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是真的吗？怎么我感觉，那个时候有很多文字狱啊？

Question

动不动文人就掉脑袋的~~差不多一年就有一场
怎么有这个盛世之说的？

Answer 1

一、目前史学界认为是真的。

“康乾盛世”是指清前期，从康熙到乾隆中叶大约百余年间的安定、富庶的景象。
清朝初年，由于经过数十年的战争，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人民多遭惨杀,田土尽成丘墟”，各地多是“官虽设而无民可治，地已荒而无力可耕”。清朝统治者为了加强集权统治，缓和日益激化的民族矛盾，不得不实行一些恢复经济的措施。
康熙、乾隆时对边疆各地积极用兵，平定了边地，巩固了疆域。清朝的疆域北至恰克图，南至海南岛、西洋群岛，西至葱岭，东到外兴安岭、库页岛，已是一个幅员辽阔、国势强大的统一国家，这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坚实后盾。清前期的“康乾盛世”，主要表现在农业、手工业、商业方面繁荣发展。
农业方面，康熙在1669年下令停止清初实行的圈地政策，宣称满汉军民一律平等对待。将土地还给农民，让他们将一些空闲已久的荒田垦辟出来。规定大户不许欺凌佃户，调和缓解雇工和雇主的关系。减免地租，并且免除杂派和“三饷”。康熙时宣布以1711年的丁银额为准，“永不加赋”。雍正时又进一步采取了“地丁合一”、“摊丁入亩”的措施，这是对明朝一条鞭法的发展。这一系列措施减轻了农民的负担，缓和了阶级矛盾，封建秩序逐渐稳定，农业生产比以前有了显著的恢复和发展。这首先表现在耕地面积的扩大上，据资料记载，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时全国耕地面积达607多万顷，雍正时增至890万顷。由于官田和地主隐瞒土地，及一些少数民族的土地亦无法计算，所以这只是保守的估计。
随着耕地面积的增大，人口也大大增加。明代人口的数字最高为6000多万，顺治时人口为1900多万，康熙时为6000多万，至乾隆时已激增至14000多万。
清朝前期在兴修水利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绩，如治理黄河水患、修浚永定河工程等，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清代粮食的产量很高，农业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也增多了，作为商品流通的粮食越来越多，商品经济在农业中得到一定的发展，这为清的昌盛奠定了基础。
手工业和商业方面，清的税制改革使手工业者和商人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松弛，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的地位也有所提高。清统治者对民间手工业的限制相对放宽，这对工商业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以缫丝织布闻名的江南、四川、湖北等地的家庭手工业更加发达，各种手工作坊纷纷出现。苏杭的丝织业、景德镇的制瓷业、四川的煮盐业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制糖、制茶、制烟业也比先前发达。云南铜矿的大量开采出现在雍乾时期。清代手工业生产水平超过了明代，生产效率比以前大大提高，产量和品种更加丰富。
商品的发展又促成了全国各地商业的繁荣，出现了很多商业城市和贸易港口。北京是全国贸易的中心，瓷器、陶器、绸缎、布匹、铜、酒等都是当时重要的商品。清对外贸易也比以前有所发展了，在一些商业发达的城市还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康乾盛世是我国封建王朝史上最后一次辉煌。由于清朝采取的是一种消极保守的防御性政策，经济虽然恢复发展，但盛世背后埋藏了诸多隐患，从乾隆后期开始，炽盛局面就不复重来了。

二、“康乾盛世”的文化专制与文字狱
历代统治者都信奉文化专制主义，推行愚民政策，清朝尤其如此。

清朝初年，朝廷宣布禁止学者创立书院，纠众结社，表面上是不许“空谈废业”，实际上是不许“集群作党”。与此相配合的是，禁止言论与出版的自由，民间的出版商只许出版与科举有关的书籍，严禁出版“琐语淫词”、“窗艺社稿”，违禁者要从重治罪。于是乎，形成了与晚明截然不同的社会风气与文化氛围，知识界的活跃空气被禁锢了，政治活动完全萎缩了，沉滞了。

