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思想核心以及对后世的影响

如题所述

孟子的思想核心以及对后世的影响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中国儒学的历史长河中,先秦无疑是最基本的源头。先秦儒学奠定了中国儒学的发展基础,影响并规范着后世儒学。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儒学的基本范式在先秦时期即已形成,而后儒则只是不断地对先秦儒学进行诠释与发挥、发展。本文试对先秦儒学及其影响略作论析,管蠡之见,就教方家。 “儒”的起源甚早。本世纪30年代,胡适曾撰《说儒》,据《说文》而以“儒”字从需从柔,称“儒”本是着殷服、守殷礼,持守“柔逊的人生观”的“殷民族的教士”(1)。此论曾受到很多学者的质疑,郭沫若即曾对之严加痛斥(2),但凭实论来,此论并非毫无见地。70年代中叶,徐中舒先生通过甲骨文字的研究确证“儒在殷商时代就已经存在”,并认为古代之儒,其职为祭祖事神、经理葬事、为人相礼等(3)。这表明胡氏所谓“儒是殷民族的教士”的观点有一定正确性,当然,他说“儒”代表着“亡国遗民忍辱负重的柔道人生观”便不允当了。 尽管如此,作为一个以有体系的思想为坚定理论基础的儒家学派,乃是到春秋末叶才由孔子创立而成。对此,郭沫若指出:“儒之本意诚然是柔”,但“儒应当本来是‘邹鲁之士缙绅先生’们的专号。那在孔子以前已经是有的,但是春秋时代的历史产物,是西周的奴隶制逐渐崩溃中所产生出来的成果。”而孔子“把从前由贵族所占有的知识普及到民间”,促成了“儒的职业化或行帮化”(4)。侯外庐先生也认为,“‘儒’这种职业并不始于孔子”,但孔子“开创了儒家学派,在‘私学’的中国思想史起点上完成了发端的一环,实无可疑。”(5)由此可见,在考察‘儒’的历史起源时,虽可将视野一直投放到殷商时代,但若论儒家学派或作为其思想理论基础的儒学,则只应从孔子开始,因为正是孔子才真正把儒术变为儒学,并据之创立起儒家学派。 从创生出儒学,并进而为儒家学派奠定下坚实理论基础角度来论究,孔子思想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其提出的“礼”论和“仁”论:前者是对古代诗书礼乐传统的继承,却又并不拘守传统礼制的形式而有所休整,更充实以“仁”的精神,遂使之成为一种具有普泛意义的政治论理学;后者则是依据着礼乐传统而作的理论创造,是一种反映了社会变革时代精神、弘扬着人性的新兴哲学。在孔子那里,“礼”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乃是“仁”。“礼”只是一种相应于现实需要而酌予损益的形式,并且,这种形式只有透过内蕴着的“仁”的精神,才能获得价值意义,才不致于流为徒具形式的具文,所谓“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故其说:“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涖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涖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同上《颜渊》)与“礼”不同,“仁”本身就有很重要的价值意义。以对人性、人的价值之体认为前提的“仁”,其基本含义是“爱人”。一方面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同上《述而》),另方面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同上《雍也》);二者之结合,即为以“爱人”为根本原则的“忠恕之道”。“仁”是个人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这种境界并非高不可及,“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同上《学而》)在具体行为实践上,“仁”又体现并统摄着恭、宽、信、敬、惠、敏、勇诸德,而“孝悌”则为其最基本、最重要的内容,由此可见,“与人的自我更生、自我完善和自我完成的过程相联系着”的“仁”,“主要地不只是一个人际关系的概念,而勿宁说它是一个内在精神的原则”,至于“仁”则只是“‘仁’在特殊的社会条件下的外在表现。”(6)因此,如果说“仁”与“礼”相为表里的结构观念是孔子所创生的儒学思想体系的核心,并且这个核心性的结构观念又奠定了整个中国儒家学派的思想理论基础,那末,在这个结构中,“仁”为体而“礼”为用、“仁”为本而“礼”为末,“仁”体“礼”用或“仁”本“礼”末是孔子思想最重要的特征。 