大的景色,词人的旷达胸襟也徐徐展露在其中。传统区分宋词风格,有“婉约”、“豪放”之说,苏轼便是“豪放”词风的开创者。凡此种种“诗化”革新,都迅速地改变着词的内质,况周颐因此肯定说:“熙丰间,词学称极盛,苏长公提倡风雅,为一代山斗。”(《蕙风词话》卷二)刘熙载转换一个角度评价说:“太白《忆秦娥》,声情悲壮,晚唐、五代,惟趋婉丽,至东坡始能复古。”(《艺概》卷四)东坡的复古,正是词向诗的靠拢,突出“志之所之”,也是向唐诗的高远古雅复归。至此,词之“雅化”也取得了本质性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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