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李芒先生所言，远在三四百年前，我国就开始翻译日本文学作品，中华书局1983年版的《日本考》一书的“歌谣”部分，刊载了日本短歌39首，为明代李言恭、郑杰编纂。但这样的翻译活动显然并不具有自觉的意义。而维新运动时期梁启超的翻译则有着极为鲜明的自觉意义。提起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他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他于1898年翻译了东海散士(柴四郎)的小说《佳人奇遇》，该小说发表于1858年，主要表现的是争取祖国独立解放的情绪，强烈反对专制政治。 《佳人奇遇》发表于《清议报》上，梁启超为此写了《政治小说〈佳人奇遇〉序》，后来改题为《译印政治小说》。这篇序言重点阐述了翻译小说的重要意义，并认为政治小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小说和序言发表后，翻译小说之风大为盛行，评论小说的文章也纷纷问世。据记载，“当时翻译压倒了创作，影响了创作，翻译与创作的比例为二比一”。而评论小说的文章则涉及到了小说与社会、社会改良、小说在文学上的位置、小说的影响等方面。这一现象可谓作品与理论同行。此外，梁启超翻译的《经国美谈》也曾引领潮流一时。这也是篇政治小说，它叙述了古希腊的爱国历史故事，因为与国内的自由民权运动相配合，所以很受当时青年的欢迎。梁启超身体力行，于1902年在日本主编《新小说》，这是我国最早专门刊裁小说的刊物。要评价梁启超在近代文学史、翻译文学史上的功劳，可引当时吴趼人的话为证：“吾感夫饮冰子《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说出，提倡改良小说，不数年而吾国之新著新译之小说，几于万牛充万栋，犹复日出不已而未有穷期也”。因此，若论日本文学翻译在中国的近代历程，梁启超当为第一人。在早期的日本文学翻译活动中，东海觉我(徐念慈)在1908年《小说林》第七辑上刊载的《丁未年(1907)小说界发行节目调查表》也值得一提。文中指出该年出版的日本小说有八种，这也应该算是日本文学翻译活动在近代的源头。这一时期，除政治小说外，家庭小说、教育小说、科学小说和侦探小说也纷纷登台亮相，作品数量多，参加翻译的人也越来越多。其中林纾、魏易合译的德富芦花的长篇小说《不如归》颇有影响，被称为“家庭小说”的代表。小说批判了歧视妇女的封建观念，也触及当时社会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因而受到中国读者的欢迎，短期内曾数次再版。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是喜人的。大量的翻译作品给死气沉沉的中国文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风气。虽然这股风一开始吹进来时便夹杂着强烈的政治气息，但这并不妨碍翻译文学前进的脚步。它开拓了国人的眼界，也开拓了国人的思维，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打了一场漂亮的“准备战”。
二、五四时期——新中国建立之前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的空谷绝音，这既是一场反帝爱国的政治运动，又是一场深刻的文化启蒙运动，对我国的文学史乃至整个现代史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一大批负有使命感的作家开始了新文学的耕耘。此时期的新文学最大的特色是大量吸收了外来文化，特别是日本文学的翻译和通过日语转译的欧美文学，这些作品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大大推动了新文学的发展。日本文学在中国的翻译进入了第一个高峰期。以下分三点对这一时期日本文学的翻译活动作大致的介绍与阐述。
(一)五四时期日本文学翻译活动的繁荣概述
这一时期日本文学翻译活动的繁荣状况大致体现为三个方面：一、译作大量出现。厨川白村、武者小路实笃、秋田雨雀、芥川龙之介、有岛武郎、夏目漱石、谷崎润一郎、佐藤春夫、菊池宽、小川未明、藏原惟人、小泉八云、林房雄、本间久违、宫岛新三郎共15位作家在20年代至30年代被翻译的作品达五种以上。这其中又以厨川白村和武者小路实笃为最多。与此同时，还有大量的日本作家的文学作品被翻译介绍到中国。二、文学理论翻译繁荣。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鲁迅翻译的《苦闷的象征》(丰子恺也译过此书)、《出了象牙塔之后》，仲云翻译的厨川白村的《文艺与性欲》、《病的性欲与文学》，周作人翻译的《日本的新村》、《思想革命》，张娴翻译的《与谢野晶子论文集》，谢六逸翻译的松村武雄的《文艺与性爱》等。