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文学成就突出的人，往往充满浪漫主义色彩，而政治讲究的是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因此，古往今来文化名人几乎都很难实现政治抱负。
一直到
苏轼去世60年以后，
南宋的孝宗追赐
苏东坡谥号文忠公，赐太师官阶，出版苏文忠公文集，苏轼终于享受到生前没有享受到的无限荣光。从政治抱负看，苏轼无疑是个失败者，他在仕途上遭遇了太多的坎坷。但是，逆境反而成就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学家、诗人、书法家，今天我们诵读苏轼之文、之诗、之词，品味其书、其画，集中国文人精神之大成者，苏轼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
(一)反对
王安石变法：苏轼初登仕途元时，正是
北宋各种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士大夫呼吁改革变法的时期。苏轼本来也是积极支持改革的，在嘉佑六年制科考试时所写的《进策》中,他就发表过改革弊政的议论.嘉佑八年(公元1063)年在凤翔认上所作的
《思治论》中又针对“财元不丰,兵元不强,吏元不择”三种积弊，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方案。
（二）谪居黄州。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谪居黄州。苏轼尚在盛年四十五岁，正是一生中的黄金时期，却被放逐到这个文化落后的
江城之地，并无实际官守，无一事可为，不啻是对自己生命的存在，肆其无情的摧残，这种打击，落在热爱生命、满怀抱负的苏轼身上，必然构成最无助的压迫和痛苦。他感叹白发愈来愈多，时间观念的困扰，成为他最难解脱的悲哀。黄州的实际并不象他初到黄州所认为的平静、安谧。一方面的他的政治处境仍很险恶，另一方面经济上他也十分拮据。每月初一取出四千五百钱，分为三十块，即一百五十钱。黄州的一位穷书生马正卿替他向官府请来一块数十亩的荒地，他亲自耕种，以这些收获捐济“困匮”“乏急”之急。
三）再贬惠州、
儋州。在黄州四年谪居生涯后，苏轼又到
汴京做官，思想有了很大转变，“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经过长期对新法的认识，苏轼开始明白其价值并表示了赞同，向王安石靠拢。公元1094年，改年号为“绍圣”，旧党人物吕大防，范纯仁罢职，
新党人物章淳，安寿弃出任宰执大臣。他们抛弃王安石新法的革新精神和具体政策，打击“元佑党人”作为主要目标，苏轼兄弟首当其中。苏轼在惠州，儋州的贬谪生活是黄州生活的继续，提供了他接近下层人物的机会。直接、深刻的下层社会生活的体验，也使苏轼同情人民关心国事的恩性有所发展。他一如既往，关怀民生。广州食用咸水，常常患疾疫，他给知州王敏仲写信，建议从二十里外的蒲涧山用竹筒引水来城……
可见政治挫折和生活窘迫并没有压倒他倔强，坦直的性格，没有减弱他旺盛的创作力。而这些也是黄州时期的继续与发展。与黄州时期一样抒写贬谪时期复杂矛盾的人生感慨；诗歌另一重要内容对岭南、海南生活和风光的赞美描绘；诗歌在艺术上的日臻圆熟，并追求淡雅高远的风格（前人对苏轼晚年的诗风作过很高的评价）；文艺思想的阐述和创作经验的总结（乃是一笔巨大的文学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