孔子殁后,儒分为八,“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之儒,有孙(荀)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韩非子·显学》)儒门八派皆对孔子思想有传扬之功,而从对后世影响角度来考察,值得注意的则是颜氏之儒、思孟之儒和孙(荀)氏之儒。 “颜氏之儒”指的是颜回。颜回是位英年早逝的卓越儒者。他先孔子而亡,将他列入孔子殁后的儒门八派之中似乎不妥,但他不仅在先秦,而且在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史上都享有盛名。颜回虽无事功见称于世,学理上亦无甚创获,但他好学慕道,一心向上,以全副身心体悟孔子思想,并将之作为自己思想和行为的准则。他对孔子的人格精神和学问、思想充满着由衷的敬仰之情,尝“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未由也已。’”(《论语·子罕》)他更好学、自省、力行,不断完善、提高自己,从而逐渐达到孔子所提倡的“仁”德之境。在孔门群弟子中,孔子独对颜回赞誉有加,如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同上《雍也》)屡赞其“好学”上进,“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中庸》)“吾见其进,未见其止。”(《论语·子罕》)故不仅说:“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同上《雍也》)而且还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同上《述而》)正因如此,后人遂十分看重颜回。汉高祖十三年(公元前195年)以颜回配享孔子,祀以太牢,三国魏正始二年(241年)将此举定为制度,这使颜回由穷居陋巷的一介布衣寒儒跃入庙堂。唐开元二十七年,诏湓孔子为文宣王,而以颜回为亚圣、赠兖国公。金章帝明昌年间,在曲埠诏建兖国公颜子庙。直至元至顺元年(1330年),文宗以孟子为“亚圣”而改封颜回为兖国“复圣”公,颜回的地位才屈居孟子之下。但元及其后历代,孔门其他弟子及历代从祀贤儒的配享座次时有升黜,甚至连孟子也曾一度险些失去配享从祀资格,吃不成孔庙的冷猪肉,而唯有颜回“复圣”地位从未有稍许变易,爵秩特优而不废。其“圣誉”之隆,于此可见一班。 颜回手人并没有留下多少值得称道的思想,但他的人格精神深深吸引着后儒。“颜回”,作为一种象征符号,在中国儒学史上有着经久不衰的影响。宋明时期,由周敦颐、二程发端,学术思想界还出现过一个盛行数百年之久的“学颜子”的运动。它不仅与道学思潮相始终,而且成为道学思潮的主要内容之一,从一个侧面体现了那个时期的时代精神。 “思孟之儒”指的是子思和孟子。子思曾受业于曾参,以“昭明圣祖之德”为已任。他撰《中庸》,阐述、发挥孔子的“中庸”观,完善、深化了孔子的伦理思想,故被后世称为“述圣”。孟子曾“受业子思之门人”(《史记·孟荀列传》),“治儒术之道,通‘五经’,尤长于《诗》、《书》”,学成后“以儒道游于诸侯”。(赵歧:《孟子题辞》)然其学终未能行于世。晚年,他“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荀列传》)孟子一生以“学孔子”为志,积极致力宣传和发挥孔子的学说思想,对儒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故被后人尊奉为仅次于孔子的“亚圣”,而孔孟之通也就成为了作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核心的儒学的代称。 子思所撰《中庸》,原为《礼记》中的一篇,仅有3469字,却在儒学史上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是中国传统士人必读的儒经之一。《中庸》之所以重要,主要在于其发挥了孔子的“中庸”观(7),提出了一个以“致中和”为核心内容的思想体系。所谓“致中和”,就是要达到“中和”、极尽“中和”,与“中和”之用同义。其前提是“天命之谓性”,即“性”为“天”之所命或“天”所赋予。此先验之“性”即“中和”:“中也者,天下己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这就把孔子的“中和”即“中庸”之道提升到世界观高度,视为宇宙的本体和法则。并且,这意义上的“中和”与“诚”有本质上的一致性,故“致中和”可使“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而“存诚尽性”亦可“赞天地之化育”。