这些理论既作为中国的借鉴，也用以指导现实。厨川白村的文艺理论在这一时期的受重视与鲁迅不无关系。尽管《苦闷的象征》是根据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帕格森的生命哲学写成的，但鲁迅仍从“为人生”的角度着眼翻译了此书。文学与性的关系被众多作家关注，这既与文学理论的译介有关，也与社会现实有关，“性解放”在当时曾经广泛流行。三、众多中国作家参与翻译活动，译者人数之多令人目不暇接，他们甚至组成文学社团，以文学阵营的形式轰轰烈烈地开展译介活动。新青年社、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和未名社是较具有代表性的文学社团。这些文学社团的代表人物鲁迅、周作人、郁达夫等均积极参与翻译，也熟谙日本文学，为日本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开辟了坚实的阵地。除了翻译日本文学，他们还通过日语转译俄国文学、欧美文学作品。
(二)五四时期周氏兄弟及其他作家的翻译活动
五四前后，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留学日本。因此这一时期蜚声文坛的名家多少都与日本有着联系，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周氏兄弟二人。鲁迅1902年前往日本留学，1909年回国。周作人1906年留学日本，1911年回国。他俩均翻译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上的顶峰位置无庸赘言。他的创作带有高度的责任感和明确的目的性。就是在译介外国文学作品时，他对翻译的最终意义——为人生、为社会——亦有着清醒的认识。因此他在选择被翻译作品时，往往不受当时文坛流行的流派所左右，注重引进弱小的被压迫民族的文学，正如他自己所说：“在翻译，而尤其注意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鲁迅总共翻译过十四个国家近百位作家两百多种作品，其中数俄国和日本最多。五四运动之前，鲁迅较多的是翻译俄国、北欧、波兰等国反映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疾苦的作品。五四运动爆发后，鲁迅则译介了大量的日本文学作品，其中包括剧作、小说和文艺理论。厨川白村、鹤见佑辅的理论翻译得最多。作品则有武者小路实笃的《一个青年的梦》，芥川龙之介的《鼻子》和《罗生门》，夏目漱石的《挂幅》和《克莱喀先生》，有岛武郎的《与幼小者》和《阿未的死》，菊池宽的《三浦右卫门的最后》和《复仇的话》等。鲁迅在翻译这些作品时是以挑剔的眼光进行选择的。对此日本的竹内好先生给予了客观而明确的评价。竹内好先生认为鲁迅从日本文学吸收了许多东西，不过“鲁迅先生对于日本文学是具有相当严肃的批判的眼光的(虽然爱好不同，但是周作人也是如此)”。因此鲁迅在引进日本文学时，不引进当时日本文坛流行的自然主义，而是只引进他认为重要的流派。这也可以说是鲁迅在翻译上的一个最为显著的特色。要评价鲁迅对翻译文学的贡献，茅盾的一句话颇具权威性：“从严格的思想与艺术的评价出发，对外国文学作了严肃与认真介绍的，则开始于我国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和导师——鲁迅”。诚然，鲁迅的思想存在着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1927年之后，鲁迅的翻译重点转向译介苏联革命文学作品和无产阶级文学理论。但就日本文学在中国的译介而言，鲁迅是继梁启超之后的第二个领路人。周作人与鲁迅同为译介日本文学的先锋人物。他同样也注重翻译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他与鲁迅合译的《域外小说集》，开了翻译弱小民族文学之先河。五四时期周作人翻译的日本文学亦包含小说、戏剧、文艺理论等不同形式的文学著作。在文艺理论方面，他除了翻译与谢野晶子的《贞操论》外，重点是翻译“白桦派”的理论。这其中主要以《思想革命》、《旧日的新村》、《新村的理想与实际》为代表。周作人是最先在中国介绍日本新村的人，“他的人道主义思想与白桦的人道主义在结构形态上明显地存在着一脉相承的联系”。所以，周作人在1918年《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的演讲里，认为白桦派几乎成了文坛的中心，对以武者小路实笃为首的白桦派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与这种文艺理论指导相适应，周作人大量译介了白桦派作家的作品。例如：志贺直哉的《到网走去》、《清兵卫与壶卢》，武者小路实笃的《一日里的一休和尚》、《某夫妇》、《婴儿屠杀中的小事件》、《武者小路实笃集》等。