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大赋兴起于汉初,衰落于汉末。它的兴盛和衰落与时代有着密切的关系;与帝王本人爱好的变化和对它的利用程度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人们在谈到汉大赋兴盛的原因时,多以为是汉帝国的强盛给文学家以创作的激情,客观上为赋提供了创作的环境。其实仔细追究起来,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的历史偶然与巧合,正是这种偶然与巧合,成为汉大赋的兴盛和日后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必须承认,汉代的几位皇帝对汉大赋的繁荣和日后的衰落起了重要的作用。武帝作为一国之君不但有治国的才略,还具备了文学家所应有的创作和鉴赏水准。在他即位之时,政治经济的发展为文化建设提供了充分的条件,他在文化事业上网罗人才,积极建设,在这个前提下大赋应运而生,其契合点就在枚乘身上。《汉书·公孙弘传》载:“上(武帝) 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轮迎枚生,见主父而叹息。”不幸的是枚乘病死途中,没有享受到武帝将要给予他的礼遇,但是,这却预示着大赋将要引领汉代文坛的前景。枚乘的代表作《七发》被誉为是汉赋发展史上带有转折性意义的作品，它不仅从结构和语言上对后来的创作影响很大,为司马相如的作品奠定了基础,而且在内容上,后来诸家并没有跳出它的范围:“莫不高谈宫馆,壮语畋猎,穷瑰奇之服馔,极蛊媚之声色。”
武帝提倡辞赋的另一个原因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汉初,一些不安分的诸侯王以招贤纳士为名,网罗人才,积蓄实力,企图取天子而代之,吴王濞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同时实力比较雄厚的还有楚元王、河间献王、淮南王等,各类人才也多集中于诸王门下。武帝大倡辞赋,为赋家提供一定的待遇和机会,将诸侯王左右的游士吸引到中央政权周围,为汉天子的兴废继绝而润色鸿业,完成了汉代文士从诸侯王的领地向中央政权靠拢的政治转移,保证了大一统帝国的长治久安。
步武帝后尘热衷于辞赋的是汉宣帝。他有一段关于辞赋的高论常常为研究者所引用。《汉书·王褒传》载:“上曰:‘不有博弈者乎? 为之,犹贤乎已。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辟如女工有绮 ,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悦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从美学角度来看,宣帝把赋的价值世俗化、实用化了,把赋与博弈、流行音乐相提并论,认为它除了能够遣兴娱志之外还有一点点宣传教育作用,宣帝的这一认识虽然不失其客观性,但比之武帝那种附庸风雅、兴废继绝、润色鸿业的审美要求是大大倒退了一步。
武帝的文化建设既是统治的需要,也是一代天子的审美需要,而宣帝则多了享受生活的成份,他的言语侍从们也由于体会到赋家地位的微卑,因此那种向上的主动和热情都减弱了许多,但又因为摆脱不开所处的境遇,而真正沦为纯粹的言语侍从,“所幸宫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扬雄认为大赋的华丽形式损害了它应具有的讽谕功能,在干预政治方面,不但没有发挥讽谕的作用,反而助长了皇帝的奢欲,加之他极不满意赋家在帝王心目中类似倡优的地位,因此不但辍不复为,而且攻击有加。扬雄对于大赋的批评长久以来一直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看法,认为大赋浪漫的想象、夸饰,语言的华美是腴辞害骨,不应提倡的。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中对枚乘、司马相如的代表作都批评道:“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意。”他所认为的大赋应该是以儒学为思想基础,以朴实的外表,讲述与国家和社稷有关的内容,而不应夸而失其实,丽而没其质。大赋的创作在扬雄、班固这里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一方面是因为历史条件的变化,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扬、班二人的思想局限。大赋初创时期的浪漫和热情洋溢、文辞斑斓等,都为凝重、板滞和经学气息所代替,模拟的作品越来越多,讲经论道的分量愈益加重。
东汉后半期的100 年中,帝王一改前辈的励精图治而生活趋于奢靡, 帝王对辞赋的兴趣再次削弱。马融在《广成赋》中因为讽刺了那些兴文德、废武功的当权人士,得罪了掌权的邓太后及其外戚兄弟,滞留东观十年不得升迁,这对当时的赋家是一个深刻的教训,赋家也就逐渐地从皇权的生活中退了出去。此后除了张衡的《二京赋》外,汉代再无其它大赋作品出现,整个赋体文学的主题呈多元化倾向,各叙其事,各抒其情。
从大赋发展的历史背景来看,它的衰变主要表现在: (一) 大赋的兴盛和衰退与帝王本人爱好的变化和对它的利用程度有着直接的关系。(二) 赋家的地位问题没有解决,使得作家企图以文干政的目的难于实现,必然影响他们的创作情绪和作品走向,从司马相如那里就开始出现了苗头,他常常称病不去待诏。(三) 随着王朝的日益没落,皇帝本人多无所作为,他们没有什么可以让赋家用宏辞丽句去赞扬的东西,大赋自然丧失了它赖以存在的土壤。所以东汉中叶以后,再没有气势恢宏的大赋出现,应是情理之中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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