“诚”又体现为“人道”或“人性”:“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天道”与“人道”由“诚”沟通,在“诚”的基础上达到有机统一。人们循此途径就可达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从这种观点出发,子思提出“修道”之法,郎以“尊德性”(此被朱熹称为“存心”之功)、“道问学”(此被朱熹称为“致知”之功)来“致中和”,达到“诚身”之境,收“天地位”、“万物育”之效。这样,子思就以其《中庸》来为儒家伦理提供了哲学依据,既使儒家伦理具有较为完备的理论系统,又使之具有一定的哲理思辨性。 孟子是战国中叶的儒学宗师。他对儒学的发展有卓越的贡献,宋儒施德探曾对此予以评析,称:“孟子肖大功四:道性善,一也;明浩然之气,二也;辟杨、墨,三也;黜五霸而尊三王,四也。是四者,发孔氏之所未谈,述《六经》之所不载,遇邪说于横流,启人心于方惑。则余之所谓卓然建明者,此其尤盛者乎?”(《孟子发题》,见《宋元学案》卷四十。)不过,若以最具特色、且对后世影响深巨者而论,孟子思想中尤为值得注意的乃是下列二端:其一,以“民本”主义为特质的“仁政”学说。孟子力倡“民本”,说: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手诸侯为大夫。诸候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孟子·尽心下》) 又据之而谓:“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同上《离娄上》)所以,他要求统治者实行“仁政”:经济上,不仅要“薄税敛”,而且更要通过“正经界”、“行井田”等制民“恒产”,使百姓有“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的经济能力;政治上,既要“省刑罚”,更应注重民意,凡国之大政能否施行均要以民心民意为准的;文教上,君主要“与民同乐”,设校教民,提高广大民众的精神生活水平。其二,以“性善”论为基础的心性之学。孔子虽有“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之言,但他并未详尽讨论过心性问题,故而“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同上《公冶长》)孟子则始揭“性善”论旨,大倡其“心”说,真正开启了儒家心性论的先河。他说: 乃若有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下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孟子·告子上》)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户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同上《公孙丑上》) 这就不仅肯定了人的本性是善良的,而且更把这善良的本性视为人与非人的分水岭。所以,孟子主张人应该充分认识自身所具有的善良本性,并尽力扩而充之,以不断完善提高自己的道德境界。他说:“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穿逾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受尔汝之实,无所往而不为义也。”(同上《尽心下》)又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同上《尽心上》)孟子这种以“不性善”论为基础的心性观念,是对人的本质认识的深化。它基本完成了中国哲学史上从被宗教形式扭曲的自然到人的第一次转折。这在人类思想文化史上无疑是有深远意义的。 如果说汉唐诸儒“泥于训诂,多不精义理”(《黄氏日钞》卷八十三),“思孟之儒”对他们并无多大影响,那末,自唐代韩愈以来的儒者则从“道统”立场确认子思、孟子的历史地位,“思孟之儒”才真正引起学皆们的普遍关注。宋明道学诸儒更竭力表彰《中庸》、《孟子》,将它们与《论语》、《大学》并称为“四书”,使之凌驾乎《诗》、《书》、《礼》、《易》、《春秋》“五经”之上。他们积极推阐“思孟之儒”的心性学,遂将儒学推向新的发展阶段。至于孟子以“民本”主义为特质的“仁政”思想,迭经千数百年的历史发展,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重要传统,对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均有深远影响。