另外他还翻译了江马修的《小小的一个人》，国木田独步的《少年的悲哀》，石川啄木的《两条四痕》。他与鲁迅合译了《现代日本小说集》(内收国木田独步、夏目漱石、有岛武郎、武者小路实笃、志贺直哉、芥川龙之介等15位作家30篇作品)。周作人与鲁迅在翻译日本文学时既存在相同点也存在不同之处。相同点存在于早期，他们的文学观亦较相近，所以在翻译弱小民族文学作品这一点上，他们表现了高度的一致。后期的鲁迅由革命民主主义立场不断向共产主义转化，而周作人则热衷于白桦派的人道主义思想，以至兄弟二人最终成了不同阵营的对垒人物。当然，这一现象的最终产生存在着多方面的主客观因素，并非单纯由某个方面的因素决定。尽管周作人后期的为人处世颇受世人的指责，但就日本文学在中国的译介而言，他与鲁迅是当之无愧的两面大旗。�2. 其他作家的翻译活动�除去周氏兄弟之外，中国亦有大批的学界人士以极高的热忱投入到日本文学的译介之中。文学理论方面有：罗迪先译《近代文学十讲》(厨川白村)，李达发译《日本文坛之现状》(宫岛新三)，樊仲云译《文艺思潮论》(厨川白村)，徐祖正译《爱与认识的出路——失了恋的人的道路》(仓田百三)。�文学作品方面有：夏丐尊译《女难》、《夫妇》(国木田独步)、《棉被》(山田花袋)、《秋》(芥川龙之介)；田汉译《菊池宽剧选》、《海之勇敢者》、《屋上的狂人》(菊池宽)、《桃花源》(武者小路实笃)；张资平译《不幸的男子》(武者小路实笃)、短篇小说集《别宴》(谷崎精二等)、《和解》(志贺直哉)、樊仲云译《桃色女郎》、《剧本》(武者小说实笃)；孙百刚译《出家及其弟子》(仓田百三)、《新村》(武者小路实笃)；张定璜译《死及其前后》(有岛武郎)、《殉情诗抄：海边的恋爱，断章》(佐滕春夫)等。此外，陈嘏发、徐傅霖、陈箸、方光焘、周白棣、章克标、汤鹤逸、许幸之、徐祖、郑伯奇、刘大杰、谢六逸等均有译作面世。
(三)“左联”时期日本文学翻译活动
“左联”时期是指从1930年“左联”成立到1937年的抗战开始。这一时期翻译文学最显著的特色是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高度繁荣。这一风潮既和国际形势相呼应，也符合国内文艺事业的需要。特别是这一时期的文艺理论，更是明显地带有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色彩。代表作品有：山田房吉《日本无产文学史的概况》(钱芝君译)、佐藤清《文学及社会及时代精神》(张资平译)、西三郎《俄国文学的现实主义的发达》(高纷译)等。还有关于各种流派的艺术表现方式的理论译作。例如本田喜代治《写实主义与文学》(侍书行译)、兆村喜八《表现主义的艺术》(张资平译)、荻原蒴太郎的《象征》(孙亻良工译)、宁冈良一《日本之个人主义文学及其渊源》(张资平译)等。�文学作品的翻译内容多样，各种流派的作品均得到译介。其中主要有唯美主义作家永井荷风的《旧恨》(方光焘译)，谷崎润一郎的《恶魔》(查士元译)、《春琴抄》(陆少懿译)，白桦派作家正宗白鸟的《向那里去》(方光焘译)，新现实主义作家芥川龙之介的《杜子春》(程鼎鑫译)，新感觉派作家横光利一的《拿破仑与新癣》(黄源译)，无产阶级文艺作家小林多喜二的《假期》(聂绀驽译)和现实主义作家夏目漱石的《哥儿》(章克标译)等。这一时期作品的翻译与日本进入其近代文学之后流派纷呈有很大的关系。由此可以看出，日本文学作品其时在中国的翻译是开放式的。�这里还有两个作家的翻译活动值得一提，他们是郭沫若和夏衍。郭沫若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他于1928年流亡日本后开始译介日本文学。在这之前，他主要译介的是德国等其它国家的文艺作品，尤其是诗歌。他于1935年翻译了《日本短篇小说集》，其中包括丰岛与志雄的《工人之子》，小林多喜二的《替市民》，德永直的《“抹杀”不了的情景》，芥川龙之介的《南京之基督》、《密柑》，志贺直哉的《真鹤》、《正义派》等15位作家的19篇小说。这一时期的郭沫若很注重马克思主义学说，所以他选择翻译的作品中，属无产阶级文学作品的占大多数。夏衍是现代文学戏剧界的泰斗之一。他从事文学活动则是从翻译外国文学开始的。他于1902年留学日本，1927年因参加日本工人左翼文艺运动而被驱逐回国。译作高尔基的《母亲》代表着他翻译活动的最高成就。这一社会主义文学的开山之作是夏衍使用两种日文译本翻译出来的。另外，他还翻译了日本作家的不少作品，如厨川白村的《北美印象记》，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芥川龙之介的《败北》，金子洋文的《地狱》，藤森成吉的《牺牲》，石川达三的《未死的兵》。郭沫若曾经说过：“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这既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也从另一侧面揭示了日本文学翻译在中国繁荣的原因。据不完全统计，我国从五四到新中国成立之前这一期间，大约翻译出版了日本文艺理论、小说、剧本等三百余种，大大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坛，也极大地影响和推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