思想钳制的另一方面是，严格规定学校讲解儒家经典，必须以宋儒朱熹的诠释范本为依据。科举考试必须按照宋儒的传注，写作教条的、死板的八股文，以功名利禄来僵化们的思想。通过童试（县级考试）、乡试（省级考试）、会试（国家级考试），获取秀才、举人、进士功名，一场一场的考试，注重的背诵千篇一律的高头讲章，写作与国计民生毫无关系的八股文，那些举人、进士，大多并无真才实学，这种使人别无选择的愚民政策，是另一种形式的文化专制。

令人望而生畏的是，康熙、乾隆三朝大兴文字狱，吹毛求疵，望文生义，以片言只语定罪，置人于死地。一朝比一朝更为严酷，更为强词夺理，造成愈演愈烈的威慑、恐怖气氛。

康熙时代的“明史狱”和“南山集狱”，借口庄廷？所写的《明史》，戴名世所写的《南山庥》，有“反清”思想，进行严厉镇压。庄廷？已经死亡，遭到“戮尸”的惩处，被株连而判处死刑的有七十多人，为庄廷？的《明史》作序、校补、刻印、发售的人，几乎无一幸免于难。戴名世处斩，祖孙三代直系、旁系亲属，年龄在十六岁以上的，都被斩首，其他受株连的有几百人之多。

率领正时代的礼部侍郎查嗣庭在江西主考官任上，被人告发所出试题中有“维民所止”字样，据说“维”字、“止”字是有意砍去“雍正”的首级，大逆不道。这是典型的拆字游戏式样的文字狱，为了找到更多为直接的证据，在他的日记中查出“狂妄悖逆”的字句，如他认为侍讲（皇帝的教师）钱名世因为写诗歌颂大将年羹尧，遭到革职处分，是“文字之祸”。因为这些话是在私下的日记里面流露出来的，被定罪为“腹诽朝政，谤讪君上”——在心中诽谤朝廷政治诬蔑皇帝，死在监狱后，又遭到戮尸的惩处，亲属学生受到株连。

乾隆时代的文字狱更为变本加厉。戴名世处斩后，隔了五十多年，乾隆皇帝又借“南山集案”大兴冤狱，杀了七十一岁的举人蔡显，株连二十四人。因为有人揭发蔡显的著作《闲闲录》中有“怨望谤讪”之词，所谓“怨望谤讪”之词，不过是蔡显引用古人《咏紫牡丹》诗句“夺朱非正色，异种尽称王”，原意是说红牡丹是上品，紫牡丹称为上品是夺了牡丹的正色，是“异种称王”。到了那些制造文网的刀笔吏眼里，竟然可以望文生义，指责蔡显影射夺取朱明王朝天下的满人，是“异种称王”。面对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罪状，蔡显只得被迫自首，希望宽大处理。结果，坦白并未从宽，两江总督高晋、江苏巡抚明德上报皇帝，建议按照大逆罪凌迟处死。乾隆皇帝看了高晋和明德的奏折以及随同奏折附上的《闲闲录》，下达圣旨，把凌迟从宽改为斩首，对高晋、明德大加训斥，因为他从《闲闲录》中看到了“戴名世以《南山集》弃市，钱名世以年（羹尧）案得罪”之类字句，而高晋、明德查办此案时竟然没有发现，是“有心隐曜其词，甘与恶逆之人为伍”，需要分担一部分罪责。乾隆皇帝用这种方式向大臣们炫耀自己的敏锐洞察力，实在令人啼笑皆非。
此后的“字贯案”，更为离奇，更加蛮不讲理。江西的举人王锡侯编了一本叫做《字贯》的字典，擅自删改《康熙字典》，没有为清朝皇帝的名字避讳，成为两大罪状。结果不但王锡侯遭到严惩，书版、书册全部销毁，而且江西巡抚海成为因“失察”而治罪。