迨至晚明清初到清末民初,从早期启蒙者到近代启蒙者,进步思想们多藉孟子之论以倡反对君主专制主义的民主思想,还以孟子“民本”论为媒介来理解、接纳、消化近代西方的民主思想。 “孙(荀)氏之儒”指的是荀子。荀子以人“最为天下贵”(《荀子·王制》),在“人道有为”的认识基础上,认为人只有通过主体能动性的发挥才会不断促进自身的进步和发展,说:“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敬其在己者,而不幕其在天者,是以日进也”。(同上《天论》)这种对人的价值的高度体认,充分表现出其所具有的自信和进取精神。但不同于孟子,荀子力主“性恶”说,认为人生而有生理欲求和不断提高的物质生活需求,如“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偷佚,是皆生于人之性情者也”(同上《性恶》),而这种种显现为“人之性情”的欲求“必出于争夺,舍于犯分乱里而归于暴”(同上)。为了“化性起伪”,“圣人”“起礼义、制法度”,矫正和导化人的情性,使之“出于治,合于道”。据此,荀子十分重视“礼”,认为:“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序,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同上《贵国》)“少事长、贱事贵、不肖事贤,是天下之通义也。”(同上《仲尼》)他所谓“礼”,虽源于孔子,却比孔子之“礼”有着宽阔得多的范围:它“以财物为用,以贵贱为主,以多少为异,以隆杀为要。”(同上《礼论》)其实际效果则是“断长续短,损有余、益不足,达爱敬之文,而滋成行义之美者也。”(同上)故“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守”(同上《修身》);“礼者,政之车免也;为政不以礼,政不行矣”(同上《大略》)。因此,如果说“思孟之儒”着重以“性善”论为基础而发挥孔子的“仁”学,那末,“孙(荀)氏之儒”则着重以“性恶”论为基础而发挥孔子的“礼”学。 尽管同出于孔学,但荀学与孟学又确有所区别。譬如,“就‘内圣外王’之道的儒家核心主题言之,孟子侧重的是‘内圣’一面,开创儒家心性之学的传统;与此对应,荀子则转而重新着重‘外王’问题,极大地突出了‘礼义’的地位。对‘外王’的思考要求更多地注重现实本身的具体情况,因此,与孟子理想主义的高蹈风格形成对照的,是荀子现实主义的务实态度。这种态度首先表现在对作为政治设计之基本前提的人性的看法上。孟子是从当然之理入手,就先验层面辨析人之为人所应有的超自然性,得出性善结论,再从此先验普遍之善出发,演绎出各种不同的行政程序。荀子则转而从经验层面入手,立足于人作为自然一言防的前提进行综合归纳,他实质上是继承了告子即‘生’而言‘性’的路子”。(韩德民:《荀子手儒家的社会理想》第133页,齐鲁书社2001年版)当然,荀子在“完成了对孟子式纯粹理想形式本身的超越,展示出儒家社会理想之可能的实践性力量”的同时,又“随着‘义’作为价值原则温子式理想主义色彩的淡化”而使得儒学“对现实实践的超越性和批判性也受到了削弱,而这种超越性和批判性,本是保证自己手各种具体社会利益拉开距离,从而有效承担文化共同体疑聚核心功能的重要条件。正是这样的内在价值观上的重心转移,为月的代经学阶段‘名教’的异化埋下了最初的伏笔”。(上书第135、140页) 荀子深于经学,对儒家经典有传扬之功。清需汪中对此评述道:“自七十子之徒既殁,汉诸儒未兴,中更战国、暴秦之乱,六艺之传,赖以不绝者,荀卿也。周公作之、孔子述之、荀卿子传之,其揆一也。盖深于经学,孟、荀所不同,然孟子虽醇乎其醇,而既没之后,大道逐绌,徒党旋尽,传经之功,宜莫能与荀卿比隆矣。”(《述学·荀卿子通论》)大体说来,荀子既从理论层面上强调学习儒经的重要性,指出:“学恶乎始、恶乎终?”“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故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荀子·为学》)又在传授儒家经典方面做出重大贡献,如《诗》、《春秋》、《乐》、《礼》、《春秋》诸经的传授皆与荀子有密不可分的关联。没有荀子的传授,汉儒经学之兴是很难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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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推荐于2017-09-02
孟子的政治思想及其学说对后世的影响