三、新中国成立之后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日本文学在中国的翻译活动从50年代开始继续进行。对于新中国成立以后日本文学的翻译情况，本文拟分三阶段进行阐述。这三个阶段是：建国十七年的日本文学翻译、文革十年的日本文学翻译和新时期的日本文学翻译。
(一)建国十七年的日本文学翻译
从1949年到1966年间，据《中国日本学年鉴1949—1990》记载，共44位日本作家的75种文学作品得以翻译，内有小说、小说集、诗歌集、民间故事集、文学普及读物等。大量的无产阶级文学作品得以翻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三个作家：小林多喜二、德永直和宫本百合子。
(二)文革十年
1967年至1970年间，日本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可以说是等于零。直到197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才出版了三岛由纪夫的《忧国》。作为被定性为反动作家的三岛由纪夫，此时他的作品在中国的出现并不作为文学上的研究，而是被定位在军国主义的政治位置上供批判用。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197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小林多喜二的《沼尾村》、《在外地主》和《蟹工船》。
(三)新时期日本文学翻译
1977年文革结束，一切百废待兴。看腻了几出样板戏的文艺界、文学界渴望着精神世界的再度重建。中国文坛上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等文学现象的出现即是人们这种渴望的表现。日本文学在中国的翻译从1978年开始又恢复了生机，迎来了日本文学翻译在中国继五四时期之后的第二个高峰期。下面分两个阶段进行阐述：
1. 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这一时期的翻译可谓是全方位的翻译。严肃文学作品、日本文学史、作家传记、儿童文学、侦探小说均得到翻译，作品数量之多令人叹为观止。据不完全统计，此时期共有529种文学作品、44种儿童文学作品得到译介。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呢?首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改革开放的政策，日本文学的研究工作也得到了重视。全国各地日本问题、日本文化或日本文学研究机构纷纷建立。例如，1979年9月“日本文学研究会成立”1985年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与原国家教委合作在原北京外国语学院成立了“日本学研究中心”(现为“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等等。这些机构的建立无疑大大促进了日本文学在中国的翻译活动。第二个原因是翻译出版的某种程度的系统性。这一时期的许多译作均由不同的出版社结集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率先出版了众多日本名作，如丰子恺译《源氏物语》，周作人、王以铸译《枕草子·徒然草》、申非译《平家物语》、《日本谣曲狂言选》。另外，还有日本古典诗歌集《万叶集》、《古今和歌集》等。而以系列的形式系统地翻译日本文学的丛书系列当推1986年出版的《日本文学流派代表丛书》的面世。该丛书由李芒、李德纯、高慧勤主编，于1985年—1988年间由十家出版社联合编辑出版。内有浪漫主义作家森鸥外的《舞姬》；自然主义作家岛崎藤村的《家》，山田花袋的《棉被》，德田秋声和正宗白鸟的合集《战争受害者的悲哀》、《新婚家庭》；现实主义作家夏目漱石的《哥儿·草枕》，石川达三的《爱的终结》，山崎丰子的《女系家族》；唯美主义作家永井荷风的《舞女》，佐藤春夫的《更生记》，舟桥圣一的《意中人的胸饰》等十一部。另外一套集子《日本文学当代丛书》由刘和民主编，共五卷。第一卷《夕雾楼》，是水上勉等的中篇小说选；第二卷《冰点》，是三浦绫子等女作家作品选；第三卷《磋跌情》，是石川达三等的长篇小说选；第四卷《砂女》，是安部公房等的中长篇小说选；第五卷《仙惑》，是电影和话剧剧本、诗歌选。这种以系列形式大规模地译介日本文学的活动在90年代成为主要特点。原因之三，此时中国文坛历经十年的荒芜之后，急需注入新鲜的血液。但中国文坛的重新建构并不是一夜之间便可以完成得了的。因此译介外来文学，引进外国文学以充实中国文坛便成为一时之需。这时的引进和五四时期的引进从表面上看虽然很相似，但却存在着质的区别。五四时期是将这种引进作为对抗旧文学的武器，意在革新思想，是新文学的奠基石。而这时的引进则更多的是填补文革之后的空白，当自我本身无法在较短时间内提供精神食粮时，翻译外来作品是最为简捷有效的。这也是这一时期翻译作品不少属通俗文学而非纯文学作品的原因。