原来乾隆皇帝接到江西巡抚海成的报告，说有人揭发王锡侯删改《康熙字典》，另刻《字贯》，实在狂妄不法，建议革去举人。乾隆皇帝原本以为是一个寻常狂诞之徒，妄行著书立说。待到他亲自看了随同奏折附上的《字贯》以后，大为愤慨。他在序文后面的凡例中看到，把圣祖（康熙）、世宗（雍正）的“庙讳”以及他自己的“御名”，都开列出来。乾隆皇帝认为这是“深堪发指”、“大逆不法”之举，应该按照大逆律问罪。但是，海成仅仅建议革去举人，大错特错。他在给军机大臣的谕旨中狠狠训斥道：海成既然经办此案，竟然没有看过原书，草率地赁借庸陋幕僚的意见，就上报上。上述那些“大逆不法”的内容就在该书的第10页，开卷就可以看见，乾隆皇帝振振有辞地责问：“海成岂双眼无珠茫然不见耶？抑见之而毫不为异，视为漠然耶？所谓人臣尊君敬上之心安在？而于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之义安在？”结果，海成革职，押送京城，交刑部治罪。

对王锡侯的审讯，好像一幕荒诞剧。请看其中的片断：

官员问：你身为举人，应该知道尊亲大义，竟然敢于对圣祖仁皇帝钦定的《康熙字典》擅自进行辩驳，另编《字贯》一本。甚至敢于在编写凡例内把皇帝的庙号、御名毫无避讳地写出来。这是大逆不道的行为，你打的是什么主意？

王锡侯回答：我因为《康熙字典》篇幅太大，精减为《字贯》，无非是为了方便后生学子。书内把皇帝庙号、御名写出来，目的是要后生学子知道避讳，实在是草野小民无知。后来我自己发觉不对，就把书内应该避讳之处，重新改版另刻了，现有书版可据，请求查验。

既然皇帝已经定性为按照“大逆律”问罪，王锡侯当然难逃一死。

由此人们也看到了一向附庸风雅的乾隆皇帝的另一面：阴险、凶残、狠毒。他对文字挑剔之苛刻令人防不胜防，也使得那些谄媚奉承的大臣们因为露骨的沽名钓誉而自讨没趣。大理寺卿尹嘉铨已经退休，当乾隆皇帝由五台山回京路过保定时，尹嘉铨派儿子送上两本奏折，内容是：其父尹会曾得到皇上褒奖，请求赐给谥号，并且与开国名臣范文程一起从祀孔庙。乾隆皇帝大为恼怒，下令革去尹嘉铨的顶戴，交刑部审讯，指定官员前往抄家，特别嘱咐要留心搜检“狂妄字迹、诗册及书信”。

果然，在尹嘉铨的文章中查到“为帝者师”的字句，乾隆皇帝咬文嚼字地批驳道：“尹嘉铨竟俨然以师傅自居，无论君臣大义不应加此妄语，即以学问而论，内外臣工各有公论，尹嘉铨能否为朕师傅？”显然这是在强词夺理，尹嘉铨不过妄想光耀门庭而已，并不想当皇帝的老师。但是在严刑逼供下，七十多岁的尹嘉铨不得不认罪：“只求皇上将我立置重典，以为天下后世之戒，这就是皇上的恩典。”乾隆皇帝亲自作出裁决，处以绞刑，销毁他的著作及有关书籍93种。鲁迅在《买小学大全记》中，谈到尹嘉铨案件，议论风生：“乾隆时代的一定办法，是：凡以文字获罪者，一面拿办，一面就查抄，这并非着重他的家产，乃在查看藏书和另外的文字，如果别有‘狂吠’，便可以一并治罪。因为乾隆的意见，是以为既敢‘狂吠’必不止于一两声，非彻底根治不可。”