①民本说

孟子指出「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轻」, 认为政府要保障人民的利益, 君主应以爱护人民为先决条件。因此, 天命在于民心而不在于君主, 若君主无道, 人民便可推翻他;但若君主有道, 人民便应谨守岗位。

②法先王

孟子主张行仁政, 必须效法先王(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的王道统治政治, 这样便能把仁政施行于天下。

③仁政与王道

孟子主张施行仁政, 必须先有仁心, 然后方推行仁政。孟子认为“人有不忍之心”, 乃有“不忍人之政”, 仁政, 是统一天下者必具备的条件。而仁政的具体表现, 就是使百姓安乐的王道, 要实行王道, 又要“尊贤使能”。

④德治观念

孔子论“仁”, 是自觉的道德; 孟子的“仁”, 则兼具教化的功能。君主应培养出德性, 这是施行仁政的条件, 故主张“有德者执政”。

⑤反对霸政

孟子提倡以德服人的仁政, 反对武力服人的霸政, 目的在减轻民生痛苦, 缓和社会矛盾, 故孟子主张“王道政治”, 反对霸力服人。

⑥恢复井田制度

孟子认为理想的经济制度是“井田制度”。“井田制度”,即土地为国家公有, 国家授田人民耕种, 但人民亦要助耕公田, 当作纳税, 因此, 农民便有“恒产”(恒常固定的田产), 国家自会安定。

孟子学说对后世的影响

①启发宋明理学

孟子提出“内圣之学”指出人的天性是善良, 只要每人扩充善性, 压抑物欲之性, 自身反省。这种内省的修养方法, 成为后世儒家思想的主流。程颢、程颐、陆九渊、王阳明等宋明理学家, 都是继承孟子这方面的学说。

②促成“道统”观念

孟子时,把尧、舜、禹、禺、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等, 视为儒家的“「道统”(一脉相承的知识系统)。从此, 儒家的道统观念与儒家思想之间, 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

③民本思想的影响

孟子的民本思想, 行仁政的主张, 一切以民心向背为标准。这套革命理论, 成为中国传统政治理论的创见, 虽然此说缺乏现代的民主精神, 却成为传统制度中, 抑制君权的合理性渊源。孟子“为民制产”的主张, 更成为历代经济制度的最高理想。
孟子的性本善,说教化可以唤起人的善的本质,我觉得类似于基督教的“只要信仰,便可得救”。同为儒家的荀子认为“性本恶”,为他的学生李斯和韩非提供了严刑厉法的理论。但在当时那个混乱的年代,也许后者最符合当时历史的发展潮流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第2个回答  2012-06-17
施仁政,行王道”是他政治思想的中心内容。他系统阐述了“仁政”型社会和谐理论,这一理论以经济和谐为基础,以道德和谐为核心,以上下和谐为主干,以善政善教为两翼。他主张“以德服人”,反对暴力治国,认为只有用“德”才能使人“心悦诚服”。“重民轻君”是他“仁政”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把人民放在第一位,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孟子还十分注意人格修养,他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名言对于塑造中华民族的精神性格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尤其对中国历代优秀知识分子的性格塑造,更是起到了直接的作用。孟子强调人的价值和尊严,更强调人的社会责任心。他赞扬禹稷的救世精神,提倡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他认为,生命与义,都是人所珍贵的,当生命与义不可兼得时,应当舍生取义。

在教育思想上,孟子非常重视培养贤才,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作为人生最大的乐事。他认为“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尊贤使能,俊杰在位”是国家富强的根本。他继承和发扬孔子的教育思想,以“性善论”为基础,提出了“明人伦”的教育目的,特别强调学习过程中要有独立思考和见解。

