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借助武士道精神，把儒家伦理道德引向忠于天皇一人的邪教式文化。日本人把儒家伦理道德中的忠孝节义学了一个七七八八，却把仁丢到了爪哇国，所以日本文化中的儒学是只有“义理”而无“仁爱”，不完整的。在日伪时期，侵华日军打着同文同宗旗号，把日本学习儒学当成欺骗中国人民的一面旗帜。但中国人并不买账。
最具代表性的是：
日本侵华始于九一八事变，日本人在建立“伪满洲国”后，觊觎华北，打算照着葫芦画瓢对中国华北地区实行奴化政策。为此，日本人瞧中了孔子的招牌。1935年，日本对身在曲阜的末代衍圣公孔德成发出邀请，希望他能赴日本参加孔庙落成仪式。彼时，日本人的势力已经从东北延伸到华北腹地，他们以为靠武力威胁就能让年纪轻轻的孔德成屈服，但是在民族大义面前，这位出生在1920年，彼时刚刚十五岁的孔子后人毅然拒绝了日本人的邀请。
后来日本人又派土肥原贤二这个大间谍赶赴曲阜邀请孔德成参加日本人的宴会，没想到孔德成用自己深厚的文学底蕴摆了这个大间谍一道，孔德成专门写诗相拒：“余病未能延国宾，云涛万里聚风萍。江川洙泗源流合，况是同洲岂异人。”从诗的最后一句可知，孔德成不愿与日本人同流合污的意愿有多强烈。
七七事变后，山东危殆。驻兖州七十二师师长孙桐萱连夜安排孔德成夫妇离乡。在离乡前，孔德成还做了一件事，他利用日本人不敢闯进孔府作乱的顾忌，将山东以以及北京的大批来不及转运的珍贵书籍接洽至孔府掩藏，此举保护了大批珍贵的古籍，堪称功德无量。
孔德成离开曲阜后，专门取道徐州抵达武汉，并在汉口发表了抗战宣言，谴责日本人的侵略罪行。一时间，武汉人心鼓舞，抗战士气也因此大增。武汉沦陷后，孔德成又西迁至重庆歌乐山下居住，虽生活清苦，但是孔德成依旧读书研学，不坠家风。
这些资料说明儒学对弘扬民族精神，维护民众尊严，发挥积极的示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