2. 90年代，90年代日本文学在中国译介的最大特点是：翻译文学作品系列化，热点集中，特别是作家个人的作品集系列出版。文学上出现这种现象很大程度上与社会发展有关。90年代的中国是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商品意识、经济意识逐渐构成社会的主流。商业集团化使得各家出版社在发行某一作家的作品系列集之前，必须考虑其经济效益，小打小闹的操作在这种背景下不得不让位于有影响的作家个人作品系列集。这也是商业集团化在文学中的反映。当然，对于研究人员来说，作家作品的系列出版也有利于研究。下面简要介绍一下九十年代较有影响的三套作家个人作品系列。1991年日本文学研究出现了三岛由纪夫热，起因有二：1)学术研究无禁区的原因使然。2)80年代中期三岛由纪夫的作品才开始被介绍到中国。在这之前三岛由纪夫一直被作为反动作家而被禁闭于研究的禁区之内。与1971年翻译其《忧国》作为批判之用不同，90年代人们对三岛由纪夫的研究大体有两个主要方向。一种倾向对其作品的艺术价值、文学性格、审美意识等的观照；一种则通过对其艺术美的分析，揭示其丑恶的反动性。总而言之，这股文学研究热在批判其反动政治态度的同时，也肯定了其作品在艺术创作上的可挖掘性。由于这一研究热潮的推动，加之该作家在现实中因激烈的自毁行为而披上了神秘的外衣，不少读者希望能够读一读他的作品，至少能够有所了解。1995年作家出版社很快出版了“三岛由纪夫文学系列”。其中包括“丰饶之海”四部曲《春雪》、《奔马》、《晓寺》、《天人五衰》，以及《假面自白·潮骚》、《忧国·仲夏之死——短篇小说集》、《爱的饥渴·午后曳航》、《金阁寺》、《阿波罗之杯——散文随笔集》、《弓月奇谈——近代能乐、歌舞伎舞》、《怪异鬼才三岛由纪夫传》共11本。这既满足了研究者的需要，也适应了文化市场的需求。1994年江健三郎继川端康成之后，成为日本第二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对他作品的研究，随之成了90年代的又一个热点。作家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分别出版了大江健三郎的作品集，其中包括：《个人的体验》、《万延元年的足球队》、《性的人》、《广岛札记》、《死者的奢华》等。在这之前，中国读者对大江健三郎是很陌生的。可大江健三郎早已是日本战后文学的重要人物。《战后日本文学史》称“大江健三郎塑造了独特的形象，创造了独特的文体，终于成为新时代文学的旗手”。他的作品因大量消化吸收了西方的文学技巧，又扎根于日本民族的思想感情、思考方式和审美情趣，因而获此殊荣。1996年，漓江出版社出版了当代日本“都市文学”代表作家村上春树的精品集(林少华译)，共有《挪威的森林》、《青春的舞步》、《象的失踪》、《寻羊冒险记》、《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五部小说。村上春树是目前日本最受欢迎的纯文学作家之一，被称为“80年代的夏目漱石”。他的作品多以现代大都市青年男女为主人公，展示物欲横流的大都市的异化，现代社会的孤独和冷漠，青年人主体意识的丧失和对纯真感情的真诚怀想。译者林少华认为他的作品“善于把西方冷静的理性分析，荒谬的梦幻意识同日本文学传统中的精髓熔为一炉，多以刻画大都市中小人物尴尬处境和青年知识分子失重的精神世界见长”。村上春树的创作一反日本小说常见的细腻委婉、优美纤细，而是简洁、明快、幽默，可读性强。这种风格显然打破了日本纯文学文坛的沉闷气息。四、结语日本文学翻译在中国的历程，经历了两起两落。维新运动到五四之前的这一时期为开创期，梁启超是引导这一开创时期的主要人物，为第一次高潮的来临奠定了基础。两次高潮分别是五四至新中国建立之前和新时期。这两个时期的共同点是译作数量多，译者群大，涉及面广。不同点在于前者是一次革新旧文化的翻天覆地的质的变化，重在吸取。后者重在介绍，一方面是对中国文坛的补充，另一方面是人们用作了解、借鉴外来文化的媒介，不存在质变的问题。两次低潮分别出现于抗战时期和文革时期，原因不言自明。近一个世纪以来，日本文学在中国也随着中国文坛经历了风风雨雨，而众多译者对此做出的贡献令人钦佩。中日两国文化的交流，随着地球的不断变小，前景将更加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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