孟子离开我们已经两千多年,他的性善说成为中国传统人性论的主流;他的王道、仁政学说,历代王朝奉为施政准则;他的良知说,启发了宋明理学的革新派;他的养气说,为后来心性论提供了可贵的思想资料;他的仁者无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思想,为后世外交军事的最高指导原则;他关心农业生产,使人民不饥不寒,几千年来被为政者奉为圭臬;他的社会和谐理论是中国古代社会和谐理论的代表,对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依然具有多方面的启迪意义
第3个回答  2011-12-22
第一、孟子的主要思想
一、性善论
孟子的主要哲学思想,是他的人类性善论。“性善论”是孟子谈人生和谈政治的理论根据,在他的思想体系中是一个中心环节。 他认为“仁、义、礼、智”是人们与生俱来东西,不是从客观存在着的外部世界所取得的。“性善论”是一套唯心主义的说法,不过,孟子以“性善论”为人们修养品德和行王道仁政的理论根据;还具有一定程度的积极意义。
二、道德论
“仁义”是孟子的道德论的核心思想。孟子所说的“仁义”,是有阶级性的,是建筑在封建等级社会的基础之上的。但是,他反对统治者对庶民的剥削,反对国与国和家与家的战争。
第二、孟子对後世的影响
一、 奠定儒家的发展基础 孔子在世之时,即曾受长沮、桀溺、楚狂等隐者的讥讽。及至战国,杨朱为我,摆脱仁、义、礼、乐的束缚,但求个人心情恬淡,给儒家一大冲击;而墨家以兼爱、尚贤,反对儒家的亲亲,用节葬、非礼反对儒家的烦琐礼仪,当时「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对儒家自构成一大威胁;孟子站在儒家立场,力拒杨墨,以维护儒家,驳斥异说为已任,故孔子未论及的问题,如价值根源,政权转移等问题,一一加以补充,使儒学体系,更臻完备,对日後儒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二、 启迪循环史观之出现 在<孟子.公孙丑篇>中有「五百年必有王者」的说法,而<尽心篇>又具体指出「由尧至汤五百有馀岁...由汤至於文王五百馀岁...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馀岁。」周而复始的循环,是逢「五」而起变化的,又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五世而斩。」亦说明君子、小人的恩泽,也是逢「五」而起变化的,近乎五行推运的学说,其後邹衍扩大五行学说,成阴阳五行家,故荀子说子思、孟子是五行学说的创始者。
三、 奠定日後五常理论的基础 孔子提出「智、仁、勇」三达德,至孟子而把「仁、义、礼、智」四德相提并论,并赋以定义:仁为不忍人之心;义为羞恶之心;礼是辞让之心;智是是非之心,较孔子更进一步把德目概念化。至汉代董仲舒又在孟子「仁、义、礼、智」四德上,加进了「信」,曰:「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脩饬也。」而「五常」之说,成为日後儒家伦理学说基本之一;而且「君臣有义,父子有亲,朋友有信,夫妇有别,长幼有序」五伦之教,更是社会秩序的最大支柱。
四、 启迪两汉儒家之经济均衡理论 孟子主张「为民制产」,赞扬西周的井田制度,更进而强调「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成为儒家的经济均衡理论的指标。汉儒远绍之,董仲舒「限民名田」的建议、师丹的「限田」与王莽的「王田制」的实施,皆用孟子理论的影响而成。
五、启迪後世尊王道、轻霸政的观念 孟子的政治思想特别重视「别王霸」,强调「仲尼之途,无道桓文之事者。」後儒用其影响,皆重王道而轻霸政,重视民生,更成为後世君主所祟尚的理想政治,於後世君主的统治方法,有著深远的影响。
六 、构成宋明理学理论之基础 儒家心性之学,实肇始於孟子,认为人性本善,是与生俱来;而人之所以变坏,及受物欲所蒙蔽而矣,宋明理学便主要在这基础上展开,而宋儒治学,所凭藉者是<周易>与四书,<孟子>即为其中之一,可见影响之大。
七、 启导後世的禅宗理论 孟子的心性学说和「人人皆可为尧舜」的见解,与唐代禅宗南派的「以心传心,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主张,颇有相近。
八、启迪後世的民权思想 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贵思想,此与近世民主宪政理想虽尚有距离,然已补孔子政治理论之不足,对中国近代民主政治有极深的启发,孙中山先生的民权思想亦颇受孟子的影响。
总之,孔子死後,门人弟子对孔子学说的理解渐生歧异,至战国时代,各国务於合纵连横,孟子乃祖述唐虞三代之德,传孔门「仁义之道」,虽然列国君主「迂远而阔於事情」而不用,然备受後世儒者之尊祟,韩愈更推为「孔子传之孟轲,孟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可见孟子在学术史上的地位极为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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