一般草野小民，乃至朝廷重臣，都难以逃脱文字狱的罗网。

根据《清代文字狱档》所收录的文字狱档案，从乾隆六年（1741年）至五十三年（1788年）的四十七年中，就有文字狱五十三起，几乎遍及全国各地，造成以文肇祸的恐怖气氛。
《四库全书》
以往人们忽略了这样一点，乾隆时代由大兴文字狱进而发展到全面禁书、焚书，开馆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就是一个禁书、焚书的过程。

平心而论，《四库全书》的编纂当然是一大盛举，分经史子集四大类收集3457种图书，79070卷，装订成36000多册，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弥足珍贵。但是，四库全书在编书的同时承担了皇帝交给的一项重要使命：禁书与焚书。那些编纂官员的首要任务则从各省呈献上来的书籍中，把“禁书“清查出来，送交军机处，再由翰林院仔细审查，把违禁的所谓“悖谬”文字标出，用黄纸签贴在书眉上，如须销毁，则应该把销毁原因写成摘要。这些书籍一并送到皇帝那里，由他裁定后，全部送到武英殿前面的字纸炉，付之一炬。

为了禁书，首先必须征书。乾隆皇帝对东南著名藏书家了如指掌，给两江总督、江苏巡抚、浙江巡抚下达谕旨，要他们对东南藏书家，诸如昆山徐氏的传是楼、常熟钱氏的述古堂、嘉兴项氏的天籁阁、嘉兴朱氏的曝书亭、杭州赵氏的小山堂、宁波范氏的天一阁，征求书籍，一旦书籍全部到手，禁毁书籍的本意已经无须隐讳，乾隆皇帝通知各地总督、巡抚，凡在征集书籍中发现有“字义触碍”的，或者加封送京，听候处理：或者就地焚毁，将书名上报。明末的野史，具有反清思想的著作，乃至民间流行的戏剧剧本之类，都要“不动声色”地查禁。

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禁毁的书籍达几千种，其中全毁2453种，抽毁402种，销毁书版50种，销毁石刻24种。我们目前所看到的《四库全书》，是付出了如此沉重代价的，不免让人感慨系之。尤为可恶的是，官员们奉命对书籍中所谓有问题的文字进行武断的删削，如今人们所见的《四库全书》中的一些著作，已经不是本来面目，它的文章价值是大打折扣的。

所谓乾隆盛世，竟然如此色厉内荏，它的由盛转衰也就不足怪了。

（摘自《国史十六讲》，中华书局2006年4月版，定价：32.00元）

Answer 2

任何盛事都有阴影，盛事是经济上农民能够安居乐业，能够被牢牢的束缚在土地上，不形成流民，和暴民（康熙末年也发生了洪水，造成很多人流离失所），使社会治安好转，即盛事 文字狱在清代非常多 亲政贤明的康熙皇帝也营造了多起文字狱。原因可能是统治阶级过于敏感，也和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有关，现在是“英雄不怕出身太单薄” 以前是很注意血统和身世的。所以我们现在看 刘邦 朱元璋 都是小人物出身，最后作了皇帝，但是近些年南方部分人大民族主义，鼓吹汉族血统被胡人污染了什么的明说实话很恶心，说这话的本人按照汉族和其他民族不断融合的历史，说这话的人也是混血，这些人的显著做法就是攻击清朝的统治，盛事都是假象 文字狱才是真的，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可以说是毫无胸怀，根本不配做海纳百川的民族的一员 汉族的本性该是宽宏友善有礼的，而不是狭隘 排外的

Answer 3

盛世是指百姓的生活状况，百姓安居乐业，各种案件相对较低；文字狱则是单家单户单族，不影响大环境

Answer 4

看到一楼的答案，我就知道“文字狱”肯定是真的，有骨气的文人都4光了，剩下的要么歌功颂德，要么就像一楼一样无知

Answer 5

不要和现代社会比较。想一下过200年后人们怎么样看我们，一定会是觉得我们很落后和愚昧。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